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二十一、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1975年整顿进行不过八九个月，成效十分显著。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

　　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整顿成就辉煌。

　　整顿使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指1975年下半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内的三颗人造卫星）。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最后一年。对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均已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长19.1％，平均每年增长3.6％。四种主要农产品中粮食超过指标，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长160亿斤；生猪、水产品达到指标，棉花产量计划规定为5000万担，1973年曾经达到5124万担，提前实现“四五”指标，1975年因灾减产，完成95.2％。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规定指标3200亿元略为超过，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了53.9％，平均每年增长9％。列入计划的41种主要工业产品，20种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7种接近完成计划，14种没有完成计划。其中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钢产量计划规定为3000万吨，只完成了79.7％，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902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800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这大大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四五”期间，地方中小工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队企业在一些地区开始兴起。“四五”期间，航天事业取得进展，成功地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和返回式人造卫星，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洲际火箭首次试飞基本成功。农业科学上育成了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并在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试种。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开始实施，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等一批重点工程开始施工建设，对外开放迈出了步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四五”计划能够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四五”计划开头，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加上林彪一伙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过周恩来主持工作进行调整，才把“三个突破”和“一个窟窿”造成的严重后果弥补起来；正当国民经济发展开始重新步入正常轨道之时，“四人帮”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又来搞乱全局。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社会动荡，经济秩序又被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倒退。经过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四五”计划才得以基本完成。

　　事实说明，1975年整顿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因批林批孔运动而造成的停滞倒退局面，又走向恢复和发展。邓小平也因领导整顿给动乱的中国带来安定、生机和希望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

　　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初步解脱出来，逐渐恢复正常，并开始改革开放，准备加快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不绝的篇章。

　　1975年整顿何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呢？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1975年整顿是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因由来进行和展开的。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整顿。各方面的整顿，也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其中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和党的整顿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军队整顿、文艺调整，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积极贯彻落实的。在整顿进行过程中，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展开的斗争，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推动了整顿的发展。在领导各方面整顿中，邓小平纯熟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当前实际，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明确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第二，反映群众愿望，紧紧依靠群众。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经历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及长期低水平生活的困顿以后，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号召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和响应。而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一竿子到底、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成。邓小平说：“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

　　总之，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转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成生产任务，都依靠群众来进行、来完成。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至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与群众很好地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领导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经验。

　　一是抓住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着重抓批派性和调班子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在同资产阶级派性斗争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消除两派对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强调对资产阶级派性要广泛发动群众坚决斗争。要把思想教育、政治攻势和行政措施、法律手段结合起来。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限期改正，过时不改，不发工资，有的下放劳动；对个别坚持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予以逮捕，集中打击。还要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在铁路整顿中，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1.17万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130名）。

　　治乱用重典。没有这样的强硬措施，铁路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是难于迅速改变的。

　　与此同时，着力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

　　“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

　　对“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的问题，分别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南昌铁路局的问题，根子在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听取万里汇报后，当场决定把这位司令员调离南昌，到武汉军区任职。

　　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

　　他要求建立起敢字当头的、坚强的领导班子。他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邓小平要求“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指出：“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邓小平又指明：解决党的领导削弱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

　　邓小平还指出：“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

　　邓小平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工交系统所属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一机、森工、水产、建材、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对1439个重点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领导班子需要调整的单位有379个，占26.3％。到1975年7月底，已经调整了133个，其中58个调整后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二是突出重点。采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工交系统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在铁路整顿中又确定以徐州为重点。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立即在面上推广。运用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工交系统的整顿。又运用徐海地区整顿的经验指导全国各地方的整顿。钢铁整顿首先抓八大钢的整顿，在八大钢整顿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太钢的经验，在整个钢铁系统推广。集中力量解决老大难问题，又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来指导全局，使整顿很快在面上推开，取得成效。

　　三是掌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提出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铁路整顿，强调铁路与地方要脱钩；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

　　第四，建立各种章程。不仅有总的路线、任务、方针，还有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目标明确，方针正确，措施得力。

　　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

　　他要求用符合实际的中央文件来发动群众，领导整顿。同时又十分注意制定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

　　邓小平指导制定三个层次的章程。

　　（1）指导全局的文件。邓小平支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用来统一思想，指导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用以分别指导经济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整顿。“四人帮”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在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说，《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就像围棋上的两只“眼”，邓小平做了这两只“眼”，全局都活起来了。

　　（2）制定某一方面整顿的中央文件。这类中央文件，通过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制定。采取召开专门会议，中央与地方、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所提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既体现了总体要求、吸收了既有经验，又从部门、地方以至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中央决定或中央批示转发的方式，集中统一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当时无政府主义猖獗、资产阶级派性横行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也是极为有效的。如著名的指导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指导钢铁整顿的13号文件，指导地方整顿的12号文件和16号文件，指导军队整顿的18号文件等。

　　（3）地区、企业或单位做出整顿的具体计划。在钢铁整顿中，大中型钢铁企业都由企业、企业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联合签署了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书”。

　　邓小平亲自在立章程上下功夫。为部署铁路整顿、写好9号文件，邓小平在1975年1月28日、2月6日两次召见铁道部长万里后，又于2月11日（农历年初一）第三次召见万里，口授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起草出来后，邓小平又亲自审改。其中“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就是他审改时增写的。

　　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看过初稿后提出修改意见：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指出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

　　稿子修改后，邓小平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会前布置胡乔木准备毛主席和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会上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并要求会后再作修改。邓小平不仅要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搞上去，还要用它来推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

　　第五，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敢于碰硬。邓小平的这种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关于铁路整顿，万里原准备3月份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不行！要在2月25日开。也就是不等过完年，在农历正月半开。3月5日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接见与会人员，一反常规，不同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讲话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对闹派性坚持不改的，“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徐州铁路整顿只12天，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邓小平不断插话，指出：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搞，不要一个一个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对支持搞派性的干部，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从4月1日开始行动。

　　邓小平充分肯定“限期改正”这条好经验。对国防科技系统派性的整顿，邓小平也提出一个月的期限。他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七机部的派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两派团结起来，创造了“三星高照”的优异业绩。

　　邓小平提倡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邓小平访问法国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反对派性时提出：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张春桥当场非难：再出来怎么办？邓小平立即反驳：凡是严重闹派性的，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一个，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

　　5月29日晚，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钢铁会议全体人员时讲话，当着主持人王洪文的面说：上一次，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他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你就搞群众运动。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剑英严词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迫使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作报告，在全体代表面前，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江青。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国务院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帮”掌握的报刊上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揭露“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没有邓小平这种与“四人帮”无私无畏地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精神，1975年整顿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六，善于斗争。邓小平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这首先表现在胸有全局，战略部署得当。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尚未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即找胡乔木谈话，交代任务，筹组参谋、写作班子。刚刚上任，就在1月25日总参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作出部署，着手准备。一文一武，作战略安排，抓得非常及时。与此同时，针对阻碍国民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铁路，作出整顿的决定，实行重点突破。毛泽东教导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出主意、用干部，还要求“学会弹钢琴”。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在统筹兼顾、全面部署、抓住要害、重点突破方面，树立了非常成功的范例。

　　善于斗争又突出地表现在纯熟地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围绕理论问题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针对张春桥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邓小平还当面批驳了“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极左观点，指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这样，邓小平就将学习理论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了起来，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了一起。邓小平又敏锐地觉察到“四人帮”在学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企图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提出问题，促使他老人家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中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尖锐地批评、质问江青等人，迫使他们做出检讨，同时又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把话讲完的办法，问题摆开而又留有余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四人帮”从此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此外，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由于邓小平对学习理论问题指示作了这样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在实践上他也采取审慎态度，所以，理论指示的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还推动了1975年整顿的进行。

　　善于斗争还表现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对症下药，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针对林彪把军队搞得臃肿不堪，决定进行精简整编，重点解决肿的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1月25日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传达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2月9日出席军委常委会，指出总参工作次序，第一是确定编制，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整顿军队。4月28日军委常委会再次讨论编制问题，他提出向主席、政治局写报告，主要讲整顿编制、压缩定额的方针原则、保留技术兵、技术装备、干部编内编外方针和处理原则。7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确定三年内将军队总员额减少160万人，安置超编干部约60万人。对铁路整顿和钢铁整顿中怎样处理同地方的关系，邓小平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对铁路，邓小平强调要切断联系，与地方脱钩。邓小平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

　　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地方要支持企业，提供物资，保证生产、生活的需要。山西省革委会在钢铁座谈会开会期间就决定增加对太原钢铁厂职工的生活供应，一次调给太钢猪肉2万斤、猪下水3万斤、鸡蛋5万斤、鱼3万斤、小鸡1万只、对虾5000斤、烟2万条、糕点3万斤。

　　太钢成为在八大钢中上得最快的一家，一条重要经验是同地方结合得好。

　　第七，善于用人。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主政西南时就掌管工业、以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业绩卓著的万里，主持当时问题最为严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铁道部工作；大胆起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研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领导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