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份呈交捷尔任斯基的秘密报告抱怨说，某些临时集中营的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许多人生病不能劳动：“在秋季潮湿的条件下，它们不是把人集中起来从事劳动的合适场所，反而成为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其中，报告的起草者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囚犯。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30]

实际上，并非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全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他们倒是更加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的波尔塔瓦市的报告——这份报告在白军暂时收复该城之后被一个白军调查委员会归入档案——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在占领期间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囚犯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一种嘲弄人的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而且……只给他一块抹布干这个活儿”。[31]

诚然，这些意图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成千上万名囚犯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就他们而言，平白无故遭到逮捕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使人蒙羞。这些差别可能也不影响囚犯通常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被送到西伯利亚某集中营的一名神职人员后来回忆说，汤是下水做的，营房里没有电，而且冬天几乎没有取暖的炉火。[32]沙俄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边的一个集中营。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达市停留。没有向犯人许诺的热汤热饭和温暖房间，反而拖着他们到处寻找临时收容所。这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中转营站。终于，一所过去的学校留宿了他们，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板凳”。这些犯人最后在市区花钱为自己买了吃的。[33]

然而，并不只有囚犯才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需要压倒所有其他事情，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惩罚报复或者出于司法考虑。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线指挥官向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紧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战壕。于是，“一些以前经商的公民应约来到苏维埃的指挥部，据说是要他们来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劳动义务登记的。在这些公民登记时，他们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谢苗诺夫斯基兵营等候派往前线”。更有甚者，当这样做仍然没能凑足工人的数量时，地方苏维埃——地方管理委员会——干脆包围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业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区，逮捕了所有没有党证或者不能证明自己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附近的兵营。后来，妇女被释放了，而男人则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与亲属说一声再见，或者带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袜”。[34]

尽管就这样被捕的那些行人肯定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对于彼得格勒的工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即使是在苏维埃历史的这一最初阶段，“强制劳动”与正常劳动之间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的。托洛茨基公开宣称要使整个国家按照红军的方式变成一支“工人的军队”。工人早就被迫在中央劳动办公室进行了登记，从那里他们有可能被派遣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禁止某些工种的工人——例如矿工——放弃工作的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在这个混乱的革命年代，自由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也不比囚犯好多少。从表面上看，并不总能容易地说出哪里是工作的地方，哪里是集中营。[35]

这种事情同时也是即将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前兆：在此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营”、“监狱”和“强制劳动”的界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服刑机构的管理仍然不断发生变化。当不同的官僚和人民委员试图取得对该系统的控制权时，具体负责的部门就会无休无止地更名和重组。[36]

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一种模式被确立。苏联已经明显地逐步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思维方式。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着“普通”监狱系统，主要对付苏维埃政权称之为“刑事犯”的那些人。尽管这个系统实际上同样是一片混乱，它的犯人却被关押在传统的监狱里，而且其内部文件所显示的管理者的既定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劳动教养改造罪犯——“犯人应当为学习技能而劳动，他们可以利用所学到的技能过上正当的生活”——从而防止犯人再次犯罪。[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