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比事实更重要：领导干部网络素养与舆论危机应对》

【章节选读】

前言

在很多网民似乎依然沉浸在盛宴狂欢中的时候，聚焦并列举网络所带来的种种侵扰，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自从2002年开通第一个博客以来，我自己基本上算是网络的受益者。网络空前地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扩大了我的交往圈子，也深化了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但我也日渐发现，网络在消耗了我太多时间的同时，也使我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无法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在看待问题时更加感性而不是理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不断告诫自己控制上网的时间，控制自己不假思索便转发和评论的冲动，以腾出更多时间专心致志地读书、交谈、旅行和思考。是的，和网络度过10年蜜月期之后，我开始试图重新打量和审视这个我曾让我如此迷恋的家伙。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依然有着一张迷人的脸庞，但在某种注视或者凝视下，你会看到某个表情、某个瞬间或者某个侧面是如此丑陋甚至狰狞。

有时候我甚至想，柏杨先生笔下“丑陋的中国人”，从某个意义上说，在网上似乎表现得更加露骨。就像在现实中很少微笑一样，网络上的“中国人”也充满着各种看不顺眼、嫉妒、恶声恶气、愤怒和暴戾。在网上攻击别人最利害的，恰恰是网民自己，就像“整中国人最利害的从来都是中国人”一样。难怪柏杨说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培养出欣赏和赞美别人的能力”，却“充满了斗臭别人或阿谀奉承的两极态度”。

柏杨说，一些中国人习惯二分法，自己永远是君子，自己看不惯的永远是小人，“像一个发高烧的疯汉”，把自己隐藏在团体里，挥舞着“仁义勇智”的大刀一路冲杀过来，不管多少人丧生、多少人受辱、多少人受骗……这种道德的狂奔，在网络上也不鲜见。“超义成顽，超勇成暴”，这使网络的环境不但大受污染，而且还颇有几分险恶。

转型期的中国的确有很多矛盾和问题，有些还令人发指。但是现实一旦被镜像到网络上，很多情绪会被极端放大，很多问题会被极端渲染，很多事实会被极端歪曲，很多观点会被极端曲解。

我曾在博客里就民族主义情绪发表过一点看法，认为一些过分的喊打喊杀的口号和仅仅因为某个人是某个特定国家国民就盲目仇恨的做法，会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文明形象，有失大国气度和现代民主胸怀，结果被贴上“汉奸”标签，遭遇几百个网民的围攻谩骂。

如果说这种简单化思维的群体无理性是一种情绪发泄，那么这几年来日益猖獗的“舆论敲诈”则令我分外汗颜。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小报小刊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快捷性和传播威力，捕捉和制造各种事端，他们从来不关注真正的“问题”，而是罗织事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然后以“上网”威胁，谋取各种好处。很多单位和个人往往为了息事宁人而不得不就范，花钱消灾。一位知情人曾告诉说，在一些地区，一些常年活动的假记者每天就上上网，一年可以轻松捞取几十万。

除了这种依靠新媒体传播环境明目张胆敲诈勒索的“网上街痞”、“网络打手”之外，“网络水军”以及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网络看客”等群体的存在和滋生，也严重地搅浑了网络的清流，侵蚀着网络言论环境，给网络的公信力、正义性、公平性和理性带来贬损。

但是，真正促使我关注网络的舆论侵害并着手准备这样一部书稿的，却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几起严肃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报道。这些舆论监督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新闻线索来自利益相关方精心策划的网络爆料，专业媒体记者在写稿时大量引用一边倒的爆料内容，却不采访或故意忽略当事另外一方的意见，甚至置生活常识和理性逻辑于不顾，有选择性地大肆渲染那些更能吸引眼球但实际上并不属实的戏剧化情节。

这些报道往往在网上引起巨大的愤怒风暴，使当事另一方有口难辩，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身心承受着巨大的不该承受的压力，有的甚至精神濒临崩溃。现实中我熟识的正常人、普通人和好人，在偏颇和莫须有的网络舆论压力下，变成了网络上的“小丑”、“骗子”和“恶棍”。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各级官员、中小学校长、大医院的医生、警察等最容易被“编故事”从而被网络舆论染黑。这些人群掌握着某些资源和权力，在现实中也是贪污、腐败、特权等丑陋现象的高发区。但是，群体的标签和刻板印象绝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这些群体中的很多人是和广大网民一样是兢兢业业、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言论环境并不规范成熟的网上，一些“相对剥夺感”强烈的网民往往倾向于把心中对这些群体的负面情绪发泄某个无辜个体身上，使他或她承受不不该承受的言论围剿和现实后果，这当然有悖真正的“新闻公平”，也不是真正的“舆论正义”。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上网人口尤其是转发、评论、留言的“活跃网民”大部分比较年轻，一些活跃的“意见领袖”对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一些社会矛盾简单化、感性化的批评比较多，缺乏建设性和包容性，往往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在发表一些过激言论的时候并不体察事实是否客观存在，有的仅仅是为了迎合某种情绪，获得更多的喝彩。

同时，网络在开通了民意表达新渠道的同时所滋生的种种舆论乱象，也和传统职业媒体发育不成熟、表现不规范、操作不专业的状况有关。有专家指出，如果种种矛盾所集聚的网络情绪是一个火药桶的话，媒体的不客观报道就是网络舆情爆发的“火星”。采访不到位、选择激怒人和吓唬人的信息放大渲染、缺乏客观理性和全面的判断以及为了某种利益而丧失职业伦理操守的行为，都为网络上非理性和伤害性的舆论提供了可能。

由于网络的“草根属性”，同情社会底层和弱势人群几乎是网民本能的条件反射。每当网络热点爆发，网民们往往在事实并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和细节，就迅速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激发起固有的情绪，形成声讨或声援的浪潮。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互“助燃”，舆论浪潮席卷而来，很多人往往在“莫须有”的事实面前遭遇“人格斩首”甚至“鞭尸示众”；每个拥有一定网络应用能力的人都可以“私设公堂”，对他看不惯的任何人事进行道德审判；那些网民们偏见最深的社会群体，比如官员、商人、军人、医生等等人人自危，要么把自己隐藏以来，要么屈服于群体的压力，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一些突发性网络热点事件中，当事人风险判断不敏锐、危机应对不恰当，也是导致事件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在给北大的一个传媒素养培训班上课时，有杭州公安系统官员曾抱怨说，警方在轰动全国的“70码”事件受到的指责其实是一个误会：肇事者闹市飙车撞死过路大学毕业生后，到现场处置的交警在媒体询问车速时随口说“具体数字还要等待调查，我估计在70码左右”，结果媒体在报道中只留下“70码”的说法，引起舆论大哗。对这位官员的抱怨，我只说了一句话：在突发事件中，不说自己不确定、没授权的话是公职人员职务发言的基本常识。

我也有机会对某部委十多位厅局级官员的模拟新闻发布会表现进行点评。在每人十多分钟的信息发布中，这些见多识广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技术性错误很容易引起媒体的误读误报，从而形成潜在的舆论风险。对于敏感时期的信息发布来说，从表情到回答提问，任何一点失误，都有可能像在地上撒了一把米，撒的时候也许只是一秒钟，可是要再一个个捡起来就费事得多。

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普遍的不信任感泛滥，焦虑不满情绪弥漫，“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对各种不公的怀疑和怨恨深重；另一方面，一些官员虽然口头上说欢迎监督批评实则打击报复，毫无诚意，恐网、厌网、憎网心态普遍。维权与维稳、权利与权力、抗争与压制、法治与人治等诸多矛盾冲突，不但发生在现实中，也反映在网络上，交织缠绕，同进共退。在新的执政和舆论环境下，一些官员如果仍然坚持管控思维，习惯于封锁消息、花钱摆平、装聋作哑、找替罪羊问罪等处理模式，不但不会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越应对越危机的怪圈。这既不是面对现实问题、化解矛盾危机的正道，也不是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的正道。

围观改变中国，民意促进改良。正如兰斯?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和策略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正确鉴别和研判网络舆情，了解种种网络言行背后的规律，端正心态，积极作为，才能更好地在网上培育民心争取民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初衷绝不是给任何人提供所谓的“自保秘笈”，也不是为任何机构提供舆论的“操纵工具”，而是客观呈现网民、网络乃至传媒的科学与艺术，为网络这一正在蓬勃兴起的言论空间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