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同时，契卡——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另一个最初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监狱系统。尽管契卡也在其中使用“教育”或“改造”之类冠冕堂皇的辞令，但这些集中营确实不同于普通的服刑机构。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管理制度更严格。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必要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即使他们曾经被某个法庭判决有罪。随着“敌人”定义的扩展和契卡权力的增强，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建立起来的这些集中营最终将变得更加庞大，而且一度变得更有影响。于是，当两个刑罚系统——正常的和特殊的——终于合二为一时，它们将统一于后者的行为准则。契卡将兼并其对手。

从一开始，“特殊”监狱系统就是为了对付特殊的囚犯：神职人员、前沙俄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投机商、新制度的敌人。但是，苏维埃当局对于一类特殊的“政治犯”比对其他囚犯更感兴趣。这些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派别中的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经为革命进行斗争却毫无先见之明地没有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并且没有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人。作为过去与沙皇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将会多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其中仍然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末期遭到逮捕或枪决。[38]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这一类特殊囚犯怀恨在心，因为像所有排斥异己的领导人一样，他最仇恨的就是背叛者。在一场典型的辩论中，他把一位批评他的社会党人称为“骗子”、“瞎了眼的狗”、“拍资产阶级马屁的人”、“敲诈勒索者和流氓无赖的应声虫”，只配扔进“叛徒的垃圾坑”。[39]实际上，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列宁就知道他将对付那些反对他的社会党人同志。他的一位革命战友回忆了他们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谈话：

我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你夺取了政权，恐怕你在第二天就会动手绞死孟什维克。”他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我们将在绞死最后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之后绞死第一个孟什维克。”然后，他皱起眉头笑了笑。[40]

但是，属于这一类特殊“政治犯”的那些囚犯也更加难以管理。许多人在沙皇的监狱里待过多年，知道如何组织绝食斗争，如何向监狱看守施加压力，如何在牢房之间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如何组织联合抗议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知道如何与外界进行联系以及与什么人进行联系。俄国的大多数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政党仍然设有流亡支部，通常是在柏林或巴黎，其成员可以严重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形象。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布尔什维克最为接近（其部分成员曾与布尔什维克短期结盟）——流亡支部的代表大声宣读了他们被关押在俄国的同志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代表大会上引起轰动，主要因为它声称，革命俄国的监狱条件比沙俄时期还要恶劣。“我们的同志正处于半饥饿状态，”信中写道，“其中许多人已经坐牢几个月仍然不许他们会见亲属，不许通信，不许锻炼身体。”[41]

流亡的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的确在为囚犯的利益大声疾呼，就像俄国革命之前他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几位著名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写过沙皇监狱生活回忆录的薇拉·菲格纳[?]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夫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立即帮助再次发起政治红十字会，该会是一个曾在革命之前秘密活动的囚犯救助组织。佩什科娃与捷尔任斯基很熟悉，而且与他保持着定期友好的书信往来。由于她的关系和声望，政治红十字会得到了它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有的种种特权：探访监禁场所的权利，与政治犯谈话的权利，为他们递送包裹的权利，甚至包括请求释放生病的囚犯的权利。[42]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作家列夫·拉兹贡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囚犯——讲过政治红十字会的事情，在他看来，后来进行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已经变得不太可能，那仿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童话”。[43]

由流亡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红十字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布尔什维克大伤脑筋。许多布尔什维克曾经流亡生活多年，所以对昔日国际战友的看法十分敏感。许多人仍然相信革命随时可能蔓延到西方，所以不想让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负面舆论而有所延缓。一九二二年，饱受西方媒体报道困扰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其多次尝试——通过攻击“资本主义恐怖”来掩饰共产主义恐怖——中的第一次。为此，他们创办了一个“另类”囚犯救助协会：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其俄文首字母缩写是МОПР。该协会声称将对“十万名资本主义国家的囚犯”进行援助。[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