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2.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走“中间道路”的主张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行为和言论，引起了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忧虑。抗日阵营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力量，其中包括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和团体，由于其自身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性，当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时，能够加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同时，当看到工人、农民队伍的壮大而使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又会表现出动摇、妥协，甚至加入到反革命阵线中去。所以，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进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活动，中间力量一方面表现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抗战；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怀疑，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期望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同时推进民主化进程。他们企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以实现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治统治。

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狂妄要求“八路军之训练与指挥”应完全交给蒋介石，并且要求“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在信中，他还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揜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9]随着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面目的逐步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对其日益不满，各中间党派为争取民主建国，相继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193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联合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会后，各民主党派又通过举行宪政座谈会和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等形式，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掀起了一场旨在早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以宪政为目标的民主宪政运动。这些运动对于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推进民主建国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过程中，所阐述的对理想国家模式的构想，都是以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蓝本的，其所宣扬的总统制、内阁制、两院制、三权分立，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内容，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作出系统回答。

3.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不断妥协退让，以及积极反共、限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恶劣行径，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给予了有力回击。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从以前的以军事镇压为主转变为一面联共、一面溶共限共的政策。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右的错误观点开始滋长发展。在党内，有些同志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等根本问题上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在统一战线中，一味迁就国民党，对于国民党反共限共的破坏活动不敢坚决斗争。在军队中，甚至还出现了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新军阀主义倾向。1937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其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初期。王明到达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他抹杀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主张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战的速胜。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10]此后，王明多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鼓吹他的错误主张。由于王明一直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很多人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党内的右倾思想进一步滋长，导致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主义倾向。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所必须要解决的关系到抗战成败的关键问题。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日臻成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的沉痛教训，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不断走向成熟。对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并确定新阶段党的基本方针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专门就统一战线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指明了在抗战新阶段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11]他强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12]同时，毛泽东还重点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他指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13]。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进一步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14]“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15]同时，他还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6]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认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相持阶段中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作了部署。

抗战进入到1939年后，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反共倾向日益加强。面对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指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统一战线中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时局的严重性，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努力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向全党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同时，还向全党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须要巩固和扩大的”，“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17]。为此目的，党应当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并巩固国共合作。6月3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严正宣称共产党“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并“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18]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这三大口号的提出，对动员全国人民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危险，分清是非，争取时局好转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16日，毛泽东在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谈话中表示：“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20]他还重申了共产党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强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亡国。

在军事上，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抵抗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的侵袭，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坚持斗争，给予还击；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破裂。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毛泽东指出：“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21]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反共摩擦，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八路军采取了严正的自卫立场，进行了坚决的反摩擦斗争。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未果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一举解放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把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胜利转移至晋西北和太岳地区，与八路军会合。在晋东南，八路军重创来犯的阎锡山部一个师、两个旅。在太行山地区，为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立即停止反共摩擦，一致对敌。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对此，八路军给予了坚决回击，打退了顽军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在思想战线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用三民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实现其“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此取消共产党存在的企图，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澄清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4月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揭穿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又把三民主义分为假三民主义、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和真三民主义三种。指出：真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争取的政策”[22]。对于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发表的“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所谓‘分歧错离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23]。此后到1939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围绕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理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真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强调“共产党人历来就反对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的企图与办法，而主张把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张与方法，在革命现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把它发扬光大起来”[24]。他认为真正地拥护三民主义，“必须首先严格地分别清楚真假三民主义；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政治纲领；必须实行和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25]。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专就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论述了两个主义的异同，并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才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26]。此外，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述，驳斥了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肢解和歪曲。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不仅正确阐发了对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澄清了认识中的误区，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精神动员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

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政治上的攻势，粉碎中间力量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澄清共产党内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为了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系统地回答，明确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得以系统地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