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公茂虹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内容简介】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述了“中国梦”，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经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
《读懂中国梦》是深度解读中国梦的通俗理论普及读物，该书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产生的文化土壤、民族心理和民族特性，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双重变奏，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变奏，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国梦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推动，以及中国梦展现的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
【作者简介】
公茂虹 山东蒙阴人，1964年出生。大学英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工作，曾任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理论研究部主任，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总编辑。现任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网络部主任。
主要著作：《读懂中国梦》（人民出版社，2013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解读中国梦》（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变化中的中国人》（译著，中华书局，2006年）、《解放企业的心灵》（译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多样化的资本主义》（译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伟大的民族精神》（副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副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学习时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中外企业文化》杂志、《史学月刊》、人民网理论频道等中央及地方报刊和网络，发表大量理论文章、调研报告和学术成果。
【目录】
第一章 追寻梦想的民族——追求梦想与历史发展的变奏
一、中华民族的梦想从华夏大地开启
3、中华民族的共同思维
4、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伟大梦想
2、实现复兴梦想的基本路径
3、追逐复兴梦想取得的辉煌成就
1、农民阶级的寻梦之旅
2、地方阶级的寻梦之旅
3、资产阶级的寻梦之旅
二、中国共产党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梦想
1、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
2、为实现梦想进行的理论和道路探索
3、对新中国的美好想象
第三章 为梦想奠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对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确立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基础
二、实现现代化梦想的道路探索
1、发展工业、实现富强的梦想
2、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
3、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三、为实现现代化梦想提供的经验和启示
第四章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变奏
一、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的理想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性的丰富和生长
三、理论的创新与自觉自信
1、利用理论成就梦想
2、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四、道路的探索创新与自觉自信
1、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2、自觉走中国道路
五、制度的变革创新与自觉自信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形成的
2、制度优越性及制度自信
3、积极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五章 实现中国梦与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政治保证
一、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1、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2、实现中国梦抓住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为什么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2、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3、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的传导
三、实干兴邦
1、梦想引领前进征程
2、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3、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六章 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的未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推动
一、“中国梦”不同于“他国梦”
1、美国梦的由来和演变
2、欧洲梦的由来和演变
3、中国梦与他国梦的区别
二、西方视野里的中国梦
1、“中国威胁论”
2、“中国崩溃论”
3、“中国责任论”
4、“中国机遇论”
三、中国梦：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崭新形象
1、中国重新走向世界中心舞台的新形象
2、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变化
3、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一直是西方的预言
4、中国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
后记
第一章 前言
文明的星空，群星闪烁，许多文明似流星一样从人类的视野中一闪而过。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无数的民族如浪花般随着波峰激荡匆匆滑落。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有一颗闪亮的恒星，这就是古老而不朽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随着波峰流转而始终闪耀的绮丽的浪花，这就是伟大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历尽劫波而绵延不绝，饱受磨难而刚健有为的伟大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持续5000余年历史而不曾坠落的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民族。
人们禁不住会问，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何在？这是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疑惑而又像谜一样没有得到满意答案的持续追问。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中华民族绵延发展、历史不曾中断且迸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拨开历史的陈积，拂去众生的浮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向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内心深处望去，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就在那里。这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追逐整体性梦想的民族。追逐梦想、心和梦想一起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历史持续演进、中华民族永远年轻的内在动因。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追逐梦想的意志、毅力和精神，成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以及让其他民族赞叹和称羡的伟大成就，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金光闪耀、熠熠生辉。
一、中华民族的梦想从华夏大地开启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想不是空穴来风。梦想往往与人们的所感所思所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思想的原料又来自哪里呢？思想的原料来自人们的生活，来自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特别是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困惑和困境。因此，梦想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是人们日常的生活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越是复杂严峻，人们就会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深切。久而久之，在梦境中反复出现的潜意识就会不断加强和巩固而成为人们思想意识中清晰的认识，成为人们摆脱困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稳定的信念。直到这时，最初的梦想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成为人们的理想。对于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于群体来讲也是如此，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同样是如此。梦想始终与中华民族具体的生存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东亚大陆：中华民族梦想肇始之地
尽管地理环境不是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梦想的唯一根本的因素，但地理环境营造了中华民族基本的梦境，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最初的伟大梦想的基础性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梦想，甚至一些从古到今的伟大梦想，都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得以产生、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不断得以强化并付诸实践的土壤。华夏大地既是孕育和哺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产生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和坚定理想的神圣家园。
站在亚欧大陆的中心，立足帕米尔高原向东望去，便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这片土地的地理分布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自西向东首先看到的是戈壁沙漠，最具代表性的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中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继续向东延伸的高原地区的沙漠。连接戈壁沙漠的是连绵的高原，主要包括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高原向东便是广阔的平原，自北向南依次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再往东便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些海域的大陆架延伸向宽广的太平洋。这就是孕育和造就中华民族梦想的神圣国土。
地理分布的特点是西高东低，西北西南高、东北东南低。这种独特的基本的地理分布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民族融合的三个方面的根本要素。这三个要素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要素是洪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客观上造成了除极少数大江大河向南、北、西流去之外，大部分大江大河自西部南部北部流向东部，形成自北向南的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水系，其中长江、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些水系和众多的河流特别是长江、黄河、淮河在汛期时的泛滥，成为聚居在平原地区密集的民众共同面临的威胁，抗洪治水成为平原地区民众共同的使命。这一使命数千年来从未改变。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哪吒闹海等神话传说，到1998年的抗洪救灾，抗洪——战胜洪水、治水——把江河的水用于农业种植和百姓的生活，实现风调雨顺、瑞雪年丰，让老百姓过上安全稳定的生活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梦想和期盼。也正是抗洪治水等共同的使命，使平原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众最早团结和凝聚起来，黄河流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第二个要素是风沙、干旱、冰冻等自然灾害。高原地区干旱少雨、风沙肆虐，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遇到不好的年景，草枯粮无，人畜生存极其艰难。到平原地区求生存，得到像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丰沛的雨水和丰美的粮草，一直是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内心渴望和梦想。当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年景不好、无法生存下去时，在农耕时代游牧民族凭借马匹这一居于交通和运输优势地位的工具，居高临下快速地向平原地区进犯掠夺，成为早期居住在西北高原地区少数民族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而当中原地区遇到特殊情况，特别是遇到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原地区发生内乱、当朝者昏聩而统治衰落时，入主中原、占据中原地区以取得相对稳定的生存基础和较好的生存条件，成为西北高原地区少数民族更高的追求和梦想。而对于居住在平原地区特别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民众来说，抗击来自高原地区的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消除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侵扰，过上平静安定的生活，一直是他们内心的梦想。地理环境造成的这种高原地区与平原地区民众因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发生的对峙以及拉锯式的战争，自秦朝以降的近2000年中时续时断。沿着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接壤的燕山山脉向西延伸，跨上黄土高原一直绵延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成为数百年乃至千余年来平原地区的民众在天然屏障的基础上建造的阻挠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人工屏障。然而，长城并没有阻隔长城内外民众谋求安定、平静、有保障的生活的共同心愿和期盼。正是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梦想，使长城内外的民众在经历时续时断的征战之后，最终实现和解和融合。长城因此也成为包括长城内外的民众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象征，成为联结长城内外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而抗击来自西北及高原地区的风沙、干旱、冰冻等自然灾害，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使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建造包括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在内的三北防护林、保护中华民族共同生存的家园的工程始终没有停歇。
第三个要素是地理优势互补。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降水丰沛，适宜农耕，人口众多密集。这与高原地区和戈壁沙漠地区形成强烈反差。高原及戈壁沙漠地区地域广袤，土地稀少贫瘠，干旱少雨，适宜畜牧，人口稀少分散。这种地理、气候环境等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形成了多民族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共生的多样性环境。同时，也使得高原地区因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生存困难时，自然向生存条件好得多的平原地区谋求生存；同样，平原地区因洪涝灾害等无法生存时，大批的民众纷纷向广袤的高原地区去求活路。这种地理优势的互补性，使得高原地区与平原地区在双方承平时期根据各自需要进行以货易货的交往。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即使在互相打伐对峙的情况下，双方以货易货的交往也没有长时期地中断过，有时甚至是通过走私等形式来实现的。无论承平时期还是相互征伐时期，平原地区与高原地区的民众在生存生活方面都以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交往和融合。这种地理优势的互补性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为不同地区间民众因求生存而进行的大规模的迁徙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向中原地区的大规模迁徙、宋元时期中原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向江南地区的迁徙、明代黄土高原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向东部地区的迁徙，都与地理优势的互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理优势的互补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民族融合又为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思维、心理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共同梦想的主体
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共同的梦想？通俗地说，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统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儿女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发祥地，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从民族学来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特性，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梦想。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复合型的民族？按照一般的民族学理论，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会群体。具备这四个共同的特征，就具备了单一民族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既具有一般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又具有超越其所在的单一民族而隶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属性，每一个民族的成员同样具有这种属性。因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属性，成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1991年作词家乔羽、作曲家徐沛东为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会歌——《爱我中华》，以十分欢快的旋律表达了我国56个民族是一家的崇高的爱国情怀。“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支歌曲唱出了56个民族共同的爱国心声，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一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表达爱国情怀的经典歌曲，深受中华儿女的喜爱并广为传唱。《爱我中华》以通俗歌曲的形式，表达了56个单一民族共同组成复合型的中华民族的准确意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表述了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应局限于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进行的界定，而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符合中华民族实际的科学概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不同，才能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属性。
中华民族作为典型的复合型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尽管“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是近现代以来才提出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复合型民族的存在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这种复合型特性的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单一民族的特性形成的过程。从历史来看，这种复合型民族的形成贯穿中华文明史的始终。
仅从几个点上来说，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有四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分别是“炎黄”、“中国”、“华夏”、“中华”。这四个范畴的确立以及形成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民族作为复合型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炎黄。据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记载，炎帝、黄帝两个部落发源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后来，两个部落展开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脉。炎帝和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华夏儿女的尊崇。除世代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民众自称为炎黄子孙外，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原周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上服膺炎黄，以炎黄子孙自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称所建政权为夏。《魏书》记载，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周书？帝纪》记载，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南齐书？芮芮传》记载，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曾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以推崇炎黄来证明自身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表明自身的中华民族种族归属。
关于中国。相关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文物上。作为地理学上国家意义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等典籍已开始使用，那时的“中国”是指后来说的“中原”。作为种族意义上的范畴，与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并称或对举，最早出现在《礼记》、《左传》等典籍中，这种并称和对举，赋予中国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鲜明的民族学及文化学意义。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原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越来越大、优势地位逐步加强，中国作为地理学意义上国家范畴的象征意义逐渐被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所取代。随着王朝的更迭和兴衰，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也在发生着时大时小的明显的变化，但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力的影响下，民族学意义上的中国得到不断加强和壮大。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积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中国正式成为国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沿袭了“中国”这一简称。中国这一含有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重意义的范畴，最终聚焦到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名上。中国这一称谓是区别从远古走来至今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伟大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关于华夏。华夏是古代汉族的自称，即由炎帝和黄帝部落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周王朝时把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汉朝建立。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称谓。从词源学来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左传》等典籍。《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华夏这一范畴，最早指中原地区，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指中国全部领土，因此华夏又是中国的代称。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称为华夏儿女，这与炎黄子孙的内涵大致接近。华夏这一范畴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在原有的两个层面上广泛使用，即从地域来讲，是指华夏大地；从种族来讲，是指华夏儿女超越单一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族群的认同，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
关于中华。中华，为中国与华夏的合称。“中华”一词何时最早使用，尚无详考。有关资料表明，魏晋时期已有人使用。晋代人桓温在《请还都洛阳疏》中说：“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在《喻中原檄》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救国团体“兴中会”。他在《兴中会宣言》中郑重申明：“是会（指兴中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振兴中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凝聚中华民族力量、激励中华儿女斗志的响亮口号，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除地理、人文等意义外，中华一词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华夏民族强烈的凝聚意识和自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强烈的民族甄别意识。
这几个核心词汇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人们理解中华民族丰富内涵的几个关键词。此外，理解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还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融合的基本历程。历史地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基于长期共同的生存发展、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融合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六个历史阶段。
…… ……
经过漫长、复杂的民族融合，迎来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历史机遇，形成华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共识，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早已按照民族建国理论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迅速高涨，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华夏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关头，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借鉴西方的民族建国理论建立独立、主权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的心愿。此时，隐藏在各民族内心深处呼之欲出的“中华民族”这一范畴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杨度、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话语中，开始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提法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最初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时，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是指最古老最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即指汉族。这一简单照搬西方近代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的界定而确定的“中华民族”的内涵，显然不能满足各民族大团结共谋生存发展的现实和心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等人后来改变主张，接受更加广义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孙中山从实际出发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民族统一思想。此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作为不同于单一民族而是作为复合型民族的思想雏形。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在中国政界、思想界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都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全社会对“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理解和认同。1907年，杨度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提出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7年2月和4月，分别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俱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提出的中华民族显然具有超越其他各民族的内涵，着重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觉醒。“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复合型民族范畴的提出、传播和认同，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初步集中统一和凝聚，从此，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深处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历史，也为中华民族共同探索实现中国梦的正确路径，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外来强敌的入侵表达的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而形成的自信和豪迈，是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发自内心而又压抑不住的强力呐喊，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向着梦想而拼搏奋进的民族志气。历史证明，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和能力，有战胜一切困难和艰难险阻而最终取得胜利的高贵品质。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复合型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结晶。民族融合的这一伟大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主体，这一主体形成过程中培育起来的共同的民族思维、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为中华民族实现共同的梦想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共同的社会心理。
二、中华民族复兴梦想与历史的辉煌
“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基辛格撰写的《论中国》开篇探讨中国的独特性时如是说。这一说法与中华儿女秉持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基本吻合。复兴梦想始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想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华文明似乎没有起点，而实现复兴就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华民族为什么十分强调复兴，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把复兴作为追求的目标，至今还没有研究者给出答案。我们认为，重视复兴是中华民族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特智慧，是给现实增加一个曾经存在的里程碑式的社会目标供当下的人们积极主动地努力超越，这就给历史发展注入了一个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以推动或加快当下历史的发展。正是秉持这样的加速历史发展的坚定信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衰落和复兴之间不懈跋涉，摆脱着衰落的屈辱和苦痛，追寻着复兴的梦想和向上的力量，不断实现着对过往历史巅峰的超越，成就了无数新的历史辉煌。
中华民族始终怀抱复兴的梦想
追求复兴梦想，是中华民族的特性。复兴梦想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善于在对过往盛世的赞誉中寄予开创美好未来的期盼和信念，善于用过往的辉煌教谕现实、指示未来，善于在反思、反省中实现历史的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用现实承载历史、用过往启示未来的连续不断的历史链条。复兴梦想是穿越这条持续不断的历史长河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起点，是复兴夏商周三代之治，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夏、商、周合称为三代，并被称为盛世，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称赞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并强调“礼”在三代的传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在《礼记》中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伊始，三代之治一直是理想社会模式的典范，是后人治世学习的榜样，因此，后世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三代推崇有加。孟子言必称三代。宋代的朱熹称三代的统治为“王者之道”。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并规劝皇帝说：“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复兴三代之治，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追求。
为什么要复兴三代之治？就当时的背景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通过温和的路径还是激烈的方式，成为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温和的路径就是“王道”，激烈的方式就是“霸道”。中华民族具有热爱和平，崇尚以德服人、以理服人的传统和品德，因此，注重“霸”、“王”之辨，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霸道”，是仗恃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名义，称霸诸侯，征服天下。具体来说，王道之治是指三代圣王特别是周文王、周武王所推行的统治，而霸道指春秋五霸所推行的统治。当时的人们提出复兴三代之治的梦想，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就是赞成王道，反对霸道，渴望天下太平。
复兴三代之治的梦想，还包括百姓对统治者寄予的期望。复兴三代之治，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三代圣王的高贵品质，必须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功夫，做到“内圣”，才能取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效果，这样才能实现王道之治。实现王道之治，君主必须实行儒家的“仁政”、“德治”。在这方面，孟子的论述最为详尽。孟子对实施王道的起点进行了说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就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减轻农民负担，关注民生，把民生作为重点，这就是开始实行王道了。孟子还提出，圣明的君主必须注重为百姓提供足够的财产，以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使百姓耕织并重，不误农时，减轻百姓的负担，实现老有所养，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就告诉他周文王的施政方法：耕田的纳十分之一的税，从政的发给俸禄，经商的免征税赋，减少刑罚，关照好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这样百姓就会稳定。复兴三代之治，自然包括期盼能够出现实行夏商周三代之治那样的圣明君主和高尚人格。
复兴三代之治的梦想，就其实质来说，并非真正复制三代的社会现实，而是倡导和弘扬一种价值和美好的理想。这种价值和理想有的在夏商周时真正存在过，有的只是后人对于现实社会不满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价值主张，借三代之名加以弘扬。提出复兴三代之治的目的实为振兴当下。而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后世所以反复提出复兴三代之治的梦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施政者及生存其中的社会具有共同的期盼。从施政方面来说，尊崇由具备高尚人格的圣明君主执掌的王道之治，反对鲁莽昏君执掌的霸道之治；从社会理想来看，追求丰衣足食、社会稳定和平静的生活，而反对不计民生，反感民不聊生，憎恶社会动荡以及人心离散。简言之，复兴三代的梦想，是对合理有序的美好社会和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数千年来，这种梦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复兴三代之治的梦想，奠定了中华民族自始至终渴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心理。复兴梦想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而形成新的复兴梦想。时至今日，复兴梦想仍然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懈追求、昂扬奋进的强大内在力量。
第二章 前言
鸦片战争不仅开启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中华民族重新找寻梦想的方向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即鸦片战争爆发时，长期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快速发展的近代工业和坚船利炮。与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工业社会和先进的军事及科技相比较，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已经落伍了，已经没有可能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径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马克思说：“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封闭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
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不仅成为西方工业品的消费市场，而且成为西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产地，特别是通过销售鸦片以及其他商品，大量的财富从中国流向西方国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中国的土地，强行割占中国的领土，发展到19世纪末期企图瓜分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列强终究不能瓜分中国的情况下，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独霸中国。由于腐朽昏庸以及落后挨打并逐步陷入贫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继续像从前一样单独统治中国，而是逐步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帮凶。面对日益深重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以及后来被日本独霸的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如何救亡图存并取得民族独立解放、如何求富求强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并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一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期盼和梦想。
近代各阶层仁人志士的寻梦之旅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经历了长期的探索，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第一步，即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梦想，为下一步实现民族富强的梦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华民族实现独立和解放的梦想，之所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主要的原因在于实现梦想的旅途中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现代化。二是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即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和团结统一，在没有实现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觉醒和团结统一之前，各阶级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独自探寻实现梦想的道路。由于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不同，加之各阶级自身的局限，以及各阶级阶层单兵作战之力不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盟的强大，每个阶级阶层均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梦想。
这一梦想，只有等到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政治上的觉醒和团结后，才形成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力量。三是实现梦想的道路是各阶级阶层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探索和积累最终形成的，尽管各阶级阶层在探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梦想的旅程上都提出了带有各自局限的梦想和实现道路，结果都没有成功，但正是这些探索和失败，教育和启发了人民群众，从而团结起来走上彻底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成功道路。四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离不开中华民族与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团结奋斗。历次探寻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破坏、压迫和联合镇压，只有等到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时机才到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与同盟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彻底胜利。纵观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重新找寻梦想的方向及其实现道路的历程，人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探索努力总是朝着一个总的方向发展，即实现现代化；总是抱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求富求强。在这一大的方向和共同梦想之下，有着各阶级阶层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各自的梦想，从而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找寻梦想的方向既呈现出丰富性又带有一定的复杂性。
第四章 前言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变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扫除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障碍，开启了中华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近30年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正是基于从1921到197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60年的持续奋斗和探索积累，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段历史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时期。
如今，中华民族正满怀豪情地奔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大路上。2012年11月8日，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定格在这样一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庄重画面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报告开篇部分指出：“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对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倍加清醒。”我们党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倍加坚定”、“倍加清醒”，这是向中华民族的宣誓和向世界的宣示。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说：“我们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表达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信心和能力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旋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重变奏，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世界意义和价值、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战略和路径的确定、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的价值追求以及基于中国国情的道路选择、理论表达、制度表达等，都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探索和积累，为下一步实现中国梦，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的理想
中华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的屈辱和磨难，重新站立起来，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现代世界中重新确认自身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梦想的逻辑起点。当中华民族抖掉捆绑在身上的锁链，站在现代世界的门槛前时，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确立自身生存发展的时代坐标。不得不回答：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生存发展的理由何在？中华民族将如何迈步，将走向何处？这是涉及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价值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生存发展的价值原点。只有明确了价值的原点，才能按照价值指示的方向自觉行动、积极作为。答案是中华民族要像曾经的辉煌时期那样对世界对人类作出贡献。1956年，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把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应当自觉承担的责任，实现这种责任的路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为过去一段时间未能履行这种责任感到歉疚。像过去的辉煌时期那样，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既是崇高的价值追求，又是复兴中华民族曾经的光荣的梦想，还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一员自觉担当的责任。
……
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一直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邓小平把这种思想设计为“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三步走”是一个表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专用术语，也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目标，随着“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完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逐步淡出历史的舞台。“三步走”成为实现现代化梦想的形象化表述和阶梯式目标。
……
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价值选择和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及实现路径的探索，从顶层设计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和发展的路向，为现代化梦想变成现实指明了实践方向。中国现代化各方面的建设都是在这一根本框架下展开的，都是这一根本价值和发展战略的具体化。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性的丰富和生长
实现现代化，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是仅有大致的意向和粗线条的战略就能完成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梦想，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弄明白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这种本质内涵如何表达？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解答，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度、内容、方式和道路，决定着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现代化发源于西方，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具有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封建时代，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转型，仅靠单方面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才能完成。从技术层面来讲，现代化源于欧洲，中国是西方现代化的学习者、追随者。现代化最早产生于17世纪初的西欧，最初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否定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形态，把世界拉进了“现代”。从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中国使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比西欧晚了两个半世纪。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被先期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列强打断的。置身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人们会发现，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合乎西方工业化发展目的的世界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只是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工业化体系大格局的边缘，这就决定了中国只是作为西方工业化的原料来源地和西方的商品市场。中国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工业化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决定了中华民族受压迫和奴役的悲惨命运。也就是说，中国是在浓厚的封建时代之下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西方工业化体系的链条之中，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被动地接触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在被西方利用、裹挟和压迫之中被动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的主观愿望。把中国作为西方的附庸，作为西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才是西方的目的，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工业化体系的客观结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已经步入工业社会后为摆脱受西方压迫和奴役、为求生存和发展、为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主动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和内心的渴求，基于此才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远见，尽管学西方的坚船利舰以及采用以列强制衡列强的方法均不能成功，但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为求生存而谋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从中华大地上自然生长起来的内生力量，也自然成为接续被西方打断的长期落后的农耕历史的下一段历程。这种内生力量产生和生长的起点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参照是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文化，性质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扬弃，过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根本是中国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充满着中华民族内在的对现代价值的追求与外来现代价值的影响之间的矛盾，向西方或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之间的矛盾，旧的传统观念与新的现代观念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常见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坚持以我为主、独立自主，既要积极学习和大胆借鉴西方和国外积极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又要坚守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对现代化的要求；既要确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价值，又要吸收传统价值中的合理内核，抛弃传统社会中的糟粕；既要摆脱传统的羁绊，又要摆脱外来价值的左右，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西方的现代化，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也只有中国才有，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是在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改造和扬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天然地具有中国特色而不是西方特色。西方向中国外烁的只是世界现代社会的一般特色，譬如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奔驰的汽车、空中穿行的飞机等等，当然也包括竞争、效率等现代观念。而透过现代化的表面，向深层看去，中国的现代价值和理念，绝无纯粹的西方现代价值，无一不是以中国的价值为根本吸收改造西方合理价值进行再创造而形成的新价值。所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以西方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标准，不能以西方的立场、价值为原则，只能以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立场、历史和价值观为标准。这就是说，每一个民族的梦想，都有其摆脱不掉的底色，就如同蓝色是天和海的底色，又如同白与黑分别是昼与夜的底色。中国的现代化深深地打着中华民族的印记，对于这一点，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现代化梦想时，切莫忽视和忘记。忽视这一基点，就失掉了基本的立场，就容易按照西方或他国的标准解读中国梦，从而导致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误读。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进一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现代性是一种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盈。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从鸦片战争至今的170余年，都属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个历程目前还在持续发展，直到21世纪末，大致是两个多世纪。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即历史学上通常说的近代时期，共80年的时间，属于西方现代文明外烁和中华民族内在地希望通过探寻现代化发展之路，实行民族独立和自强时期，这是中华民族由被动接触西方现代文明到主动探索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寻梦时期。实践证明，所有的探索都没能成功。第二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成功找到扫除现代化建设障碍的时期。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中国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决战，一条道路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从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国民党独裁专制以及部分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都反映了走这条道路的意愿。另一条是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民主党派的主张，反映了走这条道路的意愿。历史证明，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实现现代化在中国行不通，不能取得成功，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又分为向苏联学习现代化建设（1949—1957年）、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1958—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并成功找到现代化建设道路三个阶段。目前这一时期还在发展之中。无论历史学上如何划分，从1840年至今的历史，现代性的发展和充盈始终没有中断，现代性的生长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谋求现代性的实现即现代化，一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式、载体和路径。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这一基本线索可以上溯到1840年，向下延伸到21世纪末。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重新找寻梦想的方向、成功扫除实行现代化梦想的障碍、吸取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的教训并找到成功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现代性的快速发育和生长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来看，现代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中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走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表现为确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建立和完善高效的社会运行管理制度机制，形成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核心价值体系，等等。而不是完全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体征作为标志。这种认识与以西方话语体系解读的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其实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以解读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来解读中国的现代性。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的快速生长，即使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否认。2010年1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认为，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拓展。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属于现代性发展的谱系。（参见谭扬芳、贾江华：《中国特色道路昭示光明未来——国外学者论“中国发展模式”》，《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尽管西方人企图把中国现代性的生长纳入西方视野下的现代化框架，但他们还是指出了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并把中国现代性的生长称作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现代性的快速生长虽然始于改革开放，但现代性的萌芽和发展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性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明确提出的求富求强，进而发展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再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提出的繁荣富强等等，而强劲的内生动力在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即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已经在孕育之中。这一时期，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遇到的严重失误和挫折，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直到实行改革开放，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1985年，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时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依据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从实际情况来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摆脱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状况、摆脱贫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发展生产力最迫切的现实要求和最根本的动因。“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消灭贫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的生长和发育是随着消除贫穷、实现富裕的过程逐步展开的。从这里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19世纪晚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及洋务派领袖们求强求富的内心渴望，依稀看到20世纪初期张謇等大上海的资本家倡导实业救国、渴望国家富强的期待目光。在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追求现代性的理想自近代以来不曾坠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消除贫穷、实现富裕的过程，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现代化进程不能也不可能是物质财富的单项提升，必然与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纠葛前行。从最初的“以钢为纲”，到工业现代化，再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认知过程。这是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的心路历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是我们党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根本主题。也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探索的根本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这一根本主题的应有之义。现代性是这一根本主题的本质。
现代性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逐步生长起来的，是从解决消除贫困问题开始的，而现代性的极大丰富是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过程中实现的。现代性的生长具体体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涵的探索方面。大致来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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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的格局不断得到拓展，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现代性从实现富裕发展到现代民主、现代文明、现代和谐等一系列价值追求，从物质文明发展到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从理念变革发展到制度机制变革、行为习惯变革，从某些方面的发展拓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现代性的生长和充盈，是社会主义中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结果。
现代性是以价值观的形式体现的。随着现代性的快速发展和不断丰富，特别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复杂化，既有经济又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思想道德层面的又有行为标准层面的，等等。这些不同层面的交织增加了对现代化建设把握的难度迫切需要从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层面对现代化加以新的概括以便对现代化建设加以整体性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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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任何现代思想意识都是从母体脱胎而来的，都是对传统的反动。现代性的生长和发展，是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发展的，是不断变化的，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展现的。认识和揭示现代性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现代化建设的长期任务。现代性生长的过程是与摆脱三个方面的制约性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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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的创新与自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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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并不总是在梦想的前面等候，等待梦想到来并帮助梦想转变为现实，而是恰恰相反，梦想总是比理论形成得早，来得快。而理论总是在梦想等待许久以后才会姗姗到来。这种情况下，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践，就是在实践中探求真理，寻找理论。莱特兄弟实验的飞机飞上天时，许多理论家还在书斋里长篇大论地证明，无论如何飞机也是飞不上天的。而当人们看到飞机飞上蓝天时，这些所谓的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特别是在人们对遇到的困难没有准确把握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理论以及假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实践证明，千万种理论假设甚至争论，不如坚定地迈出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远胜过无谓的争论。实现梦想的理论是在具有开创性的艰辛的路途中探索出来、总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摸索出革命成功的理论和前进的道路，从而成就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不仅是因为人能思想，更重要的在于可以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经验，形成实现梦想的正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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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须不断发展完善。这就迫切要求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必须坚持把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的实际概括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两化”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党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和基本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保持开放性和生机活力，始终不断丰富发展的关键。
五、制度的变革创新与自觉自信
制度是文明的表征，是道路的体现，是实现梦想的根本保障。从人类文明的大视野来看，社会主义是人类一直怀有的梦想，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均贫富等思想都含有社会主义的朦胧意识。在西方，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描绘了乌托邦新岛最完美的国家制度。18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的《合作》杂志、《环球》杂志等宣扬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主张的“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都是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
真正把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种制度进行论证和设计，并号召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实现这一梦想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的美好梦想和追求的，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因此，大致说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反映、实现和保障的是人们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保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
制度优越性及制度自信
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如何，有两个客观标准：一个是与此前的制度相比，一个是与其他的社会制度相比，如果在这两个方面均有大的超越，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与此前的制度相比，一个是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制度进行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分明显，这已是常识；另一个是与改革开放之前还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种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带来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表现。
1978年9月，邓小平曾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的设想，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震惊世界，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从改革开放到2011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3％。
这种快速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相对实力明显下降。克里斯托弗？莱恩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别带来了如下前景：中国可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力量……从绝对意义上说，美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更强。但是，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如果拿中国和日本的尺度衡量，那么从相对意义上说，美国则比50年前、25年前，甚至10年前弱得多。”（《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这种优越性，从根本上来看，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第五章 前言
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中国梦，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国梦既是目标理想又是价值指向，是目标理想和价值指向的高度融合统一，是中华民族正在万众一心、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作为目标理想，它的最终目标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作为价值指向，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根本价值追求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集中体现在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始终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先锋，就必须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反腐倡廉建设，而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确立始终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的根本价值理念，从而支撑起党员干部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
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用党的价值追求引领全社会的价值方向，从而扩大全社会同心同德、奋发努力、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广泛共识，在全社会树立实现中国梦的坚定理想信念，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国梦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而实现关系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中国梦，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用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凝聚全党、引领人民，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立党兴党之本，从根本上体现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示着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凝聚着党的成员为共同目标不懈奋斗，展示着党的形象和风采，向人民群众传导着党的领导力量、执政能力和价值方向。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主要表现于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纪律、精神、道德、路线方针政策、党组织的活动及党员的行为之中，体现于党的政治领导和执政过程之中。
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统摄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个方面，构成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格局。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这“五大建设”有一个总开关，有一个共性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党的建设的全局中处于基础地位、最深层次，发挥着统摄、核心、决定作用。“五大建设”的每一方面都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具体体现和展开，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各方面的建设。只有抓住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根本，才能更加合理地进行布局、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谋划、更加系统深入地推进“五大建设”，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从党的建设的全局来看，与党的“五大建设”的各个方面相比较，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抓住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能够提纲挈领地推进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工作。
从现实来看，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大任务。从党肩负的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来看，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全面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面实现现代化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对世界现代化的水平结构和转移概率的研究表明，“在过去300年里，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发展中国家超过80％。在过去50年里，发达国家降级概率约10％，发展中国家升级概率约5％。由此可预测，21世纪里，大约只有5个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升级为发达国家。”当今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不仅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要付出百倍的艰辛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能否团结和带领中华民族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最根本的是看我们党能否始终沿着正确的价值方向前进。建设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使命。
从党的建设自身的形势来看，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还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和危险。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破解这些困难、问题和危险，最关键的是紧紧抓住新形势下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根本，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从加强全社会的价值建设，使全社会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来看，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二者的对象明显不同。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党员的要求，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集中在党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面向全社会。其次，二者的要求不同。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求更高，体现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对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基本要求，体现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大众性。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其一，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是先进性与大众性的关系，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大局之中。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寓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中，而又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是对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的一般性、普遍性要求，又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要求在大众层面的推广和弘扬，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社会化。因此，二者的性质是相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其二，二者的统一性还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弘扬。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历史的延展，又是对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发扬。其三，二者的统一性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二者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就不存在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当代中国，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共同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性表达，体现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使我们党永葆政治本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由此可见，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不可分离的。只有把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好，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忽视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然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局。加强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
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个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实践体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结构具体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内容。从理论层面来说，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党的最高价值追求，这就是人民至上。第二个层次包括党的三大核心价值理念：这就是人民主体、人民利益（即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服务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三大核心价值理念，即党的核心价值观，是人民至上最高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第三个层次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目标理想、精神动力、道德标准。这些具体内容，都是党的最高价值追求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具体表现。从实践层面来看，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方式，主要包括党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政治路线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并向社会传导自身的价值，引领全社会的价值方向。第二个层次，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指由谁实现、如何实现，具体包括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行为。党组织和党员不仅是自觉践行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先行者、示范者。第三个层次是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保障，主要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和组织的运行机制。上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具体内涵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体系的完整内容。
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的传导
党的价值追求只有传导给人民群众，才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最大力量。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的传导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实现的。政治领导是我们党发挥政治影响力、行使领导权的实践过程，是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政治领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来看，党实施政治领导的过程，就是把党的价值理想和追求传导给人民群众的过程，就是人民群众知晓、接受、认同、拥护党的价值主张并沿着党指引的政治方向自觉实践的过程；从党的建设来看，党实施政治领导的过程，就是用党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共识、形成全党统一行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努力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向社会成员传导的。
概括来说，党的政治领导集中体现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意旨，是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确立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路线，制定方针政策，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是向全社会传导党的价值主张、引领人民群众实现党的价值理想的根本路径。党的政治领导通过党的思想领导、政治路线的领导、组织领导以及共产党人的行为示范等，为全社会的政治生活确定价值规范、方向目标。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的传导途径，构成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体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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