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二）国内形势

1.国民党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改变了过去军事进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加之英、美等国对日本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发生动摇，妥协退让倾向日益增长，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逐渐将其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亲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一伙就开始散布失败主义的言论。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声称“中国比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8月3日，又发表讲话说：“和呢，是会吃苦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他公然鼓吹“战必打败，和未必打乱”的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同时汪派成员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宁等人组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在国民党内散布投降主义言论，酝酿对日的“和平运动”。南京沦陷后，汪派集团的投降主义活动开始从宣传走向积极与日本勾结的实际行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华策略出现调整，汪精卫集团更加活跃起来，加紧了与日本勾结的步伐。1938年11月3日，在日本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这里所说的“更换人事组织”，实际是在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在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等积极响应，立即派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秘密到上海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等进行谈判。11月20日，与日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卖国文件，双方商定上述协定一旦公开发表，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准备成立新政府，实行中日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实施其叛逃计划，从重庆乘机经由昆明逃往河内。1938年12月22日，以“日汪协定”为基础，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同时宣称，日本愿“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远见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3]。以此来策应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活动。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29日）电”的方式，公开响应近卫声明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建议国民党依此三点，“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同时，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至此，汪精卫集团的降日反共面目暴露无遗。此后，在日本的授意安排下，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集团盗用中国国民党名义，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精卫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并通过了所谓党纲及调整中日关系及“和平建国”等提案。1940年，又在日占区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开走上了投降叛国的道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主张抗战，但是在英、美的压力和日本的诱降下，表现出严重的妥协退让倾向，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4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虽然仍声言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但是他对抗战到底的“底”却作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说武汉失守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4]从蒋介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换言之，就是可以以牺牲中国东北为条件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充分表明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除抗战问题外，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是五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议题。随着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与恐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5]。为此，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议秘密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规定国民党嗣后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发展，扩张势力，以与中共相对抗。同时决定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即“防共委员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这些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

在这种反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对中共极尽防范、排挤、打击之能事。从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不断加剧。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并增派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然名义是为了抗日，但是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39年初，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指使张荫梧等部在华北进行反共军事摩擦，袭击八路军，摧毁抗日政权。4月30日，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在华中地区，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袭击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围攻鄂东新集的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大批群众。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及当地群众200余人，制造了“确山惨案”。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约30余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封锁陕甘宁地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军事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从而使反共军事摩擦不断升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趋猖獗，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成为对陕甘宁地区、晋西地区、太行山地区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地方反共势力的配合下，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此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密令，指挥军队和保安队围攻陕甘宁边区，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栒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并俟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进攻。同时，蒋介石还指使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袭击八路军军政机关，企图迫使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以此配合胡宗南的进攻。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在晋西的中共领导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大举破袭，对日军开展“冬季攻势”。正当决死队执行任务之时，阎锡山却令其在晋西的６个军，向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在晋东南，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向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进攻，先后捣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在晋西北，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并组织第四纵队内部的反动军官搞叛乱。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0年1月，盘踞在冀南的南宫、枣强、巨鹿、广宗、威县、清河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开始对共产党发起了攻势。他们网罗了一批反动文人、政客，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

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托派分子叶青公开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他在1939年10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更是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7]。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不同方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灌输早就被他阉割的三民主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　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演，要求国民党员坚定对蒋介石之三民主义的信仰，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大德”，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9年3月，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并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他所鼓吹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并且鼓吹“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8]。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其用意就是企图用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此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