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九、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同铁路整顿同时展开的，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对于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和“四人帮”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宣传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四人帮”却把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重点放到所谓“反经验主义”上去，企图以此来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破坏安定团结，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证“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左”的经济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元故意制造谣言，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反右倾”时说过的意见：“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3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主席五九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他还在3月写的一个文件稿中说，“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3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引用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后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前提下，高谈“继续革命”；绝口不谈社会主义民主，而提出必须“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歪曲为只是专政，而且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实行专政。张春桥抛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打“土围子”。实际上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相呼应，要把“土围子”的帽子扣到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的老干部头上，对老干部实行“全面专政”。江青4月4日给新华印刷厂电话指示，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5日，又对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重复了这个论点。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主张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交锋”。

　　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三四月间连篇累牍地发表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文章和报道。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周恩来和其他富有经验的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上海《解放日报》一篇文章，说什么“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就是突出的例子。

　　在党内外造成“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后，“四人帮”就想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把“反经验主义”变为学习理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实际行动。姚文元指使新华社于4月20日写了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他转呈毛泽东。提出“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的居心，邓小平洞若观火。

　　“四人帮”三四月间一个腔调大反“经验主义”之时，正是周恩来病重开刀之际。3月26日，周恩来做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切除新发现的大肠内的肿瘤。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长征途中在沙窝会议（1935年8月4日至6日）后得肝脓疡穿肠成便的地方。这次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在此前后，邓小平同周恩来多次单独谈话。他们还几次同王海容、唐闻生长谈。那时毛泽东在外地接待外宾，都是王、唐二人当翻译。她们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反映情况。

　　当4月上旬江青、王洪文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明：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邓小平要用适当方式向毛泽东反映这一严重的政治动向。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会见。根据日程安排，毛泽东主席要会见来访的金日成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会见。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率领党政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访问。4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以便在中国首都同金日成会面。毛是在1974年7月中旬到外地的，离开北京已经九个月了。

　　4月18日下午4时，金日成主席乘坐的专列到达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到车站迎接金日成主席等朝鲜贵宾。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金日成和他率领的党政代表团。邓小平是陪同会见的唯一的中国领导人。

　　两国领导人礼节性会见以后的谈话，新华社1975年4月18日的电讯作了如下简要报道：“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主席进行了非常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时，朝鲜党政代表团团员吴振宇在座。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至于谈话的详细内容，按惯例没有公开。

　　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涉及邓小平，同本书叙述的历史不无关系。这里把有关的内容引述于下：（以下谈话内容据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1975年4月18日。）

　　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Premier（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回答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即说明：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说：不行了。

　　金日成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答道：上帝请我喝烧酒。（笑）

　　金日成说：还早！

　　毛泽东说：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笑）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金日成：你们那里有没有找到石油？然后谈话直接涉及邓小平。

　　毛泽东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邓小平）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回答道：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接着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毛泽东补充道：还会反修正主义。

　　金日成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毛泽东解释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金日成说：很好，我们欢迎！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

　　金日成再一次说：我们也欢迎他！

　　从这段谈话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怎样地信任和器重。

　　在会见结束、送走金日成以后，邓小平就张春桥3月1日在政治部主任会议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讲话，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同时还反映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要交锋等情况。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四人帮”无从得知毛、邓之间这次重要谈话的内容，继续打着他们的如意算盘。

　　就在这时，姚文元把他指使新华社写的那份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通过18日下午邓小平的当面请教，毛泽东知道了“四人帮”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反经验主义”的经过和企图，对他们非常不满。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的那份《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4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叶剑英、邓小平等批评了江青等人。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江青分别要求见毛泽东。王洪文在给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信中，诬告叶剑英、邓小平等总是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并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12月会议的案。”

　　江青要秘书转告毛泽东，4月27日会上几个人跳出来围攻他们，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

　　毛泽东表示，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毛批评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他严肃批评了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用个人名义送材料，到这次批判经验主义的错误。他重申“现在要安定团结”，再三强调“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继1974年12月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之后，又一次当众告诫江、张、姚、王：“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针对江青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1971年庐山会议再现，毛泽东明确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同时，毛泽东又认为江青等人的“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围绕“三要三不要”开会讨论。

　　周恩来不顾病重，就如何传达、贯彻毛泽东的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谈话，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内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张春桥企图对自己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错误抵赖。周恩来写下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张春桥无法推脱。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了5月27日和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邓小平在5月27日会上发言。他回击了“四人帮”关于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批评“过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的说法。邓小平揭露“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指示蓄意肇事，突出表现在三件事：批评周、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而且把问题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面点很多人；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如果搞下去，牵涉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邓小平问道：“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邓小平回顾了党的历史，强调“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叶剑英在6月3日会上批评“四人帮”用批判经验主义代替批判修正主义。三件事，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由主席来纠正。叶剑英问道：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指出：不要干扰主席。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最大的干扰。

　　政治局多数人气很大，在两次会上都批评江青、王洪文等人。江青等人虽然否认有“四人帮”，但王洪文还是不得不就抓大事、学习、只听一方意见等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江青也承认“自我批评不够”，表示要“再作进一步检讨”。

　　周恩来十分关心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5月28日，即同邓小平长谈，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6月3日会后，周恩来同王海容、唐闻生多次谈话。6月7日晚，周恩来又同邓小平以及王、唐长谈。周恩来、邓小平要王、唐将江青、王洪文等在会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此后不久，毛泽东召见邓小平。邓小平就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当面作了汇报。王、唐二人在座，留下了这次谈话的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毛又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汇报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鼓励邓：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了，引古人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领会，说：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知道毛没有完全明白邓说的“放在刀尖上”这个岗位的所指，但邓知道毛所指的是什么，忙说：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从这次谈话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既把问题摆开而又不把话说完，留有余地是满意的。他交代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还引用古书，鼓励他不要怕有人反对。说明毛泽东完全信任邓小平，把安邦治国的重任放到了邓小平的肩上。

　　6月3日会后，江青就“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等问题进行检讨。6月28日，江青致信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信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周恩来于6月30日把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周恩来建议将这封检讨信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都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

　　按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不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从6月下旬起离开北京，先同纪登奎一起到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后到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同时，毛泽东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在王洪文离开中央期间，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围绕反经验主义进行的这一场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党内健康力量的胜利而告结束。邓小平进一步受到重用，他一身二任，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江青检讨，王洪文实际被削职，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

　　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整顿全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在六七月间，他同时开始部署、展开了六件大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制定《工业二十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行军队整顿；进行文艺调整；组织科技整顿；解决浙江问题，推动地方整顿，使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出现了历史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