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一个革命观察家的中国往事

    斯特朗建议司徒雷登，与消失在山沟里的共产党人谈判

　　离开延安后，斯特朗立即从北平赶到了上海。她在百老汇大厦订下一个房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写一本关于延安的书。

　　首先，斯特朗向设在纽约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发电报，请求他们至少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安排三场大型讲演会，把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最新信息告诉给美国人和全世界。

　　在上海，斯特朗成了引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和外国记者们追逐的中心。她经常来到记者们聚集的酒吧间，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向年轻记者们大谈自己在延安、华北解放区的见闻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战略发展问题。

　　于是，斯特朗的著作和谈话，很快就被传到了印度、东南亚和日本，也传到了欧洲。在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的人中，有一个人在中国占有相当的分量，他就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为了让美国的各种团体更清晰地了解中共，斯特朗举行了一次集会。遗憾的是，斯特朗所说的并不是司徒雷登所需要的。这位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末代大使”只是想借此接近共产党的领袖，以便试探“和平谈判”——因为他对无法接触到的消失在群山之中的共产党人感到特别不安。

　　于是，斯特朗说：“大使先生，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和共产党人接触上。”

　　“什么办法？”司徒雷登急忙问道。

　　“最好由你出面向新闻界宣布，我希望与共产党谈判。这样，消失在山沟的共产党人一定会收到的。”斯特朗建议说。

　　可这却是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过的。毫无疑问，他感到十分为难。

　　斯特朗继续追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的谈判是什么样的谈判？边谈边打，还是先停战后谈判？”

　　司徒雷登显然拿不定主意，犹犹豫豫地说：“我坚持主张在谈判期间双方停战……”

　　“这是不可能的！”司徒雷登的话还没有说完，斯特朗就打断了他的话，分析道，“看看当前的形势吧，整个华北乃至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夺取了坚固设防的城市。靠美国空军，他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在他们周围的广大乡村的农民，却是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一旦蒋介石的部队出城进行掠夺，农民们就会起来迎战。现在你需要停火谈判，难道固守城内的蒋介石的部队在停火时有粮食吃吗？他们不需要吃粮食吗？如果需要吃粮食，美国能够完全靠空运满足他们的粮食需要吗？如果不能，难道他们就不会走出城从农民手中抢夺吗？一旦他们出来抢夺农民的粮食，农民们会双手交粮，还是会迎战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制止战斗。”

　　然而，司徒雷登对斯特朗忠告式的分析听不进去。为此，斯特朗感到十分遗憾。她没有想到“这个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男子汉，竟然不懂得她认为是极简单的事理”。与此同时，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来信，更加让斯特朗感到惊奇和痛心：“在美国竟然没有人关心中国。”于是，斯特朗改变回美国旅行讲演的计划，决定安心在上海完成她论中国解放区的著作。

　　1947年5月，斯特朗完成了反映延安的著作《中国的黎明》。

　　1947年7月，斯特朗离开上海前往苏联。1949年2月，向美国和世界广泛介绍苏联革命成就的斯特朗却在苏联无辜被捕，并以“特务”罪名被驱逐出境，直到1955年苏联政府才为她平反。其间，她并没有被这巨大的冤屈所压倒，回到美国后，以惊人的毅力于1949年完成了《中国人征服中国》。

　　1958年9月22日，73岁的斯特朗冲破重重阻力，第六次来到魂牵梦绕的中国。从此，她就定居北京，住在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和最后的归宿。

　　定居中国后，年逾古稀的斯特朗似乎变得更加年轻，依然充满激情，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1958年12月，她参加了访问西藏记者团，并于1960年出版了《西藏农奴站起来》一书。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从1962年开始，斯特朗开始编写《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共出版69期，印刷达几百万份。斯特朗一生著述颇丰，共写了上千篇报道和30多部著作。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分别举行宴会，庆祝斯特朗的80寿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当年与毛泽东谈论纸老虎，斯特朗成为第一个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外宾。

　　1970年初，斯特朗的健康状况下降，3月住进了医院。3月29日下午7时不幸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