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文艺调整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以文艺革命的“旗手”自居，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对30年代左翼文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文艺肆意挞伐，搞得一片萧条。人们对“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状况早已怨声载道了。
1975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示调整文艺政策。
7月初，毛泽东同刚刚正式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邓小平首先汇报全国生产情况，说：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问题。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别人不能提意见”、“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等现象深为不满。
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下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7月14日，毛泽东当江青的面，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状提出批评，指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还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艺进行整顿。他立即要国务院政研室对文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国务院政研室很快就整理出“四人帮”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的材料，抓住了“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罪证，立即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予以揭露，给“四人帮”重重的一击。同时，胡乔木又转呈了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信。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这样，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批示在文艺界迅速传开，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创业》批示精神鼓舞下，有的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写信，有的在讨论会上发言或写大字报公开揭发、批判文化部的帮派头头及其后台“四人帮”。
7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呈了电影《海霞》编导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影片受到压制，要求通过发行。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即在7月30日审看此片，否定了江青等人说《海霞》“基调很坏”、“是黑线回潮代表作”的指责，支持了创作者的请求。
8月中旬，政研室负责人又向毛泽东送去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教师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抄本。大字报尖锐地揭露、批评文化部头头，公开指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毛泽东对此也作了批示。
通过政研室的工作，在毛泽东或邓小平亲自过问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史歌剧《洪湖赤卫队》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三部影片首先解禁。接着，话剧《万水千山》、歌舞《长征组歌》重新登上舞台。以后，又陆续分批开禁了一百多部故事片。
10月3日，毛泽东又对冼星海夫人建议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开展纪念活动的信作出批示。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支持下，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形成《创业》批示后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
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请求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的来信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改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11月2日，毛泽东又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的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于是，姚雪垠于1975年冬从武汉调进北京，得到了一个继续写作的较好的环境，《李自成》第二卷得以发排。粉碎“四人帮”后两个月，就付印了。第一卷修订版也在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因出版《李自成》而复业。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富有特殊意义的一页。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7月2日在林默涵来信上写下“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以后，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7月14日，周扬被放出来。7月16日，专案办公室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对周扬的定性是“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了“拟分配适当工作”，生活待遇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份报告于7月27日送到毛泽东跟前审批。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命机要秘书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1975年9月，国务院政研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可是，临近国庆，周扬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周扬未能在显示安定团结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把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第31期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10月15日阅后即批“送主席看看”。10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是毛泽东继7月2日、14日、17日三次直接过问周扬问题以后第四次亲自提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高度。1975年7月起进行文艺调整，只几个月，中国文艺界就在一定范围内冲开了“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多年以来在文艺界专横跋扈的江青，第一次处在被公众批评、揭露的地位。4、5、6月“四人帮”在政治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7月以来又在他们控制的文艺领域连连受挫。这对于整顿的全面展开，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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