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梦》

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共同梦想的主体

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共同的梦想？通俗地说，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统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儿女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发祥地，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从民族学来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特性，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梦想。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复合型的民族？按照一般的民族学理论，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会群体。具备这四个共同的特征，就具备了单一民族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既具有一般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又具有超越其所在的单一民族而隶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属性，每一个民族的成员同样具有这种属性。因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属性，成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1991年作词家乔羽、作曲家徐沛东为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会歌——《爱我中华》，以十分欢快的旋律表达了我国56个民族是一家的崇高的爱国情怀。“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支歌曲唱出了56个民族共同的爱国心声，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一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表达爱国情怀的经典歌曲，深受中华儿女的喜爱并广为传唱。《爱我中华》以通俗歌曲的形式，表达了56个单一民族共同组成复合型的中华民族的准确意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表述了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应局限于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进行的界定，而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符合中华民族实际的科学概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不同，才能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属性。

中华民族作为典型的复合型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尽管“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是近现代以来才提出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复合型民族的存在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这种复合型特性的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单一民族的特性形成的过程。从历史来看，这种复合型民族的形成贯穿中华文明史的始终。

仅从几个点上来说，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有四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分别是“炎黄”、“中国”、“华夏”、“中华”。这四个范畴的确立以及形成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民族作为复合型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炎黄。据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记载，炎帝、黄帝两个部落发源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后来，两个部落展开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脉。炎帝和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华夏儿女的尊崇。除世代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民众自称为炎黄子孙外，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原周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上服膺炎黄，以炎黄子孙自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称所建政权为夏。《魏书》记载，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周书？帝纪》记载，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南齐书？芮芮传》记载，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曾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以推崇炎黄来证明自身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表明自身的中华民族种族归属。

关于中国。相关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文物上。作为地理学上国家意义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等典籍已开始使用，那时的“中国”是指后来说的“中原”。作为种族意义上的范畴，与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并称或对举，最早出现在《礼记》、《左传》等典籍中，这种并称和对举，赋予中国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鲜明的民族学及文化学意义。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原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越来越大、优势地位逐步加强，中国作为地理学意义上国家范畴的象征意义逐渐被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所取代。随着王朝的更迭和兴衰，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也在发生着时大时小的明显的变化，但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力的影响下，民族学意义上的中国得到不断加强和壮大。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积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中国正式成为国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沿袭了“中国”这一简称。中国这一含有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重意义的范畴，最终聚焦到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名上。中国这一称谓是区别从远古走来至今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伟大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关于华夏。华夏是古代汉族的自称，即由炎帝和黄帝部落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周王朝时把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汉朝建立。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称谓。从词源学来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左传》等典籍。《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华夏这一范畴，最早指中原地区，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指中国全部领土，因此华夏又是中国的代称。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称为华夏儿女，这与炎黄子孙的内涵大致接近。华夏这一范畴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在原有的两个层面上广泛使用，即从地域来讲，是指华夏大地；从种族来讲，是指华夏儿女超越单一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族群的认同，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

关于中华。中华，为中国与华夏的合称。“中华”一词何时最早使用，尚无详考。有关资料表明，魏晋时期已有人使用。晋代人桓温在《请还都洛阳疏》中说：“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在《喻中原檄》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救国团体“兴中会”。他在《兴中会宣言》中郑重申明：“是会（指兴中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振兴中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凝聚中华民族力量、激励中华儿女斗志的响亮口号，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除地理、人文等意义外，中华一词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华夏民族强烈的凝聚意识和自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强烈的民族甄别意识。

这几个核心词汇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人们理解中华民族丰富内涵的几个关键词。此外，理解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还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融合的基本历程。历史地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基于长期共同的生存发展、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融合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六个历史阶段。

……　……

经过漫长、复杂的民族融合，迎来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历史机遇，形成华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共识，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早已按照民族建国理论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迅速高涨，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华夏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关头，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借鉴西方的民族建国理论建立独立、主权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的心愿。此时，隐藏在各民族内心深处呼之欲出的“中华民族”这一范畴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杨度、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话语中，开始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提法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最初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时，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是指最古老最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即指汉族。这一简单照搬西方近代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的界定而确定的“中华民族”的内涵，显然不能满足各民族大团结共谋生存发展的现实和心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等人后来改变主张，接受更加广义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孙中山从实际出发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民族统一思想。此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作为不同于单一民族而是作为复合型民族的思想雏形。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在中国政界、思想界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都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全社会对“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理解和认同。1907年，杨度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提出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7年2月和4月，分别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俱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提出的中华民族显然具有超越其他各民族的内涵，着重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觉醒。“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复合型民族范畴的提出、传播和认同，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初步集中统一和凝聚，从此，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深处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历史，也为中华民族共同探索实现中国梦的正确路径，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外来强敌的入侵表达的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而形成的自信和豪迈，是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发自内心而又压抑不住的强力呐喊，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向着梦想而拼搏奋进的民族志气。历史证明，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和能力，有战胜一切困难和艰难险阻而最终取得胜利的高贵品质。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复合型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结晶。民族融合的这一伟大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主体，这一主体形成过程中培育起来的共同的民族思维、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为中华民族实现共同的梦想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共同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