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基本信息】

　　书名：《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书号：978－7－5154－0412－7

　　作者：程中原　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本书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对一系列重大国史、党史问题包括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农村和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十二大召开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叙述了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

　　【作者简介】

　　程中原，江苏无锡人。研究员。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享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合著）、《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道路的奠基与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成功之路》、《胡乔木传》（合著）等。

　　目  录

　　引言

　　上篇 1975：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

　　一、炎炎盛暑，从东湖宾馆吹出一阵清风

　　二、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三、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四、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五、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六、整顿从铁路突破

　　七、钢铁整顿

　　八、国防科技整顿

　　九、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十、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整顿

　　国务院政研室的酝酿和组建

　　邓小平的领导方式

　　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十一、计划工作务虚会与《工业二十条》

　　十二、军队整顿

　　十三、地方整顿

　　十四、文艺调整

　　十五、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十六、教育整顿的准备

　　十七、主管外事

　　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

　　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十八、围绕评《水浒》的较量

　　十九、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业整顿

　　二十、全面整顿的部署与《论总纲》

　　二十一、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二十二、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中篇 1976—1977：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和第三次复出

　　一、从整顿转为“批邓”

　　二、“批邓”的升级和邓小平的抵制

　　政治局四人会议开始“批邓”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

　　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批评对象的扩大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在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立足于帮

　　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殊的“检讨”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成运动

　　“四人帮”处心积虑作准备

　　张春桥制造国际影响

　　两校文章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展起来

　　五、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

　　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举世颂扬

　　十里长街的送别

　　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六、“批邓”“反周”激起群众义愤

　　邓小平专管外事，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继续发动

　　“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群众抗议浪潮在全国掀起

　　《文汇报》“反周”事件点燃南京怒火

　　七、四五运动：怀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

　　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被骂为“纳吉”，广大群众遭镇压

　　邓小平被撤职遭软禁

　　人民群众没有被压服

　　八、继续“批邓”，中国再度陷入动乱

　　继续“批邓”和层层揪走资派及其恶果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对“批邓”的抵制

　　批判“三株大毒草”反使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

　　九、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

　　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叶剑英等力主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采取拖延办法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

　　邓小平复出前的决心：把科学、教育管起来

　　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观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下篇 1977—1982：邓小平推动历史转折打开新路

　　一、打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教育战线的突破带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二、迎来科学的春天

　　三、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四、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

　　酝酿和准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最高层的指责和《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全国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

　　五、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六、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

　　外交“还债”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考察外国和港澳经济，促进对外开放

　　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七、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八、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预先设定的议题

　　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天安门事件平反

　　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中央人事调整“不能下，只能上”

　　一定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九、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头两天的讨论

　　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安排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全会公报的通过

　　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叶剑英提议与中央决策

　　会前的准备

　　会议第一天

　　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探讨理论问题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出现的偏差

　　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一、支持包产到户

　　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邓小平肯定和推行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制

　　十二、启动城市改革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试行经济责任制

　　疏通流通渠道

　　实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调整所有制结构

　　进行综合配套试点

　　十三、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十四、支持陈云、李先念领导国民经济调整

　　陈云、李先念力主“调整”

　　“新八字方针”的正式确定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十五、倡导对外开放与创办经济特区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赞成建立经济特区，要求“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十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十七、指导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十八、主持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

　　主持起草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

　　决定要搞一个决议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四千人大讨论和中央高层人事变动

　　陈云的重要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十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伟大历史转折的完成和中共十二大的召开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后记

　　引言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第二次复出后，他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极大的成功。他力图通过整顿，推动历史转折。但是，个人无力改变历史的定势。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所领导的整顿不得不中断，仅仅成为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换了人间，这才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终告完成。在这一历史大转折过程中，邓小平的个人命运同整个中国的前途命运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感到，从邓小平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来叙述这段历史，将更加生动具体，更能引人入胜。

　　期待读者从这本简明历史读物中能够了解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了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从而更加自觉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同时，增强研究历史和理论的兴趣和能力，逐步形成历史的眼光，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它因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而闪耀着独具的、特殊的光辉。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一、炎炎盛暑，从东湖宾馆吹出一阵清风

　　1974年8月，炎炎盛暑，持续高温。空气燥热得似乎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起来。神州大地的政治空气，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也是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军队高干会的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们，更是闷热难熬。这些掌握着中国军权的将军们，正在这里开会，没完没了地检讨、揭发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要人人过关，可是似乎人人都一下过不了关。正在这令人难耐的时候，忽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二、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毛泽东“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军队高干会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又是“点火放炮”，又是“放火烧荒”，妄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

　　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历史也迫切要求产生伟大人物来整顿“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局面。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走出低谷，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

　　三、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及其最终结局，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汇成的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八月指示”，整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

　　四、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领导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泽东，同时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 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要邓同林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心中也是有数的。“文革”中毛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2. 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不是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4月12日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3. 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4. 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毛出面同江青作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4月9日在纽约召开。（这次会议的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名义建议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人民的日益觉醒和团结的不断增强，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的新高涨。）

　　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发言后，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4月1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5.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早在1972年5月，周恩来就确诊患了膀胱癌。同年11月，专家会诊认为心脏病发展较重，要及时严重注意。毛泽东即写批语嘱咐：“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仍然日夜操劳，还要应付江青等人的种种无理纠缠。1973年1月5日，发生大量便血。周恩来仍旧坚持工作，直到3月5日才去医院作透视检查。在把邓小平复出安排妥帖之后，周恩来住到玉泉山3号楼进行了两周全面检查治疗。4月上旬，做了治疗手术，又投入紧张的十大准备工作。十大以后，又是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又是所谓“帮周会”，再加上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搞得身患绝症、年已76岁的周恩来心力交瘁，病情重笃。但他以惊人的意志，勉力支撑，坚持把邓小平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办完。1974年4、5月间，周恩来四次发生缺氧状况，病情不允许再有延误，才在6月1日住进北海西岸的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由邓小平代理。）

　　就在这时，毛泽东1974年7月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8月发出了“安定团结”的号召，紧接着，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中国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这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新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1974年10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1974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七十年代的李鸿章”。现在远航返回，又想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他们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10月18日）上午9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借汇报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18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11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20日）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18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18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昨日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在找王、唐之前，周恩来已同邓小平谈话，嘱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即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一两分钟的交谈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前一天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更加坚定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唐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

　　毛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关于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这次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两代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病情，自己的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主席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说：这个好。

　　邓又跟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江青给他的信。江青向毛提出人事安排建议名单，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心犹不甘，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20日复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江青野心不泯，在12月间，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看穿江青的野心，坚决不许。这时江青再怎么厚颜纠缠，已属徒劳了。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

　　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才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才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24、25、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

　　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在批刘、批林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6.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掌。在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具有绝对权威。他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妄图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召开。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于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1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等评语，并说：“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邓小平接着发言，说：国务院的头还是周总理，我们帮助，因为他有病，具体事情有12个副总理。将来国务院要有几个人搞常务，经中央批准后再通知大家，请他们多做工作。毛主席在十届二中全会时就提出，现在还是以安定为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指示。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个现实问题，但是可以不可以争取几年之内不打？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力量加强，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也包含军事力量特别是装备的加强。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建设抓一下。今天在座的各部门要认真地注意抓这个工作。

　　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通过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五、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邓小平主持全局工作以后，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在整顿中，他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的著名口号，并以实现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为号召，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整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是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作出并重申的。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纲，用来领导1975年的整顿，取得了巨大成功。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的整顿，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主持的整顿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就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两个论点，在顾及全面的基础上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1975年的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1975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化”强国的目标指引下，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发展之迅速，成效之显著，斗争之尖锐复杂，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所少见。

　　六、整顿从铁路突破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工作。他在作出了军队整顿的部署之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交战线首先是铁路的整顿。

　　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搞上去。”这是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对当时国内形势分析研究的结果。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清醒地看到，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破坏，1974年工业生产的情况不好。影响全局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是铁路。当时铁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生产下降。1974年全国铁路比1973年少运货物4321万吨，下降了5.3％。1975年头两个月未见好转，1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为4.58万车，2月份又呈下降趋势，只达到当时日装车能力5.5万车的80％。全国20个铁路局，15个没有完成运输计划。（2）事故惊人。1974年一年全路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0多起，比1973年增加48％，为十年前的8倍多。（3）规章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4）堵塞严重，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行驶。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向塘、太原）。其中徐州的问题尤为突出。徐州地处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大干线的交会点。由于派性头头操纵的“批林批孔联络站”的破坏，1974年冬以来武斗再起，堵塞严重，处于半瘫痪状态，直接影响到华东以至全国铁路干线不能畅通。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铁路运输不畅，大庆、克拉玛依等油田曾被迫部分关井停产；山西、黑龙江、安徽等省铁路沿线存煤500多万吨拉不出来，一些煤矿煤炭外运受阻，煤堆自燃，不能继续生产；缺煤使华东电网发电量减少1／3，江苏、湖南等省有40％以上的工厂停产或大幅度减产，南方几省氮肥减产1／3；昆明磷矿石运不出来，许多省市磷肥生产受到影响。显而易见，铁路运输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的问题不及时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已经成为能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邓小平抓住这个关键，下决心首先整顿铁路，把铁路整顿作为1975年整顿的突破口。

　　经过紧张准备，1975年2月2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简称“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经过与会者讨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第9号文件），要求全国所有铁路单位必须贯彻“安定团结”方针，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个9号文件在3月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的这一天下发。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全党要讲大局。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而当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是解决铁路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方针是贯彻中央9号文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派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说，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他在讲话中点了徐州那个闹事的派头头的名，说“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他提出，要把铁路上和地方上搞派性的人之间的联系割断，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开，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3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做到家喻户晓。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会上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

　　3月6日下午，铁道部即开大会传达中央决定和邓小平讲话。7日晚召开全路电话会议传达。铁道部长万里反复强调：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整顿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9日，万里到达徐州，在江苏省和徐州市党政领导的配合下，打了铁路整顿的第一场硬仗。

　　3月10日，即召开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万里出席讲话。同时，把制造武斗、严重破坏运输生产的坏头头顾炳华（徐州市物资局技术员）逮捕。江苏省革委会为此发布《通告》。11日、13日又接连召开徐州地区党员干部大会，徐州分局机务段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动员进行铁路整顿。万里还参加各种座谈会，宣讲、传达9号文件，使中央整顿铁路的决心和方针政策家喻户晓。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对派性进行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批判，对派性头头批评教育，坚决整顿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关心职工生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行为，克服有章不循和运输秩序混乱的状况。3月15日又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商讨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万里在徐州领导整顿12天，雷厉风行而又扎实细致，使得徐州铁路枢纽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津浦、陇海两条干线畅通，徐州分局结束了连续21个月完不成运输任务的局面，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运输计划。

　　徐州铁路分局重点整顿的经验对全路整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在全路推广徐州经验，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贯彻9号文件。从4月到6月，万里先后到太原、郑州、南昌、长沙、株洲、昆明等老大难单位宣讲文件，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在中央支持和地方配合下，果断地调整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不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领导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离。对闹派性严重而又坚持不改的坏头头，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逮捕了一批，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有力地打击了破坏铁路运输的活动。经过整顿，到4月份，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日均装车达到5.37万辆，比2月份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好水平。部属32个铁路工厂，31个超额完成计划。

　　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王震赞扬铁道部领导小组是一个硬班子，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表明整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到6月底，全国铁路形势变化显著，安定团结局面逐步形成，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南昌铁路局5、6两月也都超额完成计划，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保持畅通，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上半年货运量完成41607万吨，为年度计划的48.95%，比去年同期增长8.6%，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20个铁路局中，有10个局做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邓小平对工交战线的整顿抓得很紧。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之际，就抓住时机，在3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运用徐州经验推动铁路整顿的深入和整个工交战线整顿的展开。刚从徐州回京的万里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提出，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体制外，也适用于各行各业。

　　3月31日晚，国家计委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并印发工交、农林、国防工业各部，要求迅速把9号文件精神传达到整个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中去，务必做到家喻户晓。要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尽快搞上去。整顿工作遂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生产形势很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煤炭生产本来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新成立的煤炭部领导决心打一场生产翻身仗。他们积极贯彻9号文件，一方面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他们多产、多运；一方面敢于同派性作坚决的斗争，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两省四矿（山东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的徐州）的问题，生产上得很快。4月份洗精煤的日产量创造了全国历史最好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7.54万吨，比计划超产1.9万吨。　　整个工业生产也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一直稳产高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4月份平均日产量20.8万吨，比计划超产5000吨。化肥生产开始大上，达到日产7.5万吨，比上月多产1万吨。月发电量为5.01亿度，比2月份增长12%。棉纱、棉布等轻工业产品产量都有上升。全国工业总产值1至4月份完成91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4月份一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达19.4%。有11个省、市、区决心实现“双过半”。

　　七、钢铁整顿

　　早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前，为扭转钢铁生产被动局面，冶金部召开了“八大钢座谈会”（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鞍钢、武钢、包钢、太钢、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八大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50％，铁产量的65％。1975年1、2月份全国产钢288万吨、铁304万吨，比计划欠产钢95万吨，铁86万吨。其中八大钢欠产钢63.6万吨，铁85.6万吨。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作用。八大钢座谈会分析了钢铁欠产的情况和“上得慢”的原因，增强了“三月份赶上来，二季度要大上”的决心，逐个分析了领导班子的状况，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措施。会后，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一定进展，太钢尤为明显，但很不平衡。整个钢铁工业没有改变欠产的状况，日产量7万吨都突破不了，老是在6.5万—6.6万吨之间。其中鞍山、武汉两大钢铁企业欠产最为严重，要完成年产2600万吨的计划，5月起日产量必须达到7.9万—8万吨。而钢铁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机、军工、基建，统统都谈不上。

　　在3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为把钢铁工业促上去，从5月8日起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有12个省、市、自治区管工业的书记、十大钢厂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

　　李先念、谷牧主持会议，尖锐地提出，钢铁工业上不去，将会出现一个三年小徘徊，一定要通过整顿，认真解决好几家大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把钢铁促上去，坚决完成今年生产2600万吨钢的计划。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意见。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运用徐州和整个铁路整顿的经验来指导钢铁整顿以及其他行业的整顿。针对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当前第一位要解决的是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一个强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他强调“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毛泽东1974年8月到12月对国内问题所作的三项重要指示联系在一起，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总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在这之前，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提了这三项指示，但还没有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也没有提到“纲”的高度。从邓小平这次讲话开始，“三项指示为纲”成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著名口号。

　　通过钢铁工业座谈会讨论，冶金部向中央作出《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报告指出，要下大力量抓好关系全局的鞍、武、包、太等12个大钢厂和邯邢、海南两个铁矿。要整顿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坚决调离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放手发动群众，落实具体措施，整顿企业秩序，狠抓矿山、轧钢两个薄弱环节。6月4日，中共中央13号文件转发这个报告，并作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肯定了一批生产情况好的钢铁厂和矿山，指出欠产多的主要是鞍、武、包、太等几个大厂，而其中太原钢铁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批示提出“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等“七个是不是”，要求生产上不去的企业领导人认真对照检查。批示要求几个大钢铁企业所在的辽宁、湖北、内蒙古、山西、四川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动手，解决这些单位的问题，“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要求完成计划的企业争取多超产，欠产的企业要千方百计完成计划，并限定各地、各企业把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于6月中旬上报中央。

　　为了扎扎实实地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在会议期间，有关各部逐项落实了石油、电力、煤炭供应、维修配件制造供应和运输保障等外部条件。鞍钢、武钢、包钢等企业都向中央写了有具体措施的保证书（《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报告》）。会后，由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10个单位派出负责人组成“保钢小组”，以加强领导，大力协同，发动群众，按质、按量、按品种、按合同，确保全年钢铁计划任务的实现。各地积极贯彻钢铁会议精神，6月中旬，钢平均日产达到7.2万吨。7月高温，产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不过，由于鞍钢、武钢两家日欠钢产量仍有3000吨，一时未能做到变欠产为还账。但总的说来，钢铁整顿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八、国防科技整顿

　　60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行其核威慑政策，中国的独立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特殊重要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关心、指导。1967年3月，就指定粟裕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对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部实行军管。经过全国广大科技人员、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国防科技事业排除“文革”干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爆试验提前成功，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2）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接着，1971年3月3日，又用“长征1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实践1号”。（3）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研制成功，于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相继完成了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但是，随着“四人帮”破坏的加剧，特别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国防科技事业陷入了低谷。

　　本来，在研制“东方红1号”卫星和“实践1号”卫星的同时，就已开始研制比这两颗卫星重十倍、技术更复杂的返回式遥感卫星。目标是：用具有更大推力和精确制导的火箭，把带有空间遥感仪器的、能够保持高精度姿态按预定程序准确无误地对地观测的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运行，并在完成预定任务后，按预定计划回收。这项科技水平很高的巨大工程，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加上技术上遇到的困难，研制进度一再拖延，发射计划多次改变。1971年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国的火箭、卫星一直默无声息。1965年提出的“八年四弹”计划，时间超过了两年，任务却连一半都没有完成。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国防科技研究和生产的部署全都搞乱。这一年，洲际导弹试验发射三次，一发也没有打成。到1974年秋，具备了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条件，但首次发射失利。这次发射是在11月5日进行的，用新研制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送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火箭腾空后没有什么异常，但升空20秒时，突然坠毁。事故原因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一根导线折断，导致箭坠星毁，整个试验失败。

　　核武器的试验也沉寂多年。美国用各种侦察手段一直监视着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1974年秋，美国的新闻媒体说：中国的核试验自1971年就没有了活动。

　　国防尖端科技的这种停步不前的局面，国防科技部门存在的混乱，严重地影响我国国防实力的加强。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导弹、核武器等国防尖端科技的需要出发，改变这种裹足不前的局面，显得十分紧迫。1975年初，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立即将整顿国防科技事业、狠抓导弹、核武器研制的任务提上了紧迫的日程。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指出：加速发展我国卫星通信是很必要的，应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统一规划，形成一定的通信卫星系列。对研制第一颗赤道同步卫星，应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本着综合使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国际国内通信、传送广播电视兼顾的原则，以先解决有无和满足各方面的试验要求为主要目的，在使用中考验卫星各系统的性能。卫星研制、建设所需费用，初步预算约9亿元。具体项目，由国防科委制定总体规划，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列入年度计划实施。《报告》要求，卫星通信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抓总，运载火箭、通信卫星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测控系统由四机部和七机部负责研制，通信地球站（即通信卫星地面站）的设备由四机部负责研制，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负责建设。3月31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讨论了这个《报告》。随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以研制、发射第一颗同步地球卫星为目标的，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地面站五大系统的卫星通信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项工程国家正式命名为“331工程”。

　　在新任务面前，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就显得格外迫切了。

　　在此危难、混乱之际，谁能够在乱中求治，使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重振雄风呢？主持军委工作并任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剑英想到了张爱萍。

　　张爱萍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儒将，深得周恩来、叶剑英信任。周恩来曾夸奖张爱萍“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得好”。

　　叶剑英选中张爱萍担负整顿国防尖端科技的重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爱萍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从1956年着手制定12年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20年间，张爱萍一直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负责筹建研究机构，调集科研人员，实施各项研制、试验计划。星、弹、箭、场、测，星，人造卫星；弹，原子弹、氢弹；箭，运载火箭、洲际导弹；场，基地、试验场、发射场；测，测控系统（仪器、设施、场地、船只）等。

　　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每一项建设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先后担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特种武器（导弹、原子弹）定型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立即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喜讯。1965年5月，他又受命担任原子弹空爆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总指挥，5月9日用飞机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样取得了成功。在此前后，张爱萍还担任了地地导弹作战基地专门领导小组组长，研究并制定出第一个导弹作战基地建设的初步方案。他还受命组建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简称二炮）的领导机构。

　　张爱萍20年的个人经历同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融成了一体，还有什么人比他来使国防科技事业重振雄风更合适呢？

　　1974年国庆节，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形势下，张爱萍应召从福州到北京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六年，腿伤致残。10月2日，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下榻的京西宾馆看望，要他回国防科委工作。11月5日，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失败。第二天，叶剑英就在西山接见张爱萍。告诉他：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了。军委已经决定，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参谋长职务。

　　1975年3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主任。当天，他就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七机部下属的“老大难”单位——北京南苑七机部第一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调查研究。第三天到坐落在永定路的二三〇厂及其配套研究单位十三所察看。这里混乱败落的情景同运载火箭研究院如出一辙，某些方面更为严重。问题的根子在资产阶级派性。在七机部，“文化大革命”搞了九年，资产阶级派性闹了九年。突出的两大派：“915”和“916”，全北京乃至全中国闻名。两大派都有通天人物，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周恩来曾37次亲自主持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一些派头头却置若罔闻。派性斗争危害严重，影响恶劣。1968年6月8日，第一研究院火箭金属材料所所长、从德国归来的杰出专家姚桐斌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毒打致死。周恩来要粟裕赴现场处理。粟裕乘直升机飞抵南苑机场，带一个排驱车直达东高地研究所。粟裕传达了周恩来指示，在严词责令之下，造反派头头才把凶手交了出来。这年夏天，一院两派发生严重武斗。粟裕赶到现场，责令两派立即撤离武斗区域，找两派头头谈了一宿。第二天，又在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召集两派头头开会，这才煞住了武斗歪风。

　　二三〇厂更是帮派势力横行之地。“916”派头头舒龙山，从二三〇厂造反起家，得到江青、王洪文的赏识。1972年底被中央任命为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3年当上十大代表，后兼任部直机关临时党委书记。

　　张爱萍等进厂的第二天，帮派势力就公开示威。在进厂门的大路地面上刷出一条大标语：“张爱萍，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还有人给张爱萍递条子，说他管不着。张爱萍毫不动摇，坚持做了十多天的调查，掌握了情况，下定决心：整顿七机部，首先从派性开刀，突破口就是派性最厉害的二三〇厂。

　　3月27日，召集七机部全体干部大会。张爱萍拄着拐杖上台讲话。他针锋相对，首先对二三〇厂帮派势力提出的“管不着”、“滚回去”的问题作出回答。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派性，指出：派性最大的罪恶是破坏团结，搞分裂，把七机部搞乱了。现在，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从工作上，从什么型号方案论证上表现出来。张爱萍揭露了二三〇厂存在的贪污盗窃、损公肥私、消极怠工、打架内讧等影响和破坏生产的恶劣现象，予以无情的抨击。对于如何改变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整顿。他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乱中求治的措施，已经在铁路整顿中开始见到成效。

　　张爱萍提出，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生产秩序上的整顿，更重要的是对领导、对干部的整顿。他从国际形势的严峻说明整顿的必要，明确提出，我们要集中我们国家现有的一切科学技术力量，国民经济的力量，科学研究、试制、生产的力量，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必须争取在最近二三年内拿出我们的“撒手锏”来！……我们的“撒手锏”，要一下打到它的黄龙府！他所说的这个“撒手锏”，就是洲际导弹，就是能把核弹头发送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

　　张爱萍安排工作组在二三〇厂进行整顿试点，要求他们尽快做出成绩，以点上之果催面上之花，推动七机部的整顿和发展。对整个七机部的整顿，以实现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个目标为主线，一方面围剿资产阶级派性，一方面抓科研、生产，边破边立，尽快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生产秩序。

　　就在中央军委通过并上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这一天，3月31日，张爱萍同钱学森及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在第二研究院图书馆小礼堂召开的空气轴承论证会。在论证会上双方展开争论，各有优长。张爱萍果断决策：为了保证“东风5号”01批和“东风4号”第1、第2发的完成，这几发上的空气轴承仍然采用原来的“大锥式”结构方案。对“三段式”和“小锥式”方案，成立三结合的方案论证试验组，同时进行试验，再行确定，以待用在“东风5号”02批和“东风4号”01、02批上。这个久拖不决的难题解决了。

　　在1977年前拿出“撒手锏”，即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是七机部近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整顿的中心。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按照张爱萍的建议，召开了洲际导弹“东风5号”、“东风4号”两个方案论证会，导弹各系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论证洲际导弹研制的要求、重点和规划。张爱萍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听了三天会，到24日，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首先提出当前要“抢时间”，失掉了的时间“现在要抢回来”。针对当时存在的没有规划，五花八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情况，张爱萍强调“要抓重点”。首先是把“东5”提到1977年前拿出来，可以打到×××，打到敌人心脏里。这一条卡死，然后再去搞第二代，再发展。

　　与会专家都赞成张爱萍的指导性意见。通过这次论证会，基本上确定“三步走”规划：1977年前拿出洲际导弹“东5”，同时搞“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其中，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是必须完成的重点。会后，张爱萍又同钱学森等反复商量论证，确定把“三步走”规划作为正式方案上报中央专委、中央军委、中共中央。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整顿。1975年5月18日访法回京，19日上午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汪洋、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的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

　　“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4月21日论证会后形成的航天“三步走”规划，特别强调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军委领导一致赞成。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用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不要说社会主义。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而且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限期改正，是铁路整顿创造的一条好经验，得到邓小平充分肯定。这时，他又要求在国防科技整顿中加以运用。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的斗。邓小平还要求，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搞好科研、生产。

　　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相关部门随即在太原兴建第三个卫星发射基地。6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第14号文件）。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工业总局（简称八机总局），对导弹的生产研制工作统一管理。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党委和常委的组成。

　　中共中央的这些决策，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国防科委进行整顿的措施，促使国防科技各工业部形势进一步好转。张爱萍在中央军委汇报会后进一步抓紧对七机部的整顿。张爱萍等在七机部，在一院，在二三〇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贯彻和动员，这些单位和部门都先后召开了“增强党性、反对派性、争做七一派，向七一献礼”的誓师动员大会。在每一个动员大会上，张爱萍都结合传达邓小平、叶剑英的指示，强调两点：第一，不许再闹资产阶级派性，要做七一派。第二，一定要在1977年前拿出洲际导弹来。张爱萍说：别的东西失掉是小事，时间失掉了是无法补上的，必须抓紧又抓紧。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思想、组织、科研生产方面的整顿，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团结一致，为完成1977年的任务而奋斗。

　　经过深入广泛的动员，“争做七一派，不做两面派”成为上上下下围剿派性的行动口号；抢时间，为1977年的任务而奋斗，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与此同时，果断地采取组织措施。七机部提出把屡教不改的派头头舒龙山调出，张爱萍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在这之前，王洪文在钓鱼台约见张爱萍，同他套近乎，向他打招呼，说：舒龙山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工作，团结他一道工作。张爱萍没有理睬。

　　经过整顿，二三〇厂最早恢复了正常生产，第一研究院也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同时，张爱萍一刻也不放松处于关键地位的科研工作，特别是重要方案、规划的决策。

　　6月2日，张爱萍听取第五研究院领导、专家关于卫星研究规划的汇报。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谈了三个方案：侦察，导航，通信。张爱萍指出：我们研究问题、考虑问题要从国际形势、时局、备战需要考虑。你们提了三个方案，我赞成第三方案，通信卫星是重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预警是第一，反导的东西，要努力搞，这是最有用的。

　　“长征2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失利，张爱萍不仅认真抓了失利原因的复查工作，而且对第二次发射的准备，从发射领导班子的配备到发射现场的组织，都亲自过问。8月19日，张爱萍出席“长征2号”第二发质量动员会。讲话后即兴吟诵一首四言诗，精辟地点出火箭及卫星的症结所在和解决办法：“生于乱世，先天不足。精心保健，诊断从速。内脏脉络，检查周密。气血畅通，筋骨有力。一鸣上天，为民争气。”负责组织第二次发射的同志受张爱萍这首诗的启发，加强了对“长征2号”火箭的测试检查，更换了43台件仪器设备，保证了发射的成功。

　　经过整顿，七机部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取得很大进展，二机部核武器研制也有新的突破。最显著的成绩是：1975年下半年，接连成功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人们用中国传统的吉庆语言，赞誉为“三星高照”。

　　7月26日、12月16日两次用“风暴1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重量超过1吨的技术试验卫星1号、2号。“风暴1号”运载火箭由以上海机电二局为骨干组成的科技队伍经多年研制而成，其运载能力与“长征2号”运载火箭相当，也是以洲际导弹为原型研制的两级运载火箭。

　　“三星高照”中最亮的一颗，是返回式遥感卫星。这种卫星美国经历了12次失败才获得成功。我国的这颗返回式卫星命名为“尖兵”。1974年11月5日首发失利后，在1975年整顿中认真复查，解决了存在的问题。1975年8月，张爱萍听取了关于即将出厂的返回式卫星及发射这颗卫星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质量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到确保质量，力争“一鸣翔天”。

　　11月26日，按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把返回式遥感人造卫星“尖兵”成功地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入轨后，由分布在我国大陆上的卫星地面测控站对卫星进行跟踪、测轨、遥测和遥控。卫星运行到第47圈，遥控站按时发出了卫星返回调姿遥控指令，地面接收站立即收到了卫星调姿过程的遥测参数。遥控站又发出了返回舱与仪器舱解锁和启动时间控制器的指令，仪器舱上的分离火箭点火工作，两舱分离。接着，根据指令，返回舱起旋，返回舱上的制动火箭点火、工作。“尖兵”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三天，于11月29日11时许，返回舱携带着照相胶片等试验资料，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卫星获得的遥感资料。叶剑英高兴地称赞这颗卫星有功。

　　返回式遥感卫星的发射、回收成功，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在核武器研制试验方面，也打破了多年的沉寂。

　　1975年10月下旬，张爱萍同国防科委副主任陈彬、二机部副部长张均等奔赴新疆南山马兰训练基地，组织第17次核试验。这是一次地下核试验，是我国第二次地下平洞试验。张爱萍听取了这次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又亲临各参加试验的部队和部门仔细检查。10月27日，第二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这次地下核试验在近区物理诊断测量方面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数据，较好地解决了坑道自封闭、快速取样、近区物理测量、抗电磁干扰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提高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竖井地下核试验方案开始设计。

　　经过整顿，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又以使全世界瞩目的步伐前进了。

　　九、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同铁路整顿同时展开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对于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和“四人帮”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宣传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四人帮”却把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重点放到所谓“反经验主义”上去，企图以此来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破坏安定团结，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证“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左”的经济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元故意制造谣言，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反右倾”时说过的意见：“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3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主席五九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他还在3月写的一个文件稿中说，“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3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引用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后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前提下，高谈“继续革命”；绝口不谈社会主义民主，而提出必须“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歪曲为只是专政，而且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实行专政。张春桥抛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打“土围子”。实际上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相呼应，要把“土围子”的帽子扣到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的老干部头上，对老干部实行“全面专政”。江青4月4日给新华印刷厂电话指示，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5日，又对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重复了这个论点。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主张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交锋”。

　　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三四月间连篇累牍地发表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文章和报道。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周恩来和其他富有经验的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上海《解放日报》一篇文章，说什么“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就是突出的例子。

　　在党内外造成“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后，“四人帮”就想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把“反经验主义”变为学习理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实际行动。姚文元指使新华社于4月20日写了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他转呈毛泽东。提出“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的居心，邓小平洞若观火。

　　“四人帮”三四月间一个腔调大反“经验主义”之时，正是周恩来病重开刀之际。3月26日，周恩来做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切除新发现的大肠内的肿瘤。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长征途中在沙窝会议（1935年8月4日至6日）后得肝脓疡穿肠成便的地方。这次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在此前后，邓小平同周恩来多次单独谈话。他们还几次同王海容、唐闻生长谈。那时毛泽东在外地接待外宾，都是王、唐二人当翻译。她们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反映情况。

　　当4月上旬江青、王洪文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明：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邓小平要用适当方式向毛泽东反映这一严重的政治动向。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会见。根据日程安排，毛泽东主席要会见来访的金日成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会见。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率领党政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访问。4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以便在中国首都同金日成会面。毛是在1974年7月中旬到外地的，离开北京已经九个月了。

　　4月18日下午4时，金日成主席乘坐的专列到达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到车站迎接金日成主席等朝鲜贵宾。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金日成和他率领的党政代表团。邓小平是陪同会见的唯一的中国领导人。

　　两国领导人礼节性会见以后的谈话，新华社1975年4月18日的电讯作了如下简要报道：“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主席进行了非常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时，朝鲜党政代表团团员吴振宇在座。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至于谈话的详细内容，按惯例没有公开。

　　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涉及邓小平，同本书叙述的历史不无关系。这里把有关的内容引述于下：（以下谈话内容据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1975年4月18日。）

　　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Premier（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回答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即说明：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说：不行了。

　　金日成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答道：上帝请我喝烧酒。（笑）

　　金日成说：还早！

　　毛泽东说：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笑）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金日成：你们那里有没有找到石油？然后谈话直接涉及邓小平。

　　毛泽东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邓小平）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回答道：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接着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毛泽东补充道：还会反修正主义。

　　金日成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毛泽东解释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金日成说：很好，我们欢迎！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

　　金日成再一次说：我们也欢迎他！

　　从这段谈话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怎样地信任和器重。

　　在会见结束、送走金日成以后，邓小平就张春桥3月1日在政治部主任会议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讲话，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同时还反映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要交锋等情况。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四人帮”无从得知毛、邓之间这次重要谈话的内容，继续打着他们的如意算盘。

　　就在这时，姚文元把他指使新华社写的那份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通过18日下午邓小平的当面请教，毛泽东知道了“四人帮”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反经验主义”的经过和企图，对他们非常不满。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的那份《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4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叶剑英、邓小平等批评了江青等人。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江青分别要求见毛泽东。王洪文在给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信中，诬告叶剑英、邓小平等总是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并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12月会议的案。”

　　江青要秘书转告毛泽东，4月27日会上几个人跳出来围攻他们，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

　　毛泽东表示，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毛批评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他严肃批评了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用个人名义送材料，到这次批判经验主义的错误。他重申“现在要安定团结”，再三强调“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继1974年12月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之后，又一次当众告诫江、张、姚、王：“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针对江青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1971年庐山会议再现，毛泽东明确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同时，毛泽东又认为江青等人的“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围绕“三要三不要”开会讨论。

　　周恩来不顾病重，就如何传达、贯彻毛泽东的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谈话，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内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张春桥企图对自己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错误抵赖。周恩来写下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张春桥无法推脱。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了5月27日和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邓小平在5月27日会上发言。他回击了“四人帮”关于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批评“过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的说法。邓小平揭露“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指示蓄意肇事，突出表现在三件事：批评周、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而且把问题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面点很多人；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如果搞下去，牵涉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邓小平问道：“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邓小平回顾了党的历史，强调“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叶剑英在6月3日会上批评“四人帮”用批判经验主义代替批判修正主义。三件事，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由主席来纠正。叶剑英问道：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指出：不要干扰主席。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最大的干扰。

　　政治局多数人气很大，在两次会上都批评江青、王洪文等人。江青等人虽然否认有“四人帮”，但王洪文还是不得不就抓大事、学习、只听一方意见等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江青也承认“自我批评不够”，表示要“再作进一步检讨”。

　　周恩来十分关心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5月28日，即同邓小平长谈，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6月3日会后，周恩来同王海容、唐闻生多次谈话。6月7日晚，周恩来又同邓小平以及王、唐长谈。周恩来、邓小平要王、唐将江青、王洪文等在会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此后不久，毛泽东召见邓小平。邓小平就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当面作了汇报。王、唐二人在座，留下了这次谈话的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毛又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汇报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鼓励邓：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了，引古人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领会，说：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知道毛没有完全明白邓说的“放在刀尖上”这个岗位的所指，但邓知道毛所指的是什么，忙说：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从这次谈话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既把问题摆开而又不把话说完，留有余地是满意的。他交代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还引用古书，鼓励他不要怕有人反对。说明毛泽东完全信任邓小平，把安邦治国的重任放到了邓小平的肩上。

　　6月3日会后，江青就“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等问题进行检讨。6月28日，江青致信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信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周恩来于6月30日把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周恩来建议将这封检讨信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都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

　　按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不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从6月下旬起离开北京，先同纪登奎一起到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后到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同时，毛泽东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在王洪文离开中央期间，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围绕反经验主义进行的这一场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党内健康力量的胜利而告结束。邓小平进一步受到重用，他一身二任，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江青检讨，王洪文实际被削职，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

　　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整顿全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在六七月间，他同时开始部署、展开了六件大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制定《工业二十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行军队整顿；进行文艺调整；组织科技整顿；解决浙江问题，推动地方整顿，使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出现了历史的转机。

　　十、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整顿

　　正当1975年的整顿向面上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候，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在6月中旬正式组建了一个重要机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作为邓小平的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协助邓小平领导整顿，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1．国务院政研室的酝酿和组建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重新担任党政军领导职务时，就酝酿要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帮助党中央、国务院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舆论宣传工作。

　　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就找素称“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谈话，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文章。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邓小平迫切需要有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就在这时，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毛泽东要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这就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乘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做负责人，“四人帮”是没有任何理由阻拦的。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到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整理《毛选》的李鑫等人。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中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这次谈话后，邓小平即写信向政治局正式提议：“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作理论工作。”同日，邓小平还向政治局送上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说明毛泽东已批准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选》工作小组），负责《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承担。可以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毛选》五卷整理小组。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邓小平报告中提到的六人外，又增加了邓力群。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当时，政研室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可以免生枝节，立即上马办事。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编辑《毛选》为主要任务，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另一部分，管政研室的经常工作，承担邓小平交办的调查研究等任务。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政研室共分三个研究组：理论组：王子野（组长）、陈道（副组长）、郑惠、苏沛、滕文生、朱佳木；国内组：丁树奇（组长）、林涧青（副组长）、徐道河、孙小礼、赵乾德；国际组：王飞（组长）、何汉、周锡荣、李波人、冯兰瑞。政研室内部设办公室（主任李敬之）和图书馆（负责人高兴国）。包括三位司机在内，一共只有三十来人。

　　2．邓小平的领导方式

　　邓小平领导政研室的方式很特别，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叫“读文件”。编辑《毛选》第五卷这件事，在当时是不公开的。在编辑工作班子内部，胡乔木等把毛泽东的文稿整理成功一篇，就交给邓小平一篇；邓小平就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集体阅读，讨论修改。改好之后，报送毛泽东本人审阅、定稿。有些篇在送毛泽东之前还经政治局通读讨论。“读文件”就是邓小平带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讨论毛泽东著作选篇所用的名义。“读文件”的地点，不在中南海，在故宫斜对面的三座门——中央军委。通常读过“文件”，邓小平和大家一起看一场电影，作为休息。

　　“读文件”时，除了对文稿本身的整理、修改进行讨论以外，邓小平常从毛泽东文稿的论述，联系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主席最近有什么指示，应该怎样理解，怎样贯彻落实，邓小平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传达、布置，组织大家讨论。讨论文稿之余，还交流各人了解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和问题，商讨政研室的经常工作。所以，“读文件”实际上同时也是邓小平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的碰头会。这种碰头会差不多两星期一次。从1975年7月9日第一次阅读并讨论《论十大关系》起，至当年10月，共进行了七次。

　　此外，就是个别交谈。《毛选》编辑工作和政研室工作中有事，胡乔木即去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有事，向胡乔木布置。大多是同胡乔木一个人交谈，有时也有别的负责人参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书信、文件的往来。胡乔木等把整理好的毛泽东文稿、拟好的文件报给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映给邓小平，把重要的“来信”和报刊文章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下来，或转报给毛泽东以后把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

　　3．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国务院政研室于1975年6月中旬组建，7月上旬正式开展工作，到11月下旬“打招呼会”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重点批判，只活动了四个来月。但是，在邓小平指导下，为1975年整顿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概括说来，除编辑《毛选》第五卷以外，主要做了以下四项工作：（1）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转呈了一些重要信件，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文艺领域的整顿。（2）参加起草和修改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即《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起先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3）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4）代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

　　上述前三个方面的工作，涉及一些重要领域的整顿以至全党的整顿，在后面各章中将专门叙述。对第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整顿，在这里作一扼要的叙述。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下设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有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干部和研究人员1800多人，原由教育部代管。“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是重灾区，教育部整顿教育的任务已经十分繁重，再要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政研室组建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他把这项任务交给政研室，可谓知人善任。

　　6月29日，邓小平再一次向胡乔木明确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同胡乔木一起商量，确定了学部的组织领导关系。学部的业务工作由政研室管，分工由胡绳负责；政治工作由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室管。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政研室指导。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的主要报刊，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在一时难以夺回来的情况下，要从思想理论上宣传“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和支持整顿，只有另起炉灶，创建自己的舆论阵地。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6月29日同胡乔木商谈后，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事项正式通知执行。7月1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

　　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三人小组开会，对学部当前状况作了分析，对整顿学部的方针、当前的任务提出指导性意见。要点是：（1）学部各个研究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结束，已初步实现安定团结。（2）工宣队、军宣队已基本完成任务，现在就可以撤走。（3）学部下乡下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7月底全都回来。（4）要逐步恢复科研。（5）科研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6）学部原来出版的二十多种刊物，要恢复，可首先考虑恢复和办好综合性刊物。胡乔木的这些意见，贯彻了邓小平的意图，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胡乔木最后对临时领导小组三人的分工提了意见，要他们立即开始工作。

　　7月21日，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就到学部任职。没过几天，在7月下旬，就把工宣队、军宣队送走，把下乡下厂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都撤了回来。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在学部初步恢复正常后，国务院政研室主要通过让学部领导参加重要活动和政研室负责人直接指导的方式，推动学部的整顿，发挥学部的作用。

　　8月22日，胡绳到学部讲话。他传达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指出要以三项指示为总纲来看形势、看任务。强调要安定团结，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明确指出，“改”，就是要从事业务工作，恢复科研。科研要面向现实，联系实际。可以不提开门办所的口号，因为对这个口号不同观点会有不同解释，会造成混乱。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国务院于8月30日发出了由胡乔木拟稿的《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事项的通知》（国发［1975］142号）。通知规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国务院指定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指导学部的业务工作，并由国务院政工小组管理它的政治工作；学部所属各研究所和其他工作单位，应即在临时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哲学社会科学部派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后，向学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工组负责同志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学部领导决定立即贯彻。邓小平讲要给科研人员解决房子、孩子入托、夫妻两地分居等困难，学部有关部门即开始采取措施逐步改善；邓小平讲应该关心支持专家学者，学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邓小平讲刊物太少，学部就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恢复刊物。这些举措，使学部广大知识分子恢复了对科研工作的热情。

　　对于邓小平要学部办刊物的指示，胡乔木积极贯彻。9月5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就写了《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的请示报告》（哲发［75］字第47号），上报国务院政研室并报国务院，还附了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选题计划。9月22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对9月5日的报告作了修改，再次向政研室报送了《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请转国务院。胡乔木接到这个报告后，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指示抓紧筹备，还要求《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交中央和国务院审查。胡乔木立即把创办《思想战线》的请示报告修改重写了一遍，说明“刊名定为《思想战线》。它是一个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拟于年内出版试刊，1976年1月正式出版，由邮局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提出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则；要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刊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倡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上说明问题以及提倡革命的文风等四条具体的办刊方针。并列举了刊物五个方面的内容。从办刊方针和内容可见，邓小平、胡乔木期望刊物承担起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胡乔木于10月4日把重新写过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报送邓小平。10月5日，邓小平即表示同意，报请毛泽东批示。当天，毛泽东就圈阅同意。经13位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圈阅，于10月9日退到胡乔木、胡绳的手里。前后不到一个星期。

　　在请示报告上报以后，胡乔木在10月6日就同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三位同志谈话，专门讲怎样办好《思想战线》的问题，具体阐述了同“四人帮”对立的办刊方针和方法。当天下午，胡乔木又同负责办《思想战线》的同志具体谈了刊物的选题。接着，学部在10月上中旬召开各所室负责人座谈会，讨论胡乔木的谈话。此后，《思想战线》的筹办工作加快了步伐。编辑部调集了六十多人，提出了明年第一季度三期的选题计划，并落实了大部分选题的作者。不久，试刊和第一期的稿子大多印出了清样。正当一个崭新的刊物即将降生的时候，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在受到批评、攻击的情况下，还指示胡乔木要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但终于无法抵挡这股逆流。《思想战线》未能出世，学部的整顿也被迫中断。

　　综上所述，在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在文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以至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出色地担当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和参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十一、计划工作务虚会与《工业二十条》

　　经邓小平提议，从6月16日开始，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通盘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整顿问题。会议由主管日常事务和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纪登奎、华国锋、王震等主持，先后开了18次，近两个月。7月起分10个专门小组进行研究。7月下旬到8月上旬，国务院接连开会6次，听取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轻工农林商业等6个小组的汇报，并进行讨论。

　　会议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了准备。务虚会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散和乱，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务虚会对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整顿以及整顿领导班子、加强职工训练、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管理办法，国家计划指标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降低。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凡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航运、民航、输油管和专业施工队伍、重要科研设计单位、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要以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不能层层下放。会议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

　　务虚会上，按照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决定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钢铁整顿的经验，概括计划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对加快发展工业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提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这个文件通称工业条例，于7月底起由计委负责起草（房维中执笔）。后几经修改，成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计划工作务虚会期间形成的阐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体制问题汇报提纲（草稿）》、《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指导工业整顿和整个国民经济整顿的重要文件。

　　8月18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初稿进行讨论。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谈话，认为这个文件应是工业问题的章程，总的精神是加快速度。他强调企业要整顿，要考虑11月、12月集中两个月整顿企业管理秩序。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和流行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就加快发展工业的几个关键问题发表了指导性意见，提出：要确立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要抓好产品质量；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会后，由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主持，按邓小平谈话精神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过程中征求过20个企业负责人和在京开会的12个省委负责人的意见。稿子从最初的14条增加为20条，简称《工业二十条》。这20条是：（1）全面地贯彻毛主席的办工业路线；（2）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3）加强党的领导；（4）依靠工人阶级；（5）整顿企业管理；（6）工业学大庆；（7）统一计划；（8）发挥两个积极性；（9）以农业为基础；（10）以钢为纲；（11）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12）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

　　（13）增加积累，厉行节约；（14）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15）加强社会主义协作；（16）尽量采用先进技术；（17）又红又专；（18）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9）关心职工生活；（20）工作方法。

　　《工业二十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集中了1975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和工交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它简明有力地论证了加快工业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突出了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这个整顿的重点，对企业整顿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把采用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放到重要位置，在要求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前提下强调集中统一，对整顿企业、加快发展工业的政策、措施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它反映了现代化工业生产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确实是一个能够指导工业整顿、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收到拨乱反正、加快发展功效的文件。这个条例虽然因为“四人帮”干扰破坏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下发，但它的主要精神开始得到贯彻，对工业的整顿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二、军队整顿

　　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中旬即分三次召集三总部、各大军区和空军、海军的负责干部进行座谈，讨论压缩军队定额和解放老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等问题。在1月19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备方针、装备等问题。又指出：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枪也不要发。还指出：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不管几项工作任务，今年内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和大家见面，发表《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传达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分析军队的现状，批判林彪主管军队造成的混乱，提出军队整顿的两项最主要的任务：一是消肿；二是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指挥枪。并提出三项具体要求：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1975年军队整顿的动员令和号召书。在年初对军队整顿作出部署之后，军委在叶剑英主持下，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军队的整顿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6月24日至7月15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部署军队整顿，军队领导干部七十多人参加。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战争虽不可避免但可能推迟，军队可以从处于临战状态转变为备战状态，争取时间，集中精力进行自身建设，准备打仗。会议集中讨论精简整编，研究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和调整领导班子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增强党性，反对派性，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军事训练等问题。

　　邓小平在7月14日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是“军队工作的纲”。军队整顿，就是要克服“肿、散、骄、惰”的问题。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在解决编制和班子问题以后，接着要抓装备，军队装备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还要抓战略，研究战场、作战、训练等问题；还要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

　　叶剑英在15日作会议总结讲话，强调“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他特别指出：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样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叶剑英还通过个别谈话、出席小组会，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告诉大多数与会人员。要他们听从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

　　197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确定三年内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8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方案》。9月转发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陆军比例减小，海军空军比例增大；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减小，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比例增大。实施这个方案，军队编组情况有较大改善，可以适应不同规模（小打、中打、大打）现代战争的需要。把压缩定额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加强军事工业，提高装备水平。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各军区、军兵种即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为加强训练，10月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的三总部训练小组。这年全年各军区和军兵种共组织了17次军事演习。为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纪律性，11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

　　军队整顿的关键是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军委扩大会议决定，1975年下半年首先调配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为此，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在叶剑英主持下，对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二十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考察、调配。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发表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述大多数单位的主官名单。10月1日，又发表北京军区主官和一些单位部分主官的名单。经过调整配备，绝大多数大单位建立起了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军委扩大会议及会后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不仅开始解决臃肿、分散等军队的问题，而且对全国局势的稳定、各条战线的整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抵制了“四人帮”插手军队，较好地解决了军队的领导问题，为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可靠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于7月20日至8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有四百多个厂、所领导干部参加。国防工办自3月贯彻中央9号文件以来，已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军工企业的派头头召集到北京开会学习，开始扭转生产形势。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防工业重点企业汇报会，研究搞好常规武器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管理，狠抓科研。同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毛泽东对会议情况汇报作了“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把失修装备突击修好”的批示，强调要对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方面的混乱状况进行整顿。当时海军装备失修状况最为严重，舰船在航率下降到40％左右。会后海军召开了专门会议，落实了以解决南海舰队抢修问题为重点的抢修工作安排。

　　这次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8月3日到会讲话，提出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三条措施。叶剑英强调要警惕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李先念讲了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在这次会议推动下，军工生产全面好转。

　　十三、地方整顿

　　地方整顿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在解决徐州铁路运输问题以后，江苏省委即在全省宣传贯彻整顿方针。为解决徐海地区的问题，江苏着重抓了三条：（1）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2）端正领导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3）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极少数坏头头，团结教育大多数。不到一个月，徐海地区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徐州市经过整顿，所有停产的工矿企业很快全部恢复了生产。1975年4月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6％。徐州矿务局4月份日产原煤2.2万吨，比2月增加1.2万吨。工业战线在江苏乱得最厉害，经过整顿提高最为显著。工业产值逐月上升，全年达到220.53亿元，比上年增长14.6％。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53亿元，比上年增长9.9％。在江苏整顿初见成效时，中共中央于6月2日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情况的报告》，肯定江苏省委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体会：“所谓老大难问题，真正解决起来也并不是难得不得了。”肯定他们的主要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央要求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中问题特别严重的浙江、河南等省，1973年秋至1974年春搞了“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浙江突击入党3.3万人，河南多达24.6万人。其恶果是许多派性头头混进党内，占据领导岗位。中央于1975年6月下旬派纪登奎等人前往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他们指导了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清理了批林批孔中“双突”等问题。7月9日，决定对坏头头翁森鹤拘留审查。7月13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指出：浙江各地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的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党章，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坚决纠正。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即于7月17日批准并转发了浙江省委的报告（中发［1975］16号文件）。《中央批示》说：“浙江省委提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给以一年左右的培养、教育、考察的时间，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情况，妥善处理。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同一天，中央还决定调整浙江省委部分干部。7月下旬，中共中央16号文件在浙江全省逐级传达，省委紧接着又将张永生、贺贤春等派头头下放农村劳动，将省、地（市）两派主要头头、骨干200余人集中办学习班，一场揭批派性、纠正“双突”的斗争在浙江全省开展起来，生产形势随之有了明显好转。全国各地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整顿，对“双突”问题作了处理，调离了一批靠造反起家的派头头，对大批“火箭干部”挂职下放，改组了一批陷入派性泥坑的革委会，调整了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地方整顿的展开，使派性受到批判，武斗得到制止，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回升。

　　十四、文艺调整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以文艺革命的“旗手”自居，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对30年代左翼文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文艺肆意挞伐，搞得一片萧条。人们对“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状况早已怨声载道了。

　　1975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示调整文艺政策。

　　7月初，毛泽东同刚刚正式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邓小平首先汇报全国生产情况，说：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问题。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别人不能提意见”、“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等现象深为不满。

　　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下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7月14日，毛泽东当江青的面，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状提出批评，指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还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艺进行整顿。他立即要国务院政研室对文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国务院政研室很快就整理出“四人帮”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的材料，抓住了“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罪证，立即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予以揭露，给“四人帮”重重的一击。同时，胡乔木又转呈了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信。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这样，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批示在文艺界迅速传开，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创业》批示精神鼓舞下，有的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写信，有的在讨论会上发言或写大字报公开揭发、批判文化部的帮派头头及其后台“四人帮”。

　　7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呈了电影《海霞》编导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影片受到压制，要求通过发行。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即在7月30日审看此片，否定了江青等人说《海霞》“基调很坏”、“是黑线回潮代表作”的指责，支持了创作者的请求。

　　8月中旬，政研室负责人又向毛泽东送去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教师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抄本。大字报尖锐地揭露、批评文化部头头，公开指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毛泽东对此也作了批示。

　　通过政研室的工作，在毛泽东或邓小平亲自过问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史歌剧《洪湖赤卫队》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三部影片首先解禁。接着，话剧《万水千山》、歌舞《长征组歌》重新登上舞台。以后，又陆续分批开禁了一百多部故事片。

　　10月3日，毛泽东又对冼星海夫人建议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开展纪念活动的信作出批示。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支持下，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形成《创业》批示后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

　　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请求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的来信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改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11月2日，毛泽东又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于是，姚雪垠于1975年冬从武汉调进北京，得到了一个继续写作的较好的环境，《李自成》第二卷得以发排。粉碎“四人帮”后两个月，就付印了。第一卷修订版也在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因出版《李自成》而复业。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富有特殊意义的一页。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7月2日在林默涵来信上写下“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以后，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7月14日，周扬被放出来。7月16日，专案办公室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对周扬的定性是“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了“拟分配适当工作”，生活待遇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份报告于7月27日送到毛泽东跟前审批。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命机要秘书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1975年9月，国务院政研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可是，临近国庆，周扬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周扬未能在显示安定团结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把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第31期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10月15日阅后即批“送主席看看”。10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是毛泽东继7月2日、14日、17日三次直接过问周扬问题以后第四次亲自提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高度。1975年7月起进行文艺调整，只几个月，中国文艺界就在一定范围内冲开了“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多年以来在文艺界专横跋扈的江青，第一次处在被公众批评、揭露的地位。4、5、6月“四人帮”在政治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7月以来又在他们控制的文艺领域连连受挫。这对于整顿的全面展开，十分有利。

　　十五、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六七月间，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整顿的报告。邓小平要求：抓紧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分管科学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找他们三人谈话，传达了邓小平的要求。华国锋向他们交代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同时，还确定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仍由郭沫若任主任，派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

　　胡耀邦等7月23日到中科院后，立即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入手进行整顿。一方面落实政策，消除派性，恢复所、室两级组织，加强后勤工作，解决科技人员生活困难，力求“五子登科”，即解决房子、票子（工资）、孩子（入托）、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煤气罐）；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工作是科学院的中心工作，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和“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胡耀邦召集各种座谈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新长征”，强调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说“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

　　胡耀邦等经过二十多天调查研究，形成了对科技工作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并起草了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在邓小平指导下，经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等参与修改，形成《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文件稿。《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中科院今后十年科学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汇报提纲》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关系，并提出加强学习、落实政策、批判派性、调整班子、整顿机构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的内容和方法。9月3日，胡乔木把修改稿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时插话，讲了许多重要意见。他强调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不能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他指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整顿的关键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班子要三套人，要有管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部分人。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提拔当所长，要选党性好的、能力强的人管党的工作，管后勤工作。针对“四人帮”动不动就用“白专”的帽子来压抑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邓小平驳斥道：“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汇报提纲》经修改后即报毛泽东审阅。这个提纲深得科技界的拥护，对科技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十六、教育整顿的准备

　　在9月26日会上，邓小平具体论述了“教育也要整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教育部门要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指示，国防科委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强调要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说：“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还特别关心“教师地位问题”，指出：“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参加了9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半年多来，他已经按照整顿的精神在教育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着重整顿教育思想。他组织教育部内各司局单位，结合总结工作，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指示。接着有计划地在教育界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同时办好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用以统一认识，引导教育整顿的进行。通过这些工作，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1）“两个估计”，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的估计和态度问题；（2）以学为主和如何看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3）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问题；（4）“社来社去”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周荣鑫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1972年周恩来纠“左”时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的意见，批驳“左”的观点，批评教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状况。在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现在一谈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又说：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9月以后，周荣鑫立即积极贯彻邓小平“教育也要整顿”的意见，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在教育领域进行深入全面的整顿。《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以毛泽东1957年关于“十年树人”的一段指示作为立论的基点，共分六个部分：（1）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2）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4）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5）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6）整顿领导班子。

　　当《教育工作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印出的时候，一场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特征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已经在清华大学掀起了。周荣鑫被“四人帮”推上了“祭坛”，教育整顿就此中断，指导教育整顿全面展开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没有来得及上报，就被扼杀了。唯其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没有很快被发现。张春桥等后来得知，看到这个《提纲》，恨恨地说：发现迟了，要不然，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此话说明，在张春桥的眼里，《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同《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一样，都是击中“四人帮”要害的文件。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因没有暴露而一时避过了“反击”的风头，但周荣鑫没有逃过这场劫难。从1975年12月起，他即受到追查、批判，终至冠心病严重发作而住院。迟群一伙惨无人道，从1976年1月起，强令重病未愈的周荣鑫出院，批判斗争达五十余次。4月12日上午，迟群一伙又开会批斗周荣鑫，直到周荣鑫当场昏厥。13日凌晨，周荣鑫不幸去世，年仅59岁。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十七、主管外事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起又主持党中央工作，在领导各方面整顿的同时，还分工主管外事。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一年，邓小平访问了法国；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2次，分别同朝鲜金日成主席、美国福特总统进行了会谈；接待、会见、迎送来自世界3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各种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1．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

　　邓小平于1973年底复出以后，即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六届特别联大，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之后，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根据不同对象，继续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美苏争霸、对苏联的战略重点、对和平与战争等问题的分析及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5年3月1日上午，邓小平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会谈时指出：

　　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毛泽东主席经过多年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去年四月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由我之口把毛主席这个思想作了阐述。这是我们制定世界战略的出发点。美苏两家争夺世界霸权，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美国和苏联的争夺遍及全球。两家天天讲缓和、裁军，实际上天天搞紧张、扩军。有些人说，苏联要发动战争，首先在东方，对付中国。经过我们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得出了结论：苏联是声东击西，它的战略重点是欧洲。

　　4月20日上午同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又说：

　　去年（1974年）年初，毛主席同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他考虑了好几年才提出来的。现在，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所谓两个阵营是两个世界的概念，已不能反映现实了。阵营的划分是一个战略概念、战略估计，国际形势变了，就要用新的战略概念来代替过时的、不符合现实的概念。

　　关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在1975年初会见荷兰外交大臣时就指出：

　　从世界战略形势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处于防御地位，而苏联则处于进攻地位。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它自己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引到哪个方向去。我们希望西欧团结起来。

　　接着，在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时又进一步作了阐述。邓小平说：

　　欧洲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更加团结的欧洲，这对世界战略很重要。苏联是声东击西。从它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重点恐怕还是在西方，在欧洲。欧洲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说，都是重要地区。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称霸世界也不可能。

　　6月9日下午，邓小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简要评述了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说：“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我们进行了形势分析，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并没有东移。尽管它有一百万军队在我们的边界，但重点还是在欧洲，包括中东、地中海、波斯湾。”

　　7月25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马尔加什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对美苏两霸特别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

　　10月31日下午，邓小平在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中又指出：“我们总希望欧洲强大、统一，不只是经济上统一，将来在其他方面也能统一。”

　　12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前总理时更坦率地指出：“中国支持西欧联合完全是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

　　10月8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谈中，概述了近二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

　　关于核武器、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外宾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多次阐述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武器时代的战争观。他指出：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是为了达到消灭核武器这个目标。

　　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运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们发动战争，无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类都被毁灭了，还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战争还可能是常规武器的战争。

　　我个人看，现在反对核武器应把重点放在反对美苏两霸继续拼命搞核军备竞赛方面。

　　中国落后，原子弹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但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大；二是人口多；三是有长期战争的经验，有耐力。我们的战略是毛主席制定的人民战争，打持久战。

　　邓小平还指出战争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坚持正义斗争的小国可以打败侵略和欺负他们的超级大国。”

　　“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

　　2．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在这一年里令人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是5月出访法国。这次访问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对国外的首次正式访问，也可以说是对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的回访。

　　1975年5月12日晨，邓小平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希拉克总理在机场贵宾室致欢迎词。他说：“你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希拉克表示，今后几天内同邓小平的会谈“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他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

　　邓小平致答词时说：“法国是我年青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邓小平在访法期间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公开场合的对话，就世界形势、反对霸权、维护独立和欧洲统一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当代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就中法双边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换了意见，发现存在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更多的相同点和相似点，从而加强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中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更加密切的合作，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5月17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离开巴黎，18日上午回到北京。21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访问法国情况。信中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战略部署，利用时机，多做工作，扩大了影响，增加了中法相互了解，推进了我们联合第二世界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是邓小平对此次访问法国的扼要总结。

　　3．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在大国关系方面，邓小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日与基辛格会谈时，就已明确指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撤军。基辛格提出的方案，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2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1975年访华。

　　福特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就职后曾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签署了废止《台湾决议案》。

　　邓小平对福特访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与美国方面沟通，表明我方对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特别是具有关键性的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1975年4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谈了中美关系，指出：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6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团长和美联社董事长时，着重谈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考虑。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在6月9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在8月6日上午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邓小平都重申了上述立场。

　　在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坦然相对，耐心等待，无求于人，这种姿态，使得中国方面保持主动的、攻守自如的状态，处于同美国平等协商的地位。这一点，在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回答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基辛格下月访华中美关系是否会有进展的问题时，再一次充分地体现出来。邓小平说：

　　这要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方案。中国的态度无非是三个条件，即日本方式：一、废约，废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二、撤军，人数不多，现在是四千多人；三、断交，不能考虑别的什么“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如果美国觉得时间还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耐心。我们坚信，不管过多少年，台湾问题总要解决。美国提出，你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保证？我们说不行。因为怎么解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能和平解决，怎么办？1975年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负责接待，同他举行了四次会谈。21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

　　在20日下午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方面强调的所谓“灵活态度”，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而我们的态度是从不僵硬。邓小平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22日下午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邓小平指出，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

　　12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福特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负责接待。当晚，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邓小平致祝酒词，高度评价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他说：

　　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对福特总统表示欢迎，并表示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望：

　　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

　　福特在祝酒词中表示，“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

　　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

　　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福特向毛泽东谈了上午会谈中两国的共同点。福特说，在今天上午的会谈中，我们使用一些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我们共同批评了另一个国家。福特还说，我想我们要努力更好地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福特表示：我们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认为那时将是我们能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福特提出，在此期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将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这将有利于在美国国内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继续取得进步和发展正常化。福特还进一步申述，我们应当在此期间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

　　福特表示，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

　　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

　　3日上午、4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特继续会谈。在福特表示美方打算在明年按“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邓小平说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邓小平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实现我们所说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原则，也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

　　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坚持的条件：按“日本方式”即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还就共同对付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达成了口头协议。从表面看，福特访华连公报都没有发表，了解了双方会谈的经过，特别是毛泽东会见福特时双方的交谈，就会毫不迟疑地肯定福特访华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12月4日晚福特总统告别宴会上宾主双方的祝酒词中，对会谈的积极成果并非没有明白的表露。福特说：“我同毛主席和邓副总理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是友好、坦率、有实质内容和建设性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促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福特还说：“我们的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双方都更加重视我们关系中的国际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两国在四年前走到了一起。其中一点是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也说：“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福特返回美国以后，12月7日，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讲话，提出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强调了对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并重申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霸权主义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的批评。但是，1976年中国国内开始“批邓”，周恩来、毛泽东又相继逝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谋求连任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4．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

　　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

　　4月16日上午，在会见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准备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邓小平说：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在7月21日上午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中日和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涉及的问题又一次作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

　　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

　　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5．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邓小平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协调相互关系，向他们介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和自身发展的经验。

　　在2月1日上午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会谈中，邓小平对中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

　　中东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根源是美苏两霸争夺引起的。美苏都不会对中东采取放手政策。美苏在中东的政策，在多数时间里是不战不和，但也不放弃隔一段时间打一仗。不打仗，就没有文章好做，卖军火也没有市场。美苏最大的军火市场都在中东。我们总的看是中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

　　在3日上午会谈中，又表示：

　　我们对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来对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特别是两霸的掠夺和剥削，改变过去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支持。

　　10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的特使，在谈话中指出：

　　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邓小平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

　　在6月8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中表示：

　　中国支持东盟国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支持波斯湾和平中立、拉美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等主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逐步脱离超级大国的影响、各国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表示赞赏。

　　6月16日，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回答道：

　　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

　　8月3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继续谈会见泰国议员访华团的话题。邓小平强调：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同属第三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和地区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

　　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线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

　　11月12日上午，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又一次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支持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邓小平说：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7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这一年。研究这一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继承这一份宝贵遗产，显得特别重要。

　　十八、围绕评《水浒》的较量

　　整顿的深入发展，使“四人帮”处于被批评、受指责的地位。但他们面对五六月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并没有改弦易辙。到七八月间，在文艺领域调整的压力下，更是处心积虑，窥测方向，图谋反守为攻。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古典小说《水浒》　发表了一番评论。

　　“四人帮”立即抓住，以影射和比附的手法，发起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攻击。

　　1975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已经连大字本都看不成了。4月中旬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从5月29日起，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为他读书。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对一些作家、作品和历史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也解答芦荻提出的一些问题。

　　8月13日，芦荻就毛泽东多次提到的关于中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向毛请教。毛泽东先谈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

　　关于《水浒》的评论，芦荻原先听到过一些传闻。说毛泽东说过，《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后来又传，这话是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的。这天乘着毛泽东谈论《水浒》的机会，当面请教这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所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那次会议。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起义军接受了招安。

　　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这部书好处在哪里？应该怎样读它？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毛泽东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批评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并引用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指示《水浒》的三种主要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还说：“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谈话后，芦荻立即将记录作了整理。第二天，8月14日，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

　　本来，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对《水浒》这部小说所作的评论，是泛论而非实指。他这时把《水浒》的意义侧重于“投降”，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可是，“四人帮”却乘机发难，兴风作浪。

　　分管宣传系统的姚文元得到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文本以后，不到三个小时，就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贯彻这个关于《水浒》批示的一套办法。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称颂毛的这番评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还故意曲解，提出“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命题。

　　韬晦一时的江青又活跃起来。8月下旬即召集文化部的亲信开会，歪曲毛的批示，强调“批示有现实意义”；提出“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中旬，江青又到大寨鼓吹评《水浒》“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说什么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评《水浒》是有所指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在取得毛泽东的允许后，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在“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煽动之下掀起了。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1973年至1974年的“评红”（对《红楼梦》的评论）。

　　重病中的周恩来关注着评《水浒》的动向。对江青等人的影射、诬陷，用独特的方式进行回击。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了自己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这个报告专门说明诬陷他自首变节的所谓《伍豪启事》（刊载于1932年2月上海《申报》等报纸）纯系国民党捏造。他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

　　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邓小平了解毛泽东这次评论《水浒》的经过。在9月5日同新西兰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明毛关于《水浒》的批示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江青在大寨鼓吹“架空”说，邓小平等立即通过适当途径报告毛泽东。

　　在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外宾以后，邓小平又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当即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放她在大寨期间的讲话录音，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同意开展评论《水浒》的运动，但并不赞成“架空”说，也没有要在党内揪“现代投降派”。“四人帮”挖空心思利用评《水浒》制造的种种舆论，并没有动摇他对周恩来、邓小平的信任。他们企图利用评《水浒》来抵制整顿，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虽然鼓噪一时，但未能得逞。

　　十九、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业整顿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报告，总结了建国25年来农业的成就，着重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毛主席向来讲我们的国家建设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为什么要把农字放在第一位？农业是基础。我们今后25年时间达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不管工业发展得怎样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够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现状，对学大寨提出新的要求。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大寨县。邓小平提出“学大寨要真学”，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要学路线、学方针、学政策、学方法。

　　邓小平在报告中扼要地阐述了农业整顿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他指出：一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二要调整现有若干方面的政策；三是关键在领导。领导第一是省委，然后是地委、县委，特别要注意县委。县委相当于军队的团，又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就可以带动公社、带动大队，就可以很好地选择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稳定，不稳定，农业发展不起来。要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什么错误，要用，用这种党性强的人。选好了人就有希望。没有好的带路人能带好路吗？不解决这个问题，空喊口号，天天喊学大寨，也没有希望。

　　邓小平讲话时，江青不时插嘴打断，邓小平则当场反驳。邓小平讲到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时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即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答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他讲了许多事实，反问道：这种状况，能够满意吗？

　　关于调整农村工作政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着手进行。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期，从9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农村政策问题。这个座谈会开了一个月，到10月21日结束。

　　在1975年的整顿中，农村政策的调整包含“放宽”和“稳定”两种情况，属于放宽政策的，有发展养猪业、支持社队企业等；属于稳定政策的，有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等。农村政策的放宽和稳定，是这时农业调整的主要内容，带来了农业的增产，农村的发展，农民和全国人民生活的改善。

　　（1）大力发展养猪业。由于“文革”中片面强调集体养猪，限制农民家庭养猪等政策的偏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生猪生产下降，猪肉供应紧张。1974年全国只收购肉猪9843.8万头，比1973年减少352.5万头。城市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许多城市人均肉食定量只有每月1斤。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吃肉也成了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问题出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面。1975年7月，邓小平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要四川省委研究农业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改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

　　8月20日至9月7日，国务院召开生猪生产座谈会，讨论修改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草稿）》。《通知》指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是毛主席批准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不能改变。社员饲养公猪、母猪，应当允许。只能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办法提高集体养猪的比例，决不能用限制社员养猪的办法来提高这个比例。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

　　《通知》于9月16日下达，产生了积极作用，社员养猪得到一定的发展。1975年底生猪存栏上升到2.8亿头，比1974年底的2.6亿头增加了2000万头，增长7.7％。四川省1975年生猪年底存栏数也比1974年增长了2.4％。

　　（2）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在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于9月27日对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的三份材料给邓小平写了批语：“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批给邓小平的三件材料是：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要求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和随信附上的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的《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将两封信和一篇报道一起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印发。参加座谈会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都支持发展社队工业。

　　在座谈会期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转载了《光明灿烂的希望》一文，转载时在原标题上加了“伟大的”三字，同时发表评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10月16日，《人民日报》又以《希望就在这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发表“记者述评”。肯定社队企业“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指出：社队企业代表着“伟大的希望和前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办好它”。社队企业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前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10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0期也发表了《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苏省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用典型事实说明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此文发表以后，当月，就有21个省市、中央4个部门共243个单位6000多人前往江苏省无锡县参观、学习。

　　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这个中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形式，1975年九十月间，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明确肯定和积极支持下，得到蓬勃发展。

　　（3）稳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1975年8月24日，陈永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对农村工作的五点建议。其中关系最为重大的一点是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提升为大队。陈永贵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9月3日，毛泽东对陈永贵的建议写了批语：“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陈永贵的建议。大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把核算单位从生产小队过渡到生产大队。有的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经深入人心。如果向大队核算过渡这件事一股风吹下去，对群众生产、分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的认为，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说是要分期分批，但实际上人们会怕被说成右倾，一哄而起，不可能分期分批。即使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没有实行大队核算的生产队也会观望，积累也不会搞了，农田基本建设也不搞了，吃光分光。此事只能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些。

　　座谈会于10月8日写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送审稿）》，上报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是经过60年代初调查研究、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时经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这时，毛泽东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考虑了不同意见，没有赞成陈永贵为代表的急于升级的意见。这就稳定了农村经济政策，避免了“左”的干扰可能带来的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破坏。

　　（4）稳定粮食收购价格。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一位干部于1975年5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国家目前实行的粮食同一征购价格，能否加以变更，即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调整价格后，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农村社、队之间的差别和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同时，还可以从经济上限制小生产者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在5月25日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说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李先念主持办理。

　　李先念即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于9月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报告，认为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的建议，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

　　1975年整顿中采取的放宽和稳定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1975年夏季，河南、安徽、湖北、辽宁等省部分地区遭特大洪水，但农业还是取得了丰收。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亩产上《纲要》的省市达到9个（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湖南、辽宁、山东），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及工业比较集中的辽宁，继河北、山东、河南之后，也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同1975年放宽和稳定农业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二十、全面整顿的部署与《论总纲》

　　1975年9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中，向全国提出了“各方面要整顿”的任务。邓小平说：“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从昔阳回到北京以后，9月19日与胡乔木谈话，又第一次明确地把“整党”列为整顿的重要内容，并作出了部署。邓小平说：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表示赞成胡乔木提出的写一篇全面宣传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文章，认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邓小平赞成写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是同“今冬明春要整党”的部署相一致、为全面整顿的展开和深入所需要的。

　　同胡乔木谈话后一个星期，邓小平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9月27日，邓小平在会上插话，再一次谈整顿问题，明确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从1975年整顿的过程来看，邓小平关于“党也要整顿”的思想和决策是由互相关联的两个主要因素促成的：一是整顿取得成功的经验，一是整顿揭露出来的突出问题。

　　领导班子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核心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问题。从铁路整顿的突破开始，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着重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建立坚强的党的领导。所以，到9月27日，邓小平提出整顿党的任务时，很自然地要特别强调一点：“整党主要放在整顿领导班子上”。同时指示：“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

　　整顿中揭露出来的“双突”等突出问题，也是促使邓小平下决心在进行各方面整顿中提出“党也要整顿”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在1983年9月20日同几位领导同志谈怎样使整党不致“走过场”的问题时，曾对1975年整顿中提出“党也要整顿”的缘由作过回顾。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到1976年，发展了1610多万。其中最突出的是1974年，搞了一个“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1975年我主持工作，那时有同志到河南、浙江跑了一趟，回来讲这两个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数量相当大。看来问题很严重，于是引起注意。当时提出各方面要整顿，就加上党也要整顿。

　　为了指导即将进行的以“党的整顿”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胡乔木提出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重要指示的文章。他向邓小平报告后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邓力群。邓力群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四人组成写作班子，学习、研究、讨论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以来发表的讲话，中央发出和批转的文件以及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商定了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拟就提纲后，四个人分工各写一部分。胡绩伟先写出第一部分。邓力群看了不满意，决计重写。时间很紧，邓力群即亲自口授，让滕文生、苏沛记录整理。全文整理完毕，由邓力群统稿改定。10月7日文章完稿，题目由邓力群确定：《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集中地阐发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思想。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内涵和相互关系，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和反革命策略，既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号召力，又有尖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篇文稿，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入笔，高屋建瓴地明确提出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并明确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论总纲》指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关于党的整顿，《论总纲》提出有两个重点。一是整顿领导班子。二是整顿党的作风。

　　文稿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三项重要指示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检验学习理论成绩好坏、大小的“唯一标志”，是三个有利于：“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文稿尖锐地指出：学习理论要“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文章总结当时斗争的特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文稿对“造反”、“反潮流”等作了分析，对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尖锐地进行了揭露，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左面貌、极左口号、极左手法的揭露和批判。文章提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这个名称，是对“四人帮”及其亲信、爪牙的有力揭露。文稿指出，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落实对敌斗争政策，是实现安定团结的关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文稿提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必须坚决落实对敌斗争的政策，要彻底揭露和打击六种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又提出，要促进安定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文章抓住了实际生活中的关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论总纲》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基本原理来阐明三项指示的相互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论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任务，富有理论价值。同时又针对当前实际，提出落实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措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三项重要指示的关系。文章写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提出了区别真假、衡量好坏的生产力标准，并对“四人帮”宣扬的一套作了辛辣的批评。文章说：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关于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论总纲》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1975年整顿的新鲜经验，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必须抓住四个要点：（1）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做到又懂政治，又懂业务，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2）必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解决出现的新矛盾，求得新的平衡。（3）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结成的，其中有许多是付出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遵守生产斗争日益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才能使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违反这种规章制度必然会在生产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4）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积极去解决。

　　《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论述了以“三项指示为纲”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方针、政策，探索了在进行了九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摆脱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办法，称得上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文稿在论述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又相当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策略及其本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同时也是一篇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檄文。

　　10月7日，《论总纲》的初稿印出，印发给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审阅，请他们提意见。胡乔木读后对文章的写法不满意。认为这篇稿子不能用，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熊复意见相反，认为批“四人帮”还不够尖锐。胡乔木让吴冷西、胡绳、于光远同邓力群等五人一起讨论怎样修改。经讨论，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来写三项指示。邓力群等于10月20日左右写出第二个稿子，题目改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印出再送政研室各负责同志审阅。胡乔木看了仍不满意，认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标题也不好，文章中选用的有些材料不妥当。胡乔木要邓力群等再作修改，并另外找吴冷西起草。邓力群又主持改出一稿，题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准备在1976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吴冷西也在11月初写出一稿，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这时，风向已经变了，胡乔木已经成为批判对象，所以，邓力群的第三稿没有来得及送给胡乔木看，吴冷西的稿子根本就没有拿出来。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抓住这个初稿，扣上种种帽子，妄图作为打倒邓小平和其他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中央负责同志的口实。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

　　姚文元作出“批示”以后，对《论总纲》的写作经过和政治责任进行了清查、追究。一时之间，形成巨大的政治高压。邓力群在政研室的会议上主动表示：《论总纲》这篇文章是由他负责并口授写成的。起草过程中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同胡乔木交换过意见。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他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1976年2月29日，邓力群写信给华国锋，同样承担全部责任。在批判的高潮中，邓力群仍然毫不含糊地说，这篇文章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每句话到每个标点，都由我负全部责任。并拿起笔来，当众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大标题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画下来，签上名字：“邓力群”。

　　胡乔木也承担责任，负责地说明：“写作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完全出于我自己的主动，是我布置邓力群他们写这篇文章。”

　　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把《论总纲》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进行公开批判。由于邓力群、胡乔木都把责任承担起来，“四人帮”无法把此文同邓小平直接挂钩，在公开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时，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题目之下，署上的名字即为邓力群。他们给《论总纲》安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等罪名。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论总纲》是“主体”，《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两翼”。他们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竭力诋毁，而且还编了三本小册子，由张春桥、姚文元改定“前言”，于8月印了几千万册，向全国发行。他们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图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动对“三株大毒草”的“围剿”，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然而，历史却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还没有来得及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见面的《论总纲》等三个文件，却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走到了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在“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论总纲》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所谓“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真正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而发动“反击”和“围剿”的“四人帮”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如果说，1976年4月的四五运动为10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那么对“三株大毒草”的“大批判”则同发动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反而从思想上、理论上加强和巩固了这个基础，加快了“四人帮”的灭亡。

　　如上所述，《论总纲》实际上还是一个正在修改中的未定稿，当时并没有送给邓小平看。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才看到。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对《论总纲》作了评论。邓小平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二十一、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1975年整顿进行不过八九个月，成效十分显著。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

　　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整顿成就辉煌。

　　整顿使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指1975年下半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内的三颗人造卫星）。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最后一年。对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均已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长19.1％，平均每年增长3.6％。四种主要农产品中粮食超过指标，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长160亿斤；生猪、水产品达到指标，棉花产量计划规定为5000万担，1973年曾经达到5124万担，提前实现“四五”指标，1975年因灾减产，完成95.2％。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规定指标3200亿元略为超过，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了53.9％，平均每年增长9％。列入计划的41种主要工业产品，20种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7种接近完成计划，14种没有完成计划。其中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钢产量计划规定为3000万吨，只完成了79.7％，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902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800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这大大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四五”期间，地方中小工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队企业在一些地区开始兴起。“四五”期间，航天事业取得进展，成功地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和返回式人造卫星，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洲际火箭首次试飞基本成功。农业科学上育成了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并在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试种。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开始实施，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等一批重点工程开始施工建设，对外开放迈出了步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四五”计划能够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四五”计划开头，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加上林彪一伙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过周恩来主持工作进行调整，才把“三个突破”和“一个窟窿”造成的严重后果弥补起来；正当国民经济发展开始重新步入正常轨道之时，“四人帮”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又来搞乱全局。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社会动荡，经济秩序又被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倒退。经过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四五”计划才得以基本完成。

　　事实说明，1975年整顿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因批林批孔运动而造成的停滞倒退局面，又走向恢复和发展。邓小平也因领导整顿给动乱的中国带来安定、生机和希望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

　　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初步解脱出来，逐渐恢复正常，并开始改革开放，准备加快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不绝的篇章。

　　1975年整顿何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呢？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1975年整顿是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因由来进行和展开的。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整顿。各方面的整顿，也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其中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和党的整顿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军队整顿、文艺调整，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积极贯彻落实的。在整顿进行过程中，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展开的斗争，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推动了整顿的发展。在领导各方面整顿中，邓小平纯熟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当前实际，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明确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第二，反映群众愿望，紧紧依靠群众。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经历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及长期低水平生活的困顿以后，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号召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和响应。而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一竿子到底、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成。邓小平说：“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

　　总之，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转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成生产任务，都依靠群众来进行、来完成。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至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与群众很好地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领导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经验。

　　一是抓住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着重抓批派性和调班子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在同资产阶级派性斗争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消除两派对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强调对资产阶级派性要广泛发动群众坚决斗争。要把思想教育、政治攻势和行政措施、法律手段结合起来。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限期改正，过时不改，不发工资，有的下放劳动；对个别坚持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予以逮捕，集中打击。还要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在铁路整顿中，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1.17万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130名）。

　　治乱用重典。没有这样的强硬措施，铁路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是难于迅速改变的。

　　与此同时，着力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

　　“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

　　对“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的问题，分别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南昌铁路局的问题，根子在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听取万里汇报后，当场决定把这位司令员调离南昌，到武汉军区任职。

　　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

　　他要求建立起敢字当头的、坚强的领导班子。他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邓小平要求“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指出：“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邓小平又指明：解决党的领导削弱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

　　邓小平还指出：“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

　　邓小平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工交系统所属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一机、森工、水产、建材、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对1439个重点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领导班子需要调整的单位有379个，占26.3％。到1975年7月底，已经调整了133个，其中58个调整后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二是突出重点。采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工交系统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在铁路整顿中又确定以徐州为重点。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立即在面上推广。运用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工交系统的整顿。又运用徐海地区整顿的经验指导全国各地方的整顿。钢铁整顿首先抓八大钢的整顿，在八大钢整顿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太钢的经验，在整个钢铁系统推广。集中力量解决老大难问题，又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来指导全局，使整顿很快在面上推开，取得成效。

　　三是掌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提出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铁路整顿，强调铁路与地方要脱钩；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

　　第四，建立各种章程。不仅有总的路线、任务、方针，还有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目标明确，方针正确，措施得力。

　　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

　　他要求用符合实际的中央文件来发动群众，领导整顿。同时又十分注意制定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

　　邓小平指导制定三个层次的章程。

　　（1）指导全局的文件。邓小平支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用来统一思想，指导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用以分别指导经济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整顿。“四人帮”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在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说，《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就像围棋上的两只“眼”，邓小平做了这两只“眼”，全局都活起来了。

　　（2）制定某一方面整顿的中央文件。这类中央文件，通过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制定。采取召开专门会议，中央与地方、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所提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既体现了总体要求、吸收了既有经验，又从部门、地方以至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中央决定或中央批示转发的方式，集中统一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当时无政府主义猖獗、资产阶级派性横行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也是极为有效的。如著名的指导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指导钢铁整顿的13号文件，指导地方整顿的12号文件和16号文件，指导军队整顿的18号文件等。

　　（3）地区、企业或单位做出整顿的具体计划。在钢铁整顿中，大中型钢铁企业都由企业、企业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联合签署了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书”。

　　邓小平亲自在立章程上下功夫。为部署铁路整顿、写好9号文件，邓小平在1975年1月28日、2月6日两次召见铁道部长万里后，又于2月11日（农历年初一）第三次召见万里，口授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起草出来后，邓小平又亲自审改。其中“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就是他审改时增写的。

　　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看过初稿后提出修改意见：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指出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

　　稿子修改后，邓小平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会前布置胡乔木准备毛主席和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会上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并要求会后再作修改。邓小平不仅要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搞上去，还要用它来推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

　　第五，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敢于碰硬。邓小平的这种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关于铁路整顿，万里原准备3月份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不行！要在2月25日开。也就是不等过完年，在农历正月半开。3月5日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接见与会人员，一反常规，不同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讲话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对闹派性坚持不改的，“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徐州铁路整顿只12天，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邓小平不断插话，指出：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搞，不要一个一个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对支持搞派性的干部，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从4月1日开始行动。

　　邓小平充分肯定“限期改正”这条好经验。对国防科技系统派性的整顿，邓小平也提出一个月的期限。他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七机部的派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两派团结起来，创造了“三星高照”的优异业绩。

　　邓小平提倡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邓小平访问法国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反对派性时提出：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张春桥当场非难：再出来怎么办？邓小平立即反驳：凡是严重闹派性的，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一个，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

　　5月29日晚，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钢铁会议全体人员时讲话，当着主持人王洪文的面说：上一次，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他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你就搞群众运动。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剑英严词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迫使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作报告，在全体代表面前，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江青。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国务院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帮”掌握的报刊上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揭露“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没有邓小平这种与“四人帮”无私无畏地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精神，1975年整顿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六，善于斗争。邓小平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这首先表现在胸有全局，战略部署得当。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尚未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即找胡乔木谈话，交代任务，筹组参谋、写作班子。刚刚上任，就在1月25日总参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作出部署，着手准备。一文一武，作战略安排，抓得非常及时。与此同时，针对阻碍国民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铁路，作出整顿的决定，实行重点突破。毛泽东教导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出主意、用干部，还要求“学会弹钢琴”。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在统筹兼顾、全面部署、抓住要害、重点突破方面，树立了非常成功的范例。

　　善于斗争又突出地表现在纯熟地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围绕理论问题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针对张春桥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邓小平还当面批驳了“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极左观点，指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这样，邓小平就将学习理论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了起来，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了一起。邓小平又敏锐地觉察到“四人帮”在学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企图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提出问题，促使他老人家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中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尖锐地批评、质问江青等人，迫使他们做出检讨，同时又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把话讲完的办法，问题摆开而又留有余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四人帮”从此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此外，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由于邓小平对学习理论问题指示作了这样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在实践上他也采取审慎态度，所以，理论指示的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还推动了1975年整顿的进行。

　　善于斗争还表现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对症下药，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针对林彪把军队搞得臃肿不堪，决定进行精简整编，重点解决肿的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1月25日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传达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2月9日出席军委常委会，指出总参工作次序，第一是确定编制，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整顿军队。4月28日军委常委会再次讨论编制问题，他提出向主席、政治局写报告，主要讲整顿编制、压缩定额的方针原则、保留技术兵、技术装备、干部编内编外方针和处理原则。7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确定三年内将军队总员额减少160万人，安置超编干部约60万人。对铁路整顿和钢铁整顿中怎样处理同地方的关系，邓小平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对铁路，邓小平强调要切断联系，与地方脱钩。邓小平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

　　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地方要支持企业，提供物资，保证生产、生活的需要。山西省革委会在钢铁座谈会开会期间就决定增加对太原钢铁厂职工的生活供应，一次调给太钢猪肉2万斤、猪下水3万斤、鸡蛋5万斤、鱼3万斤、小鸡1万只、对虾5000斤、烟2万条、糕点3万斤。

　　太钢成为在八大钢中上得最快的一家，一条重要经验是同地方结合得好。

　　第七，善于用人。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主政西南时就掌管工业、以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业绩卓著的万里，主持当时问题最为严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铁道部工作；大胆起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研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领导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十二、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1975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在中国，对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人帮”攻击1975年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党员拥护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5年整顿所开始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

　　第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第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总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综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不难看出，1975年的整顿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1975年整顿的成就和挫折，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做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探索，也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作为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安排，邓小平用以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他指导或影响下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

　　一、从整顿转为“批邓”

　　在邓小平对全面整顿作出部署，各方面的整顿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展开的关键时刻，清华大学刘冰（党委常务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惠宪钧（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党委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之一）、吕方正（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四人于10月7日联名写了一封信，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信中揭露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揭发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全国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发泄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不满，以至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这封信经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于10月13日夜间送到邓小平处。当时邓小平不在家，由秘书王瑞林收下。两个月前，邓小平曾把刘冰等四人8月13日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迟群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信转呈毛泽东。这次当然也照转不误。当时，教育领域的整顿正要全面展开，希望此信有助于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并推动教育整顿。

　　刘冰等四位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请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转呈，也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想到，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

　　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同对自己的态度联系起来，问题的严重性非同一般。政治的天平此时完全倾向迟群、谢静宜那一边，刘冰等人被认定“反毛”，而“小平偏袒刘冰”，真是罪莫大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当然不单由转信这一件事引起。事实上，当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特别是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文化、教育、科技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系列变革，毛泽东内心已有不满。借题发挥，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常用的办法。这回，他是用批评刘冰等人来信这种方式，把对邓小平主持整顿、否定“文革”的不满表而出之。

　　同时，也不能排除引发重大事件的一些偶然因素。就我们现在所知，在刘冰等四人的信到达毛泽东案头之前，至少有两件事对毛泽东的心态和判断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一，9月27日，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同他谈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整顿不满的话。

　　其时，毛远新已经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三个要职。毛远新是烈士遗孤。他在新疆监狱中出生，后来父母都惨遭杀害。1975年9月30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于28日前往乌鲁木齐参加庆祝活动，毛远新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之一。他于9月27日到北京，即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新谈了辽宁省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整顿不满的话。毛远新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远新的这些极富挑拨性的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其二，毛泽东对《科学院汇报提纲》不满。

　　《科学院汇报提纲》经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后，胡乔木等又修改了一遍。9月28日成稿后，邓小平即送毛泽东审阅。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第一稿中，就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所据版本是1969年国家科委编印的小册子《毛主席论科学技术工作》，注明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以后几个稿子一直保留。10月13日前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看了《汇报提纲》后的意见。10月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讲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对毛说，请主席把稿子退给我们修改吧，但还没有退回来。

　　刘冰等人的来信于10月14日转达毛泽东的案头之时，正好是在毛泽东听过毛远新的谈论、对“文革”态度问题特别敏感、又刚看过《科学院汇报提纲》颇为不满之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对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转信的行动，作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过于严厉的批评，自有其逻辑的必然。对于1975年整顿，当然是极大的不幸。

　　不过，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一批二保”，立足于帮。

　　毛泽东在10月19日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中，还特别关照：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毛泽东还两次亲自找邓小平谈话，批评、劝勉。

　　这时，邓小平一面坚持工作，一面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批评。10月23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19日的意见，主持召集六人会议。参加者为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邓小平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和邓小平转信的批评。经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1）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毛泽东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2）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先是党委常委扩大会，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全体工军宣传队、各系革委会主任，之后再扩大到全校干部和全校师生员工。由吴德到清华大学说明情况，迟群主持会议。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27日，邓小平和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六人会议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下面画线批示“对”。

　　10月3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笺，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当面批评了邓为刘冰转信的事。邓问毛，他主持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毛说：对。

　　邓小平仍然主持中央工作，10月25日晚讨论《关于十年规划几个问题的汇报要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乃至11月中下旬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批评邓小平本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还是邓小平主持的。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是在毛远新11月2日向毛泽东再进谗言以后。

　　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11月2日上午，又在毛泽东面前大谈对形势的看法，歪曲事实，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继续向他的伯父鼓吹他在9月27日谈话时已经说过的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再一次尖锐地提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毛远新总括他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又谈论对1975年工作的看法。不仅否定各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而且认为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他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毛远新把问题归结到路线，说：“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远新还就落实干部政策谈了看法，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在对整个形势非议之后，毛远新直接谈他对邓小平的看法，进行恶意诽谤。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毛远新把问题提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在这里，毛远新尖锐地提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并由此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下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让毛远新看清华大学刘冰等人8月和10月先后写的两封信，并把关于刘冰来信谈话的记录稿念给毛远新听。两人边读边议。经过情况，毛远新作了如下记录：

　　主席让我看清华两封信和影印件。

　　主席：“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席念：“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说：“这是要害。”

　　主席点头：“是。”

　　主席念：“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并重复“小平偏袒刘冰”。

　　我说：“这也是要害？”主席点头：“对。”

　　毛泽东要毛远新：你找小平、锡联、东兴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

　　就这样，毛泽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政治局内的一个小范围里开会批评邓小平，毛远新参加并唱主角。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是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为批评邓小平以至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次谈话之后，毛远新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江青当时已被毛泽东明令“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立即利用亲属关系，把毛远新拉到自己一边，企图通过他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并操纵政治局。

　　二、“批邓”的升级和邓小平的抵制

　　1．政治局四人会议开始“批邓”

　　11月2日晚，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中央政治局内的四人小会，可以看做在中央内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在这次会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对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否定整顿取得的成绩。

　　邓小平立即针锋相对进行答辩，理直气壮地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还可以想一想，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邓小平还对自己这一段的主要工作和讲话作了简略的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中央9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9号文件开始算起。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列举了从3月份以来做了哪些工作和讲了哪些话。并说，昨天（1号）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毛泽东在11月1日同邓小平谈话时明确肯定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段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可是，对于11月2日晚上邓小平同毛远新的这一场争论，却又站到了毛远新的一边。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会议情况汇报时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但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可见，毛泽东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点上着眼，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2．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

　　11月3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2日晚四人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汇报。在赞扬毛远新“顶了他”、“有理”的同时，也认为小平同志开始转弯了，态度很好。

　　参加会议的四人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指示继续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他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毛泽东说：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3．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批评对象的扩大

　　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当天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

　　谈到对“全面内战”的理解，毛泽东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又说：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还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由此谈到理论问题，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了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泽东最后叮嘱毛远新：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还指示：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

　　11月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后，得到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在宣传理论和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积极支持邓小平整顿的几位领导同志：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会议的范围也扩大到17人，包括全体健康状况能够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

　　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指责周荣鑫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周荣鑫提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宣队、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月14日，按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的问题，要他们准备到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