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伴随相持阶段的到来，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国际形势

1.英、美等国的远东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采取表面“中立”的绥靖主义政策。英、美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随即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公开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否定，这样，它与英、法、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英、美等国为维护其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一方面，开始加强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抗日，希望借中日战争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绥靖主义的妥协政策，避免造成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开始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直接威胁到英、美在东南亚的利益。为防范日本的南进，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了进一步支持的态度。但美国在开始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仍然没有中断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依旧卖给日本大量的战略物资，希望借此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英、法等国为应付德国的进攻，无暇东顾，日本政府为呼应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进一步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11月，英、法同意日本所要求的撤走其在中国的驻军，力图与日本达成妥协和让步。英、美等国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造成亚洲形势的进一步危机。

2.日本对华进攻政策的调整

1938年秋，日本虽然已占据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半壁江山以及重要交通线，掠夺了大量战略资源，但是，日本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由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兵力的分散以及长期战争的消耗，其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到1938年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投入关东军8个师团，只有1个师团留在国内。而此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已达44.7万多人。同时，由于战争扩大，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造成日本本国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税收加重，人民和士兵的反战、厌战情绪上升，国内危机日深。中国抗战方面，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抗战仍在继续，使得日本不能不使用一定的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日军的后方遭到严重威胁，进退两难，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支援、相互配合的持久抗战局面。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日本利用欧战使英、法、美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苏作战以及同英、美等国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步伐，所以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近极限，因此，日本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进攻政策。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开始从反蒋转为拉蒋。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这就改变了1938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待真正能与其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的对华政策。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并表示只要蒋介石降日反共，日本就同他“合作”。1939年3月，新任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讲时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攻势为辅的对华政策，确立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的对华方针。其意图在于借助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以承认其地位为诱饵，诱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在军事上，为了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摆脱战略被动，日本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从1938年10月起，日军对华作战方针开始转向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确保已占领的地区而不是再扩大进攻了。其主要军事打击目标是以敌后战场为主，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确保对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而对于正面战场，要求把兵力配备在最小限度内，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7月9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其中的8个月内以85%的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围攻和“扫荡”，其中，只有1个月以15%的兵力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局部进攻。正如朱德所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2]日本军事方针的调整，目的也是企图以此诱导蒋介石降日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