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公认的权威性职务，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没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然反对他所提出的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计划，坚持认为党尚未做好夺权的准备，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不过，列宁赢得了辩论，于是，十月二十五日，政变发生了。在列宁鼓动的影响下，暴动的群众洗劫了冬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不到几个小时，列宁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将其更名为苏维埃俄国。

尽管列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所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布尔什维克的确处于没有做好准备的混乱状态。结果，它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众基础实在薄弱，因此，仅仅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几乎不得不立即动手打一场血腥的内战。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当时，旧政权的白军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与新组建的红军部队作战，后者由列宁的同志、从“中央咖啡馆”回来的“托洛茨基先生”统帅。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5]

以这些应急措施和暴力手段为背景，苏联的第一批劳动集中营诞生了。像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机构一样，它们是在内战打得最激烈时匆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专门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先前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十月革命之前三个星期，列宁本人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当然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6]

作为对特定的资产阶级“敌人”的特定的惩罚方式，列宁关于强制劳动的设想与他对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这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对监禁并惩罚传统罪犯——窃贼、扒手、杀人犯——感到举棋不定，他把这些人视为自己潜在的盟友。在他看来，产生“社会过激行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他认为，消除这个根本原因“将使过激行为销声匿迹”。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特别的惩罚威慑罪犯：最终，革命本身将把他们清除干净。于是，第一部布尔什维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内容使西方最激进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兴高采烈。其中，这部法典规定，“没有个体犯罪这种事情”，因此，刑事判决“不应当被视为惩罚”。[7]

另一方面，列宁——像对他亦步亦趋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法学理论家一样——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于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罪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者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最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8]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9]

关于谁是或者谁不是“敌人”的解释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有时与“战俘”的定义部分重叠。在占领一座新的城市之后，与他们沿着进退不定的前线经常采取的做法一样，托洛茨基的红军总是把资本家抓来当人质，一旦白军反攻就把人质枪毙。在战斗的间歇期，他们可以强迫这些人质干活儿，通常是挖战壕和修工事。[10]政治犯与普通罪犯之间的划分同样随意。例如，临时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可能突然决定，一个因无票乘坐无轨电车被抓住的人已经危害了社会，因此对他要按政治犯罪来判刑。[11]最后，这些决定大部分由警察或士兵去执行逮捕。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