《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第二节　毛泽东点评梁山众好汉

　　一、毛泽东对梁山众好汉的独特评价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底层人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有学者认为，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口头传说、艺人讲说演唱的基础上，由施耐庵加工编撰而成。这种说法还有待考证，但《水浒传》确实具有民间文学的鲜明特点，更可贵的是，小说在具有庞大人物系统的同时，又保持了严整的结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是一条贯穿前半部书的主线，但主线中的每一个故事和人物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水浒传》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简单、明快、准确、生动。书中的价值观又与中国世俗的价值观有诸多牵连传承，比如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杀富济贫”等。

　　此外，《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极为生动，有个性，有生命，栩栩如生，惹人喜爱。梁山泊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参与决策、运筹帷幄、带兵打仗的，有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有刺探情报、招纳英才的，有负责制作衣甲、兵器的，有打造旌旗袍袄的，还有内外科医生、兽医，以及铸炮的、盖房的、屠宰牲口的、酿酒酿醋的，每个英雄都有用武之地，各司其职，面面俱到。

　　毛泽东曾结合革命实际，比喻水浒英雄。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他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卢俊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物。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他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超群，“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见到了李达。毛泽东和李达同是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革命战争年代，两人彼此都以字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两个老战友在武汉见面时，李达想改称毛泽东为“主席”，但一时又不习惯，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仍然说不出口。毛泽东见李达有些不自在，便替李达解围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指李达）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李达入座后惭愧地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梁山好汉这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中，几个重点刻画的人物在几百年的时光里一直都深受读者的喜爱，施耐庵把他们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饱满鲜活，不是刻板地描述一个个光芒万丈的无敌英雄，而是刻画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并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在毛泽东历经几十年的阅读过程中，对他们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评价。

　　二、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武松作为打虎英雄的形象印在了中国人心中，他的打虎精神也为广大民众所赞颂。在中国民间，武松打虎的故事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几百年不衰，其原因在于：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武松的身上，有一种让人敬佩的英雄豪气。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九十分吧！”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英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经常用这个故事启发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打的虎进行分析。毛泽东用武松打虎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革命道理：人民和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向全国进军。这时，有一些声音指责共产党。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这里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用《水浒传》中武松与虎的关系，讲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而绝不能让虎来吃人。他启发共产党的干部们，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发扬武松的“打虎”精神，克服怯懦，放弃一切妥协的幻想，与人民面前这只“虎”，作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历来研究或者讨论《水浒传》的人中，在讲述或者赞颂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放在被武松打死的老虎身上，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道理。毛泽东以他独到的眼光，对这只老虎作了一番分析。他把这个老虎作为与武松的对立面来看，将其分析活了：它先是要吃武松；在吃人的老虎面前，武松只有打，打死要吃人的老虎，武松才能活，也才能成为英雄。

　　在这里，毛泽东把老虎这个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联系起来，把武松与人民联系起来，把革命道理讲得生动易懂：老虎是要吃人的，你不打死老虎，自己就要被老虎吃掉；有要吃人的老虎，才有打死老虎的英雄；有反动派的压迫，才有革命人民的反抗；在反抗中，打倒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以此教育干部、战士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三、要学石秀的拼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引导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中，在捍卫国家主权时，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当年中国上下都讲这样一句流行的话：“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反映了那时的时代风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毛泽东特别赞赏这句话，他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在毛泽东提倡的精神中，就有干事业的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提倡这种精神，并用他所熟悉的《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向干部们讲这个道理。

　　1957年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生动形象地向干部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干劲，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永远不懈怠，才能克服有些人在胜利后贪图安逸、停滞不前的现象。

　　毛泽东还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最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英雄，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重笔描绘了其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弃性命去斗争的形象。石秀这个《水浒传》中并不显赫的人物形象，被毛泽东抓住了特点：拼命精神。毛泽东透过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的东西，并将这种本质的东西，幻化成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试图将它熔铸成共产党人的革命魂魄。

　　四、从“林冲棒打洪教头”学“以弱胜强”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是泛泛而读。他每次阅读这部书，都善于对书中故事进行深度挖掘。《水浒传》第九回，有一段林冲在柴进家，与武术教师洪教头比武的描写。

　　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毛泽东读这段故事，从中悟出的道理非常深刻和独到。他依此启发党和军队的干部——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先进行战略退却，从退却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进而打败敌人。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这段故事，来比喻说明战争中根据形势进行战略退却的重要性：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毛泽东的话，生动而又有趣，让干部和战士们一听就懂，并且容易记得住，得以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本来，林冲与洪教头“放对”，属于两个人的对打，在现代战场上可以称之为“单兵对抗”，但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思想，即如何对待强大敌人进攻的战略问题，用《水浒传》中的小故事，来说明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退一步，以争取主动的道理。这是毛泽东从通常人们只是作为热闹来看的故事中发掘出的深刻道理。

　　五、要学宋江善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门基本功课来看待的。但是，毛泽东讲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道理时，用的却是《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例子。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这个故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解决问题。三打祝家庄最终能够胜利，还是得益于宋江最终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此后，毛泽东多次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启发干部。

　　1943年底，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成功后，毛泽东给编导写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1944年春，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创演《三打祝家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戏对干部、战士进行“谨慎”教育。1945年2月，《三打祝家庄》排完公演，毛泽东看后讲了这样的话：“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三次？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之后又给剧院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六、不当李逵式的官长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一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有拼命精神，朴实，豪爽，疾恶如仇，但性情过于鲁莽，杀人过多。《水浒传》中江州劫法场救宋江一节，描述梁山出动大批人马劫法场时，李逵滥杀了很多无辜百姓。

　　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那时快，闹攘攘一起发作，只见夥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字，数内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一个客人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急待把去搠时，那里拦得住……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罗，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一行人跟了黑大汉，直杀出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提着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听得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李逵这个人勇猛无敌，孝顺母亲，对“李鬼”有怜悯之心，在梁山泊中敢于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宋江赤胆忠心，凡此种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惹人喜爱的，因此大部分读者在读《水浒传》时，都不会太在意这段李逵滥杀无辜的情节。但是鲁迅则与一般读者不同，他超越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简言之就是讲“损”和“益”，他说：“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

　　因此，他对李逵的滥杀无辜十分不屑：

　　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毛泽东是赞同鲁迅的看法的。虽然毛泽东并未对李逵有更多的贬低，但对于他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是持批评态度的。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由《水浒传》中的这个故事说起，讲明白一种道理，用以启发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发现，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一律狠整，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在这里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共产党人，对于形势要冷静分析，要有头脑，不能乱闯乱撞。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办事、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区别处理，不能见自己的同志犯了错误，就乱打一气。那样做，只能伤害同志，抛弃政策，放弃原则，对革命是不利的。

　　《水浒传》中的李逵朴实豪爽，对革命事业很忠诚，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用李逵这样一个中国人喜爱的人物作比喻，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