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第一节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一、《水浒传》激起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水浒传》。幼时一段时期，他读私塾的学业暂时中断，在家里帮助父亲干活。那个时候，只要是干完父亲交代的活，少年毛泽东就坐在树荫下，或坐在水田边的石头上，埋头读他从韶山冲和四乡八邻亲戚朋友家里借来的书。

　　因为沉湎于读书，他的父亲还和他闹出很尖锐的冲突。但是父亲的管束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对读这些在当时人们看来属于“闲书”的兴趣。

　　在这些“闲书”中，毛泽东比较倾心的是《水浒传》。这部书中梁山好汉闯荡江湖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可知，在小学时代，毛泽东就用课本盖着《水浒传》，偷偷地阅读，如痴如醉。可以理解，这部书中对于义气、武功、英雄豪杰的描写，对于一个正在人生成长期的男孩子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刚刚接触文学的毛泽东，也正是最易受到影响的阶段，或许从那个时候起，《水浒传》就已经激起了毛泽东的热情。“《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少年毛泽东在放牛时，就模仿过武松打虎，耕田、锄地的农具，都曾被他充任梁山好汉的兵器耍弄过。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就有着独特的叛逆的性格，以及很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斯诺的交谈中，他曾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让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后来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水浒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之一。他也一直希望这部书能够影响和他一样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一百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毛泽东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仍然在讲课中经常介绍宋江和《水浒传》，用这部书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启发讲习所的学员。

　　从少年起就善于思索的毛泽东，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总是在阅读中思考书中所蕴含的道理。读了《水浒传》，他就经常思索书中的问题，从中悟出一些当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来看。因此，到老仍然兴趣不减。他曾对薄一波说：“《水浒传》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

　　这句话其实就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方式，他少年时想必是把《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来看的，进入青年时期，他就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了。

　　二、“学梁山泊好汉”救国救民

　　毛泽东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累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和人心都处在动荡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国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径问题。反抗腐朽统治，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基调之一，当年的他曾写下了“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文字。《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恰合青年毛泽东之心。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他所读的《水浒传》表明他的个人之志，也是他对自己今后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毛泽东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在强大反动势力压迫下，革命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取胜利。要学梁山泊好汉造反，通过起义造反，来救国救民。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一生坚持，而且把这个道理越讲越深刻。他多次说过“造反有理”。毛泽东讲的是对反动派和反动势力造反有理。他从内心是赞同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的。他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和人谈过这一点。他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实质是借此赞扬中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所谓“造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水浒传》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

　　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在一些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类似“逼上梁山”的话，他对其他外宾也多次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借《水浒传》中的故事，来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他曾把《水浒传》中的宋江看作率领农民起义的人物加以称赞。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在这里列举了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的名字，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史上赫赫有名。唯独对于宋江起义，史上一直有争议。

　　宋江，是北宋末年人，与方腊处于同一时代。史传，宋江于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结三十六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根据《宋史·侯蒙列传》中所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约‘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军官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金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身赎’。”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偁）、《十朝纲要》（李埴）。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有人还认为，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若以规模论，史学界称“宋代三次农民起义”中包括：方腊，宋初的王小波、李顺，稍后的钟相、杨幺。从正史上看，宋江是规模较小，且轻易被剿灭的一支。毛泽东把宋江直接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方面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让干部群众更容易接受，更有直观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水浒传》作为农民起义的书来读的。其中的许多造反故事，许多人物的行为，对他影响颇深。

　　毛泽东“学梁山泊好汉”一语，说自青年时，却终生实践；在实践中，包含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学习梁山泊聚义时的平等精神在内，它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的一段话语里面。

　　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

　　一段文字中“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字里行间，表现出不少民主、平等——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也有种桃花源的美好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多的，则是这些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打破现有规则的压迫，尽显开天辟地的英雄主义豪情。

　　在《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

　　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所有的这些造反的英雄，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内心的渴望。在古代的正统价值观上，这些暴民“聚而成匪”，打家劫舍，以暴力的手段不劳而获，但农民造反仍然反复发生，毛泽东从民主的视角解读这种现象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把《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作者碍于历史局限性无法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出来。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毛泽东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毛泽东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三、《水浒传》是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巨著

　　从“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在中国反复频繁地发生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来说，《水浒传》这部小说，似乎成了革命者的圣经，也时刻与“造反”相关。那么，《水浒传》是确实有着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的一部书，还是它只是一部独特的侠义小说，但因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爱好，从而被夸大了呢？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部书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水浒传》在元末即已成书，明初始出版发行并大面积流通，明代是一个典型的由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朝代。然而，当明室衰微，腐败横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再次威胁政权，《水浒传》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贻害人心的邪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灾连年，官逼民反。自连续三年遭受干旱，中原地区遍生蝗蝻，粮食数年失收，人民无衣无食，生活窘迫，惨不忍睹。“十四年，旱荒大饥，民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明廷先后派张国维、周遇吉、黄得功、刘泽清等督师围剿，将李青山众人歼灭几尽，李败走他乡，后被齐翌龙在费县箕山擒获。

　　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崇祯皇帝深以为然，他认为李自成的起义也是源于《水浒传》，于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兵部郎中龚彝迅速贯彻执行，并制定出一系列查禁《水浒传》的方法。

　　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按拟合就行，为此：

　　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前通告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

　　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严饬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务使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期于窟窕肃清，萑苻屏迹，施行。

　　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郎中龚彝

　　与明初因“荒诞怪异”的理由禁《剪灯新话截然不同，明末禁《水浒传》的主要原因便是要整肃思想为维护中央政权，防止有人利用通俗小说里的情节，揭竿起义威胁政权。总之，禁书是手段，而维持所谓“大统”是目的。

　　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也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封杀《水浒传》的政策，请看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钞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但是此时，《水浒传》在中华大地已流传数百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乾隆皇帝此令，难以行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大户人家，乡绅富豪，以及识文断字者所藏的各种版本不计其数，仍在各种渠道中绵延不绝地流传。

　　到了咸丰年间，乾隆皇帝的禁令已成了一纸空文，《水浒传》在坊间公开流传，无人忌惮。不过，咸丰皇帝的《靖奸宄》再次严厉封杀《水浒传》，其中就提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

　　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仍当饬各属，勿令吏胥借端滋扰。

　　针对这种情况，历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

　　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书等，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既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市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扎饬，扎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府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水浒传》的态度可以看出，无论施耐庵的初衷如何，《水浒传》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它在客观上也给诸多农民起义者带来强烈的共鸣与激励。

　　从明到清，统治者都把《水浒传》归为“诲盗”一类，他们出于“卫道”的本能，自然要对《水浒传》进行大规模的封杀与禁绝。然而，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看来，“诲盗”与“卫道”则恰好对应了“进步”与“反动”。

　　民国存在时间过于短暂，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过于迅速和猛烈，因此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从民间推崇暴力反抗，到官方禁绝暴力反抗的世俗文化转型。清朝末年，底层人民反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正是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黄金时代，《水浒传》这类书籍，与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契合的。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

　　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什么势力集团会对它进行封杀。

　　到了民国末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策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从小就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他来说，道统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农民是什么，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他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农民，或者说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

　　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