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

在此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11月，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的一部分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在其《简章》中提出了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面向社会发起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最初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后即陷入困境，不得不以宣告“解散”而告终。是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同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

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作人主持；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

1919年3月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新村》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4月经上海返回长沙；他对周围的人讲：“今春回湘，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看来，这一次他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首先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同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村计划”中《学生之工作》一章，较为全面、具体地展现了他的“新村计划”的实验前景。

从毛泽东的“新村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勇于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做弄潮儿的青年人构建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则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气、一心向往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 “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当时，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而深入农村与农民相处的行动，因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们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 。把理想寄托于农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主义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微干净一些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7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的这种“新村”蓝图，基本特征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归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要大，是一个农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新村”实行公共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实体能够展现在人们眼前，借以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的大变革，实际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这些设想，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1936年，当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特别提到当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1919年毛泽东的“新村”设想，只是一种“理想”和“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社会变革的“思想尝试”。当时军阀战争，处处兵患，毛泽东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一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