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尽管政治红十字会的柏林分会立即谴责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企图“掩盖苏联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垂死者的呻吟”，其他人却接受了它。一九二四年，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自称它有四百万名会员，甚至声称召开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的首次国际会议。[45]它的宣传产生了它的标准。当有人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一本公开出版的俄国监狱中的社会主义者囚犯所写的书信集发表评论时，他用下面的话作为回答：“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一直在波兰的监狱里发生；你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它们正在那里折磨着世界产联的工人；你在安达曼群岛的英国地牢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46]

契卡同样试图改善恶劣的舆论环境，它采取措施把那些令人头疼的社会主义者送到离他们的联系人更远的地方。就像沙俄政权曾经做过的那样，奉政府之命，一些人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另一些人则被送往北方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偏远地区的集中营，特别是建立在彼得格勒以北数百英里、靠近白海的前霍尔莫戈里修道院的一个集中营。然而，即使是被流放到最偏远地区的那些人也能找到传递信息的办法。一批关押在一个规模不大的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纳雷姆设法把一封信寄给了一份社会主义流亡者的报纸，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完全与世隔绝，以致只有涉及亲属或我们自己健康状况的信件才有可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得不到……任何其他消息”。他们特别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位八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尔嘉·罗曼诺娃，她被流放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三个月来她以面包和热水为生”。[47]

在看守们看来，没有哪个遥远的流放地保证平安无事。他们所到之处，习惯了沙俄时期的监狱所曾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的社会主义者囚犯几乎都在要求得到报纸、书籍和散步的权利以及不受限制的通信权，尤其是在与当局打交道时对自己代言人的选择权。当对此不解的地方契卡人员——他们很可能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者与纵火犯之间的区别——表示拒绝时，社会主义者囚犯提出抗议，有时是强烈抗议。据一段关于霍尔莫戈里集中营的描述说，一批囚犯发现……必须为最基本的东西——例如承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拥有政治犯的一般权利——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遭受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刑罚：禁闭、拷打、不给饭吃、猛然被推向铁丝网、组织军人小队向营房开枪等等。只要到当年年底时，除了以前的记录之外，霍尔莫戈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能自豪地说自己总共进行了三十至三十五天的绝食抗议，这也就够了。……[48]

最终，当局把这一批囚犯从霍尔莫戈里迁到了设在彼得罗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个集中营。据他们后来向当局递交的一份请愿书说，在那里他们受到“无礼的喝斥和粗暴的对待”，把六个人同时关进一个修道士过去居住的狭窄的单人房间，床铺上爬满了寄生虫，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给他们任何书籍或书写用纸。[49]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的负责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图通过剥夺囚犯的权利和热量——还不时地向他们的窗户开枪——搞垮他们。[50]作为回应，囚犯开展了又一轮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并且发出抗议书。最后，他们要求从这个集中营转走，他们说那里正在流行疟疾。[51]

其他集中营的负责人抱怨他们那里的囚犯也是这样。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营负责人说，在他的集中营里，“自认为是政治犯的白卫军”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小组”，致使看守无法工作：“他们诋毁政府，败坏它的名誉……他们蔑视苏维埃工人的诚实和好名声”。[52]有些看守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罗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绝劳动，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对这种反抗行为烦透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当局下令判处这批总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及时把他们枪毙了。[53]

在其他地方，当局则试图以相反的措施——答应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全部要求——来维持安定。社会革命党人伯莎·巴宾娜回忆了她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时与朋友们欢乐重聚的情景，这些朋友“有圣彼得堡地下工作时期的，有我的学生时代的，来自我们四处奔波时居住过的各个城镇”。监狱允许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们组织集体早操，创办了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成立了一个提供外国杂志的“俱乐部”和一个藏书可观的图书馆。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时代的传统，每个囚犯获释之后都把他们的书籍留在这里。一个囚犯委员会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兴地得到了带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间。另一些囚犯则记得，“我们沿着走廊散步，仿佛这是林荫大道”。[54]在巴宾娜看来，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虚幻的：“难道他们连把我们正规地锁在牢房里面都不能吗?”[55]

契卡领导人同样感到惊讶。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中，一名监狱检查人员愤怒地抱怨说，在布特尔卡监狱，“男女囚犯结伙散步，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标语悬挂在牢房的墙壁上”。[56]捷尔任斯基建议实行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可是，当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宣布时，囚犯再次提出抗议。

布特尔卡监狱田园诗般的生活随后很快结束了。据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写给当局的一封信说，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钟，一群武装人员进入牢房开始动手……女囚犯被拉胳膊拽腿揪住头发拖出牢房，其他人则遭到殴打”。契卡方面后来在自己的报告中把这一“事件”称为一场难以制止的暴乱——因此决定今后不许再把这么多政治犯集中关押在莫斯科。[57]一九二二年二月，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被取消。

镇压不起作用。让步不起作用。即使是在特别集中营里，契卡也控制不住这些特殊的囚犯，无法阻止有关他们的消息传到外界去。显然，对于他们这些人以及特别集中营系统里的其他所有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需要别的解决办法。一九二三年春天，一种解决办法发明了出来：索洛韦茨基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