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基本信息：

书名：《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著者：康沛竹  江大伟  编著

书号：978-7-80219-895-1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20.00元

开本：16                    

成品尺寸：160mm*230mm    

印张：8                   

字数：89千

首印：4000册

内容简介：

经典阅读有资政育人之功效。本套丛书力求从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层面，重点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全貌及其作品的深厚底蕴和价值，以写作背景、成书过程和出版、书的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当代现实意义等为基础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原创性的权威解读和剖析，以使读者能够系统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强化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并分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套丛书观点阐释准确，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其特有的“四性”，即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更能极大激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需求。

作者简介：

康沛竹，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3-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今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党史科学青年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其他项目三项，已出版专著一部，主编著三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目录：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艾四林　/I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　/001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002

二、成书及出版情况　/019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025

一、科学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026

二、具体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031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047

一、分析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048

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049

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052

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055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论》有力驳斥了关于中国革命前途和指导思想的几种错误言论　/063

一、批驳了资产阶级专政论　/064

二、批驳了“一次革命论”的观点　/067

三、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异同　/071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论》的意义　/077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意义　/078

二、《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践意义　/094

三、《新民主主义论》的现实意义　/110

章节选读：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120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有50卷（5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出齐后将超过60卷，《列宁全集》也有38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10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清华园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伴随相持阶段的到来，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国际形势

1.英、美等国的远东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采取表面“中立”的绥靖主义政策。英、美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随即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公开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否定，这样，它与英、法、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英、美等国为维护其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一方面，开始加强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抗日，希望借中日战争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绥靖主义的妥协政策，避免造成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开始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直接威胁到英、美在东南亚的利益。为防范日本的南进，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了进一步支持的态度。但美国在开始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仍然没有中断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依旧卖给日本大量的战略物资，希望借此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英、法等国为应付德国的进攻，无暇东顾，日本政府为呼应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进一步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11月，英、法同意日本所要求的撤走其在中国的驻军，力图与日本达成妥协和让步。英、美等国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造成亚洲形势的进一步危机。

2.日本对华进攻政策的调整

1938年秋，日本虽然已占据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半壁江山以及重要交通线，掠夺了大量战略资源，但是，日本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由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兵力的分散以及长期战争的消耗，其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到1938年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投入关东军8个师团，只有1个师团留在国内。而此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已达44.7万多人。同时，由于战争扩大，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造成日本本国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税收加重，人民和士兵的反战、厌战情绪上升，国内危机日深。中国抗战方面，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抗战仍在继续，使得日本不能不使用一定的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日军的后方遭到严重威胁，进退两难，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支援、相互配合的持久抗战局面。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日本利用欧战使英、法、美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苏作战以及同英、美等国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步伐，所以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近极限，因此，日本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进攻政策。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开始从反蒋转为拉蒋。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这就改变了1938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待真正能与其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的对华政策。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并表示只要蒋介石降日反共，日本就同他“合作”。1939年3月，新任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讲时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攻势为辅的对华政策，确立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的对华方针。其意图在于借助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以承认其地位为诱饵，诱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在军事上，为了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摆脱战略被动，日本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从1938年10月起，日军对华作战方针开始转向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确保已占领的地区而不是再扩大进攻了。其主要军事打击目标是以敌后战场为主，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确保对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而对于正面战场，要求把兵力配备在最小限度内，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7月9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其中的8个月内以85%的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围攻和“扫荡”，其中，只有1个月以15%的兵力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局部进攻。正如朱德所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2]日本军事方针的调整，目的也是企图以此诱导蒋介石降日反共。

（二）国内形势

1.国民党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改变了过去军事进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加之英、美等国对日本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发生动摇，妥协退让倾向日益增长，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逐渐将其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亲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一伙就开始散布失败主义的言论。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声称“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苦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他公然鼓吹“战必打败，和未必打乱”的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同时汪派成员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宁等人组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在国民党内散布投降主义言论，酝酿对日的“和平运动”。南京沦陷后，汪派集团的投降主义活动开始从宣传走向积极与日本勾结的实际行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华策略出现调整，汪精卫集团更加活跃起来，加紧了与日本勾结的步伐。1938年11月3日，在日本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这里所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实际是在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在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等积极响应，立即派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秘密到上海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等进行谈判。11月20日，与日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卖国文件，双方商定上述协定一旦公开发表，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准备成立新政府，实行中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实施其叛逃计划，从重庆乘机经由昆明逃往河内。1938年12月22日，以“日汪协定”为基础，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同时宣称，日本愿“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远见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3]。以此来策应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活动。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29日）电”的方式，公开响应近卫声明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建议国民党依此三点，“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同时，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至此，汪精卫集团的降日反共面目暴露无遗。此后，在日本的授意安排下，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集团盗用中国国民党名义，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精卫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并通过了所谓党纲及调整中日关系及“和平建国”等提案。1940年，又在日占区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开走上了投降叛国的道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主张抗战，但是在英、美的压力和日本的诱降下，表现出严重的妥协退让倾向，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4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虽然仍声言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但是他对抗战到底的“底”却作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说武汉失守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4]从蒋介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换言之，就是可以以牺牲中国东北为条件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充分表明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除抗战问题外，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是五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议题。随着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与恐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5]。为此，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议秘密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规定国民党嗣后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发展，扩张势力，以与中共相对抗。同时决定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即“防共委员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这些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

在这种反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对中共极尽防范、排挤、打击之能事。从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不断加剧。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并增派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然名义是为了抗日，但是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39年初，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指使张荫梧等部在华北进行反共军事摩擦，袭击八路军，摧毁抗日政权。4月30日，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在华中地区，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袭击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围攻鄂东新集的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大批群众。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及当地群众200余人，制造了“确山惨案”。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约30余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封锁陕甘宁地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军事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从而使反共军事摩擦不断升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趋猖獗，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成为对陕甘宁地区、晋西地区、太行山地区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地方反共势力的配合下，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此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密令，指挥军队和保安队围攻陕甘宁边区，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栒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并俟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进攻。同时，蒋介石还指使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袭击八路军军政机关，企图迫使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以此配合胡宗南的进攻。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在晋西的中共领导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大举破袭，对日军开展“冬季攻势”。正当决死队执行任务之时，阎锡山却令其在晋西的６个军，向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在晋东南，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向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进攻，先后捣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在晋西北，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并组织第四纵队内部的反动军官搞叛乱。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0年1月，盘踞在冀南的南宫、枣强、巨鹿、广宗、威县、清河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开始对共产党发起了攻势。他们网罗了一批反动文人、政客，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

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托派分子叶青公开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他在1939年10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更是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7]。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不同方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灌输早就被他阉割的三民主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　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演，要求国民党员坚定对蒋介石之三民主义的信仰，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大德”，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9年3月，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并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他所鼓吹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并且鼓吹“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8]。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其用意就是企图用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此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

2.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走“中间道路”的主张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行为和言论，引起了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忧虑。抗日阵营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力量，其中包括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和团体，由于其自身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性，当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时，能够加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同时，当看到工人、农民队伍的壮大而使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又会表现出动摇、妥协，甚至加入到反革命阵线中去。所以，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进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活动，中间力量一方面表现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抗战；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怀疑，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期望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同时推进民主化进程。他们企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以实现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治统治。

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狂妄要求“八路军之训练与指挥”应完全交给蒋介石，并且要求“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在信中，他还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揜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9]随着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面目的逐步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对其日益不满，各中间党派为争取民主建国，相继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193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联合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会后，各民主党派又通过举行宪政座谈会和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等形式，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掀起了一场旨在早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以宪政为目标的民主宪政运动。这些运动对于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推进民主建国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过程中，所阐述的对理想国家模式的构想，都是以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蓝本的，其所宣扬的总统制、内阁制、两院制、三权分立，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内容，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作出系统回答。

3.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不断妥协退让，以及积极反共、限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恶劣行径，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给予了有力回击。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从以前的以军事镇压为主转变为一面联共、一面溶共限共的政策。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右的错误观点开始滋长发展。在党内，有些同志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等根本问题上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在统一战线中，一味迁就国民党，对于国民党反共限共的破坏活动不敢坚决斗争。在军队中，甚至还出现了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新军阀主义倾向。1937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其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初期。王明到达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他抹杀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主张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战的速胜。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10]此后，王明多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鼓吹他的错误主张。由于王明一直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很多人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党内的右倾思想进一步滋长，导致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主义倾向。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所必须要解决的关系到抗战成败的关键问题。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日臻成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的沉痛教训，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不断走向成熟。对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并确定新阶段党的基本方针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专门就统一战线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指明了在抗战新阶段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11]他强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12]同时，毛泽东还重点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他指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13]。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进一步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14]“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15]同时，他还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6]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认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相持阶段中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作了部署。

抗战进入到1939年后，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反共倾向日益加强。面对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指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统一战线中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时局的严重性，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努力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向全党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同时，还向全党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须要巩固和扩大的”，“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17]。为此目的，党应当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并巩固国共合作。6月3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严正宣称共产党“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并“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18]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这三大口号的提出，对动员全国人民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危险，分清是非，争取时局好转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16日，毛泽东在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谈话中表示：“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20]他还重申了共产党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强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亡国。

在军事上，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抵抗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的侵袭，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坚持斗争，给予还击；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破裂。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毛泽东指出：“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21]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反共摩擦，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八路军采取了严正的自卫立场，进行了坚决的反摩擦斗争。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未果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一举解放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把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胜利转移至晋西北和太岳地区，与八路军会合。在晋东南，八路军重创来犯的阎锡山部一个师、两个旅。在太行山地区，为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立即停止反共摩擦，一致对敌。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对此，八路军给予了坚决回击，打退了顽军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在思想战线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用三民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实现其“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此取消共产党存在的企图，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澄清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4月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揭穿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又把三民主义分为假三民主义、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和真三民主义三种。指出：真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争取的政策”[22]。对于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发表的“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所谓‘分歧错离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23]。此后到1939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围绕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理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真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强调“共产党人历来就反对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的企图与办法，而主张把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张与方法，在革命现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把它发扬光大起来”[24]。他认为真正地拥护三民主义，“必须首先严格地分别清楚真假三民主义；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政治纲领；必须实行和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25]。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专就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论述了两个主义的异同，并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才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26]。此外，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述，驳斥了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肢解和歪曲。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不仅正确阐发了对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澄清了认识中的误区，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精神动员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

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政治上的攻势，粉碎中间力量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澄清共产党内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为了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系统地回答，明确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得以系统地提出来。

成书及出版情况

在中国革命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27]正是在对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而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8]。

有了主客观条件的发展成熟，毛泽东经过长时间酝酿，并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反复修改之后，正式写成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具有很强科学性与指导性的理论文章。他后来在回忆《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时，曾说道：“《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29]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的演讲，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论述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30]一个月后，1940年2月15日，由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首次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并对文中各部分加写了小标题。

在《解放》杂志登载《新民主主义论》之后不久，解放社于1940年3月之后又相继多次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同时，此后相继编辑出版的各类毛泽东选集中都将其收入其中。1941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统一战线》收录该文。1943年10月，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名著》中将其列为其中之一。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即为《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4月，收入大连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增订版《毛泽东选集》也将其收入其中。1948年，分别收入由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只在党内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下册。此外，1946年至1949年，由香港民主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分册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其中一册出版。由于香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此套《毛泽东选集》发行遍布海内外，广泛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此外，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新民主主义论》还多次以伪装本的形式销往敌占区，其中《大乘起信论》、《文史通义》都曾作过其伪装的封面。这种特殊的版本，使得毛泽东思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得以传播，对于迷惑敌人，巧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1952年4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其中收录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者在审定过程中，对其中的一些文字作了修改，并新增加了许多注释。此后，也还出版过此篇文章的单行本。1964年6月，为了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了“适应一般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需要”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为了“适应工农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需要”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也收录了该篇文章。1986年8月，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91年7月，新修订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正式出版发行，其中《新民主主义论》收录在第二卷中。

【本章注释】

[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01页。

[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07页。

[4]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5]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6]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载《扫荡报》1938年1月22日。

[7]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8]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9]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10]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523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第53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第540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第8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第573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24]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第193页。

[25]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第198页。

[26]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第202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0]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科学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的社会性质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此时的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于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系统指出，在这个社会里，虽然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造成上述局面的，正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2]正是有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特殊国情的准确把握，才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出发，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文中科学分析了世界革命的新特点，明确区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划分了两种世界革命。他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所以把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划分两种世界革命的时间标志，毛泽东指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而在其他的角上日益充分显露出腐朽性，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才能过活。在这种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愿意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积极赞助殖民地半殖民的解放运动。因此，“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在划分了两种世界革命的基础上，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给予了科学区分。他指出，自从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为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际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以，这种革命必然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早在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当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发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还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这一正确命题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提出的。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中曾经指出，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斯大林在1918年为十月革命一周年所写的《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一文中，在谈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时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1）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2）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集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3）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3]正是在继承了列宁、斯大林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划分了两种世界革命，并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中的“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这种世界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而命题中的“一部分”，也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在新的世界革命中，“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对此，毛泽东说道：“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2.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在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特点的基础上，科学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因此，革命任务的第一步是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他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从某一方面来说，都是在实行这一步，其目的都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其中辛亥革命，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为之努力。而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方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再属于旧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中国式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告诫人们：“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