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第五节 《水浒传》中的政治斗争暗线

　　一、毛泽东首次发现宋江与晁盖之间的路线斗争

　　所谓暗线，就是宋江和晁盖之间隐含的路线斗争，在几百年来一直无人发现。直到毛泽东晚年将其解读为路线斗争，并以此为专题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百回本《水浒传》有两大主题，即前半部的造反主题和后半部的招安主题。两大主题之间的转折，正是宋江逐渐占据了梁山的主导地位，而晁盖被逐渐架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的过程。如果仔细阅读，《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都隐藏着这个关键暗线，而正是这个暗线，带动了情节的巨大转折，从好汉们风风火火地啸聚山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随后调子逐渐压低，转入悲凉压抑的招安主题，最终形成《水浒传》作为悲剧的艺术风格。

　　宋江做梦都盼望着朝廷招安，与他相比，晁盖则根本没有这个追求。他领导下的梁山，好汉们都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的日子，阮氏兄弟和李逵喜欢过这样的生活。但宋江这种盼望回归正统的人，和卢俊义这样身不由己的人，都不愿意当一辈子土匪，因为上山造反，沦为贼匪，本身就是件龌龊的事，民谚有云：“一日为贼，终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臭出八百里。”造反当了贼，不是自己快活一时的事情，而是玷污了祖宗牌位和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这在封建社会，必然造成人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如何脱离这种生活，就成了宋江等招安派朝思暮想的事情。

　　随着宋江将卢俊义等人诓上山，梁山上层人物陡然增加了很多盼望回归正统的人物。这种情形下，梁山在原来没有战略方针的情况下，调整为招安的战略方针。这时，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表现晁盖此时的境遇，“金毛犬”献马这一段，就很典型：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人赤发黄须，都唤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於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去了。小人称说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骨瘦形粗，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回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听鼓来，且做庆贺筵席。

　　晁盖坐着梁山的头把交椅，但“金毛犬”初到梁山，却献马给宋江，并称“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也就清楚表明了晁盖在梁山和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与宋江相去甚远。

　　晁盖当然是不甘心的，不仅是因为自己成了傀儡，同时根据这么多年共事，他也判断到了宋江必会把梁山众好汉引入歧途。从这时起，晁盖与宋江的路线之争便逐渐激化，只是晁盖不太可能直接与宋江就路线问题正式决裂，一是因为宋江对晁盖的架空是“温水煮青蛙”，循序渐进形成的，吴用本来是晁盖的人，但后来逐渐进入了宋江的阵营，甚至帮助宋江架空晁盖；二是诸如“金毛犬献马”这样刺激晁盖自尊心的事情，怪罪不到宋江本人的头上。因此，晁盖便用另一种方式发泄他的不满——执意带兵出征攻打曾头市。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我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马现今予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这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摇动铁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苦劝不听。晁盖愤怒，便点五千人马，启请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反而是敌人对晁盖更尊重一些——曾家、史文恭等教市上小儿唱的歌谣，把晁盖排在及时雨宋江的前面，重新唤起了晁天王的自尊心。于是他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希望借此重新确立自己山寨之主的地位，宋江如何相劝也是徒劳。但是，晁盖没有想到这次领兵出仗，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而且中了毒箭，命不久矣。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探视晁头领时，已是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在床前啼哭，众头领都守在帐前探视。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

　　言罢，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宋江见晁盖已死，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路线斗争在晁盖临终之际几乎和盘托出，“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争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然而，这终究也是徒劳的，晁盖活着时尚且无力扭转局面，临死之际的一句遗言又能有多大作用呢？

　　二、《水浒传》与“路线斗争”

　　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引用了《水浒传》的例子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隔了不到两年时间，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当时的权威报刊突然发表了他于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记载，毛泽东的原话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次之时，晁盖已死，自然不会排在其中。毛泽东所说的“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所指的应该是排座次之前，宋江等人架空晁盖，放弃他的路线这一意思。

　　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他去世之后，中国革命会彻底改变路线，走了宋江招安的道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种投降，不是向国民党投降，也不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不是军事方面的投降，而是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夺取江山后，又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一样，发生质的变化，向一种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投降。那么，这种革命就徒劳地成为一种“狗咬狗”的斗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最终只是沦为剥削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或者无产阶级争夺到支配权后，又变质而成了剥削阶级，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的失败。

　　这两个失败，将会导致毛泽东深深恐惧的一个未来：经历了惨烈的战争，空前的伤亡和巨大的消耗，最终的结果只是支配权易主，而这个国家却没有实质的进步，那么毛泽东一生奋斗的理想也就化为了泡影。在当时，毛泽东认为能够保持这种进步、捍卫胜利果实的武器，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晁盖的路线是：反对招安，反对修正主义，继续造反到底。宋江的路线是：反对造反到底，力争招安，一切都为招安的最终目标服务。那么，毛泽东心目中所对应的那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宋江又是隐喻谁呢？

　　其实，宋江并无具体的人可指，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周恩来。它实际上是“文革”末期，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趋势。晚年毛泽东对这种思想趋势非常担忧，所以才说出了那段点评《水浒传》路线斗争的话，以表达他的立场。

　　到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很沉重。

　　毛泽东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情绪低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是自己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1976年6月，毛泽东在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谈话中，谈了这个意思，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

　　正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四人帮”。毛泽东虽然批“四人帮”批得很严厉，但是并不是要打倒“四人帮”。他后来对毛远新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我批江青，不是要打倒她。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一厢情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毛泽东让叶剑英读这首词来看，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接班人问题。当时，林彪叛党后已自我爆炸；选王洪文进中央工作后发现他能力不行；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虽然是重用邓小平，但看到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过“左”的东西，毛泽东也不想把权力交给邓小平。这样，到毛泽东身体已经不行时，实际上，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使他担心在他身后会出现“战未休”的危险局面。

　　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须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接班人。如同孙仲谋那样，既继承父兄基业，又有王者之能力，尽管在动荡的环境中，也能够发展这个基业。

　　毛泽东之所以担心“文革”被否定，不仅是因为邓小平的态度，也是因为当时党和人民的政治倾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九个年头，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暴力事件频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概括说：“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看到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这两种态度的毛泽东，在晚年特别担心在他身后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句话，他怕出现“反复”。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久经历练的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这种怀疑最终导致了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三、一次引起政治风波的“谈话记录”

　　1975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阅读外，其余的都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报纸、文件、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著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不少书。芦荻曾经回忆她帮助毛泽东读书的情形时说：“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就想请教毛泽东。事先，她曾问过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那是可以的，但要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高兴的时候就问，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要问。”那时，毛泽东手术后恢复较好，心情也较好一些，芦荻见毛泽东心情好，就于1975年8月13日向毛泽东请教了几部古典文学著作中的问题。

　　毛泽东先是讲了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又讲了对《红楼梦》的评价，然后谈到了对《水浒传》的评价。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19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传》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术界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传》的文章时，却批判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说毛泽东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芦荻便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请教这个问题。

　　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获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获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

　　芦荻准备离开时，张玉凤却叫住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便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书桌前。一会儿，张玉凤进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于是，芦荻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很快整理出了刚才的谈话记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些谈话内容，只是芦荻、张玉凤与毛泽东谈古典文学的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传》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也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重要，但她是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

　　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从这一天开始，路线斗争又被摆上台面，“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芦荻、张玉凤完全没能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