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会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十年，苏联的监狱甚至为了分别关押两类囚犯而一分为二。作为一种副作用，监狱分类无意中造成了现有监狱系统的混乱。在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所有囚犯都在“传统”司法部门——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管辖权限之下予以关押，并被监禁在“普通”监狱系统内。也就是说，他们被投入沙俄时代留下的监狱，通常是被关进占据着所有主要城镇中心位置的肮脏、阴暗的石头牢房。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间的革命年代里，这些机构整体处在混乱之中。暴民袭击监狱，自封的人民委员洗劫看守，囚犯得到普遍特赦或者干脆一走了之。[13]

到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时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保持运行的监狱出现过人满为患或不堪重负的情况。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14]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塔甘斯卡雅监狱之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大部分囚犯无法为服刑而从事强制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穿。某张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报道声称，设计容量为一千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两千五百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15]

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创造性”解决办法的出现。没有更好的办法，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他曾被关在一幢废弃房屋的地窖里，一个房间关了五十个人，没有家具，几乎没有食物：那些没有收到家人送来的食品袋的犯人只好挨饿。[16]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曾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五十六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17]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是一名（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正确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一九一八年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18]

不过，即使是在传统监狱继续发挥作用期间，监狱的管理制度也不稳定，而且监狱看守缺乏经验。俄罗斯北部城市维堡的一名囚犯发现，在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他曾雇用的一名司机成了监狱里的看守。这名看守乐于帮助自己以前的雇主搬到条件更好、更加干爽的单人牢房，最后甚至帮助其成功越狱。[19]一名白军上校也回忆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的监狱里，囚犯们随便来来去去，而无家可归的人夜间则睡在单人牢房里。一名苏联官员对这一时期回忆道，“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20]

混乱迫使契卡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几乎不可能允许将其“真正的”敌人关在普通监狱系统。混乱的监狱和懒惰的看守也许适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却不适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虫、投机商、白军军官、神职人员、资本家以及布尔什维克想得到的其他具有严重威胁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找到了。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концлагер）里。十二天后，在致苏维埃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累活（打扫营房、营地、街道，挖战壕等等）的后勤部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而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