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十九、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业整顿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报告，总结了建国25年来农业的成就，着重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毛主席向来讲我们的国家建设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为什么要把农字放在第一位？农业是基础。我们今后25年时间达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不管工业发展得怎样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够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现状，对学大寨提出新的要求。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大寨县。邓小平提出“学大寨要真学”，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要学路线、学方针、学政策、学方法。

　　邓小平在报告中扼要地阐述了农业整顿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他指出：一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二要调整现有若干方面的政策；三是关键在领导。领导第一是省委，然后是地委、县委，特别要注意县委。县委相当于军队的团，又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就可以带动公社、带动大队，就可以很好地选择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稳定，不稳定，农业发展不起来。要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什么错误，要用，用这种党性强的人。选好了人就有希望。没有好的带路人能带好路吗？不解决这个问题，空喊口号，天天喊学大寨，也没有希望。

　　邓小平讲话时，江青不时插嘴打断，邓小平则当场反驳。邓小平讲到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时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即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答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他讲了许多事实，反问道：这种状况，能够满意吗？

　　关于调整农村工作政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着手进行。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期，从9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农村政策问题。这个座谈会开了一个月，到10月21日结束。

　　在1975年的整顿中，农村政策的调整包含“放宽”和“稳定”两种情况，属于放宽政策的，有发展养猪业、支持社队企业等；属于稳定政策的，有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等。农村政策的放宽和稳定，是这时农业调整的主要内容，带来了农业的增产，农村的发展，农民和全国人民生活的改善。

　　（1）大力发展养猪业。由于“文革”中片面强调集体养猪，限制农民家庭养猪等政策的偏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生猪生产下降，猪肉供应紧张。1974年全国只收购肉猪9843.8万头，比1973年减少352.5万头。城市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许多城市人均肉食定量只有每月1斤。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吃肉也成了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问题出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面。1975年7月，邓小平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要四川省委研究农业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改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

　　8月20日至9月7日，国务院召开生猪生产座谈会，讨论修改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草稿）》。《通知》指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是毛主席批准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不能改变。社员饲养公猪、母猪，应当允许。只能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办法提高集体养猪的比例，决不能用限制社员养猪的办法来提高这个比例。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

　　《通知》于9月16日下达，产生了积极作用，社员养猪得到一定的发展。1975年底生猪存栏上升到2.8亿头，比1974年底的2.6亿头增加了2000万头，增长7.7％。四川省1975年生猪年底存栏数也比1974年增长了2.4％。

　　（2）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在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于9月27日对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的三份材料给邓小平写了批语：“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批给邓小平的三件材料是：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要求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和随信附上的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的《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将两封信和一篇报道一起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印发。参加座谈会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都支持发展社队工业。

　　在座谈会期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转载了《光明灿烂的希望》一文，转载时在原标题上加了“伟大的”三字，同时发表评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10月16日，《人民日报》又以《希望就在这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发表“记者述评”。肯定社队企业“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指出：社队企业代表着“伟大的希望和前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办好它”。社队企业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前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10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0期也发表了《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苏省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用典型事实说明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此文发表以后，当月，就有21个省市、中央4个部门共243个单位6000多人前往江苏省无锡县参观、学习。

　　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这个中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形式，1975年九十月间，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明确肯定和积极支持下，得到蓬勃发展。

　　（3）稳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1975年8月24日，陈永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对农村工作的五点建议。其中关系最为重大的一点是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提升为大队。陈永贵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9月3日，毛泽东对陈永贵的建议写了批语：“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陈永贵的建议。大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把核算单位从生产小队过渡到生产大队。有的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经深入人心。如果向大队核算过渡这件事一股风吹下去，对群众生产、分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的认为，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说是要分期分批，但实际上人们会怕被说成右倾，一哄而起，不可能分期分批。即使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没有实行大队核算的生产队也会观望，积累也不会搞了，农田基本建设也不搞了，吃光分光。此事只能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些。

　　座谈会于10月8日写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送审稿）》，上报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是经过60年代初调查研究、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时经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这时，毛泽东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考虑了不同意见，没有赞成陈永贵为代表的急于升级的意见。这就稳定了农村经济政策，避免了“左”的干扰可能带来的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破坏。

　　（4）稳定粮食收购价格。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一位干部于1975年5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国家目前实行的粮食同一征购价格，能否加以变更，即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调整价格后，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农村社、队之间的差别和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同时，还可以从经济上限制小生产者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在5月25日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说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李先念主持办理。

　　李先念即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于9月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报告，认为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的建议，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

　　1975年整顿中采取的放宽和稳定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1975年夏季，河南、安徽、湖北、辽宁等省部分地区遭特大洪水，但农业还是取得了丰收。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亩产上《纲要》的省市达到9个（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湖南、辽宁、山东），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及工业比较集中的辽宁，继河北、山东、河南之后，也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同1975年放宽和稳定农业政策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