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一个革命观察家的中国往事

    说起斯特朗这个名字，或许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一说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其实，这句话就是毛泽东当年对斯特朗说的。

　　斯特朗全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人。1885年出生，一生六次来到中国。斯特朗是一个脾气古怪、个性鲜明的人，被西方报界认为是一个“固执己见的新闻记者”。她一生撰写了七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和大量文章。从1927年到1970年，斯特朗以其“强烈的思想动力和个性鲜明的评论”，“清晰明朗地展望世界，并且卓有成效地普及传播”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从而使她成为一个“其他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国其他公民在见解明朗和坚持义务上”不能超过的人。

　　李公朴给斯特朗取名“史特朗”，称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

　　1925年和1927年，斯特朗两次访问中国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她第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著作《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热情赞颂了中国革命。

　　斯特朗第三次访问中国是在1937年。这一次访问，她是乘坐阎锡山的专用列车进入山西的。她与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同一个车厢。三年后，他们在重庆再次相逢时，李公朴送给斯特朗一组手工刻印的色彩鲜明的招贴画，并参加了一个由知识界著名人士举行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李公朴给斯特朗取名“史特朗”，称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

　　“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这确实是对斯特朗这个革命观察家一生的真实写照。斯特朗也以其在中国独特的命运和历史使命对此作出了最完美的注解。

　　1937年，通过与《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交谈，斯特朗更加深信与红军接触会“有良好的结果”。于是，她决定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朱德。她拿着阎锡山的“特许证”，坐上了开往山西的列车，目的就是去八路军总部访问。

　　1938年1月的一个黎明，斯特朗坐上了一辆老式货车改装的“公共汽车”，钻进了太行山中。汽车一路向北开去，中午时分，在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落停了下来。

　　没等斯特朗下车，“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一边隔着司机把手伸进来握手，一边说：“欢迎你，斯特朗女士。”

　　当翻译告诉斯特朗这个与她打招呼的人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斯特朗似乎仍然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传说中“他只要轻轻扇动一下扇子，就能击溃他的敌人；他还能在百里以内眼观四面八方”的朱德？！

　　与朱德同来欢迎斯特朗的还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和贺龙等共产党高级军事指挥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斯特朗采访了一些八路军将领。

    关于游击战问题，斯特朗采访了朱德。朱德告诉她：“游击战并不是八路军特有的，也不是八路军发明创造的。在你们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还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人1918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都广泛地开展过。我在德国学习的知识使我相信，德国的模式对中国来说过于复杂和机械，不能灵活地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更多地研究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方法。”

　　同时，朱德向斯特朗阐述了八路军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打持久战。斯特朗在八路军看到，不仅士兵们每天都要听课接受战争教育，而且他们还组织教育驻地的群众如何对付日本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在采访彭德怀时，斯特朗看到了这个共产党人的豪爽坦率。彭德怀告诉她：“虽然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方式进行战斗，但它并不完全是一支游击武装。由于我们只有极少量的军事装备，所以我们就利用了熟悉地形以及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这些有利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胜过日本人。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广大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其次是我们每个普通士兵的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透彻的理解。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野战炮，没有摩托化部队，我们有的只是手榴弹、步枪、几门迫击炮和机枪，因此我们在制定战术时就必须注意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这类武器。”

　　采访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后，斯特朗知道了八路军是怎样让一个普通的农民转化为有一定文化和政治觉悟的战士的，而且还知道了共产党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

　　为期十天的采访很快过去了，斯特朗依依不舍地告别八路军将士，返回汉口。

　　在汉口，患了感冒的斯特朗拜见了周恩来。在去山西之前，他们曾有过短暂的见面。这次见面，斯特朗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一连串的会见中，周恩来向她“证实了共产党人坚定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3月初，斯特朗回到美国后，“急切地要传递她那来自中国人的信息”。她在中国时就给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信，希望拜见她和总统，探讨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令斯特朗失望的是，回国后总统夫人的回复是：已经把信交给了总统，但总统“认为目前还没有什么事好干。我们这个国家的思想感情，是决定性地倾向于中国人的。但是还没有要同日本交战的地步。而只要我们还没有同日本交战，那么除了保持中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任何事好干”。

　　不久，斯特朗到美国各地旅行演讲她的中国之行。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急忙记录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区的详细描述，甚至警觉地向上级汇报说，斯特朗“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用做第一人称复数——称做“我们共产党人”。

　　后来，罗斯福总统夫妇与斯特朗共进了午餐。斯特朗向总统报告说，她的演讲受到了华盛顿听众的支持。她还同总统讨论了自己为发展中国工业而组织大量筹措资金活动的计划，并得到了支持。

　　6月，斯特朗完成了自己第二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该书以宋美龄给斯特朗的一封信作序，“恳求人们结束对日本的帮助，并祝斯特朗工作成功”。斯特朗在书中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

    斯特朗带着周恩来交给的有关国民党阴谋的材料回到美国

　　斯特朗第四次访问中国是在1940年12月。

　　斯特朗到达中国后，看到“处于反动银行家和官僚控制”的重庆，已经开始流传一个“揭露要害的笑话：蒋介石只把日本人当成中国身体上的虱子，而把共产党当成了心脏病”。在重庆，斯特朗在英国大使克拉克爵士家里又认识了卡尔逊，后来又找到了爱泼斯坦。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次在重庆的每一天几乎都有新收获，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和周恩来的会见。

　　据斯特朗回忆，周恩来“捎信”给她，说“很愿意同她会见，并愿意同她进行一系列的深夜交谈”。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2月23日，周恩来同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邹韬奋在沈钧儒寓所会见了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两天后，蒋介石会见周恩来，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还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次日，周恩来将会见情况电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分析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估计是一样的，“现在不能说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

　　斯特朗与周恩来会见时，周恩来告诉她，最近两年来，国民党军队正不断加剧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并准备将这些情况向她作出详尽的说明。周恩来同时说：“但是，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因为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周恩来还向斯特朗讲了一条重要消息，12月10日，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离长江流域到黄河以北同八路军合并。这个命令对于新四军来说无异于自杀。因为蒋介石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供给或援助。周恩来说：“这些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在斯特朗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文件交给斯特朗，并嘱咐她一定要按他所交代的办法和时机发表。

　　斯特朗到达香港后，与廖承志接上了头。廖承志告诉斯特朗，一旦周恩来与斯特朗的谈话发表的时机到来，将由他负责联系。

　　在驶往旧金山的轮船上，斯特朗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到了美国后，她收到了斯诺从香港给她的信，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941年2月初，她又收到了一封1月26日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了。同时，信中还装有中共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和列举重庆当局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法西斯轴心国的十五点阴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

　　经过斯特朗的努力，这些文章终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尽管这个独家新闻的最后署名不是斯特朗，而是报社的一个名叫约瑟夫·巴恩斯的朋友，斯特朗没有因被朋友抢了彩头而生气。因为她“从来没有把这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从来也没有想过是否出售”。现在，她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她完成了任务，满足了。接着，她又为纽约的报纸写了两篇述评文章，公开揭露蒋介石围攻新四军、屠杀共产党的情况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斯特朗在延安听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斯特朗再一次来到中国。7月6日，抵达上海。在和周恩来短暂会面听取了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介绍后转道北平，并于7月31日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抵达了延安。

　　这是斯特朗第一次到延安。

　　8月6日下午，斯特朗乘坐美军观察组的汽车来到枣园进行一次重要采访。来迎接的除了陆定一之外，还有一位美国人——马海德大夫。在两人的陪同下，斯特朗来到了一个有四座窑洞的院落前。

　　此时，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着她的到来了。

　　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迅速又自然，几乎让斯特朗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

　　在斯特朗谈到中共部队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了大量美国武器时，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从美国到蒋介石，再从蒋介石到共产党。

　　在说到“美帝国主义”时，毛泽东说：“它变得孤独了。它的朋友中有那么多人已经死亡或病倒，即使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它们。”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时，斯特朗忽然想起这天正好是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一周年纪念日，就问道：“用起原子弹来呢？美国会从他们在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上，用原子弹直接进攻苏联吗？”

　　“的确，这些基地会用来反对苏联。但是，首先遭受压迫的人民并不是俄国人，而是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不喜欢原子弹，他们会抵制它。”手中夹着烟卷，走来走去的毛泽东这时坐下来笑着，用手重重地在面前一挥说，“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一只……”

　　毛泽东在思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纸老虎！”

　　坐在一旁的陆定一思考了一下，翻译给斯特朗说：“Strawman（稻草人）。”

　　斯特朗对此有些困惑，就问了一句：“Scarecrow（竖在田野里吓唬鸟的稻草人）？”

　　懂得一点英语的毛泽东觉得翻译没有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补充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它的样子像是一只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下雨，水一泡，就烂了。”

　　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坐在一旁的马海德立刻领会了意思，就用英语对斯特朗说：“毛主席说的是paper-tiger！”

　　斯特朗这时恍然大悟般地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Paper-tiger!Paper-tiger！我明白了，这个比喻太恰当太精彩了！”

　　“Paper-tiger！”毛泽东在解释后，也用不标准的英语笑着说了一句。接着，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是强大而可怕，但一场‘二月的雨’就把它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这时，毛泽东又笑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蒋介石——”毛泽东停下来吸了一口烟，接着用英语说了一句：“Paper-tiger！”然后开心地问斯特朗：“我这个理论，你觉得怎么样？”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斯特朗立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道：“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一只纸老虎吗？”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笑着像一个力求把话说得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条斯理地说，“你可以这样说，如果蒋介石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这一点他现在正在做——他就是一只纸老虎，雨水也会把它冲走！但十多年来蒋介石所做的，正是后者。”

　　在斯特朗觉得“毛泽东对蒋介石嘲笑一番之后”应该对自己的胜利进行一个预测，并希望毛泽东给她一个准确的答案时，毛泽东却说：“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打二十年。”很显然，毛泽东在1946年的延安，已经预见到中国内战将出现大规模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之所以有力量只是由于人民还没有觉悟。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力量不在于炸药、油田或原子弹，而在掌握这些东西的人，而这些人还有待于进行教育……”毛泽东歇了一会儿，接着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介石先生的飞机加大炮强大得多哟！”

    斯特朗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泽东对原子弹是否再次用于战争表示了怀疑，他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用处。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它自己。全世界人民都反对它。”显然，毛泽东不相信原子弹能解决最后的问题，“即使在比基尼（比基尼岛是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美国曾在该岛进行核试验），他们也没有能够杀死所有的羊羔”。

　　毛泽东告诉斯特朗：“美国的反动派也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反动派，人民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但是它也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将被证明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只有一类人真正有力量，这就是美国人民。虽然中国人民前面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在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一切的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我们代表进步。”

　　在斯特朗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结束不久，美国又向蒋介石提供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军需品。为此，在离开延安去华北解放区调查之前，斯特朗又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

　　谈话一开始，斯特朗就针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问题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主席先生，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因此而担忧呢？”

　　在对美国的援蒋行动坦率地表示出愤怒与失望之后，毛泽东说：“未必如此。在你停留延安的这个月里，我们就已消灭了国民党十四个旅。现在，是从美国那里向蒋先生进行大输血，但同时这又是从蒋先生那里向我们再输血。蒋先生从美国取得供应，而我们要靠他取得这些供应。尽管我们有人员伤亡，但是蒋先生的士兵能及时取代补充。”毛泽东以讽刺挖苦的口气笑着说：“斯特朗女士，你要知道，蒋先生的士兵今天被俘交了枪，明天就能站在我们一边去打仗。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战争很奇怪，二十年来我们的一切东西都要靠敌人来供应。”

　　“那么请问主席先生，共产党人现在是否还有可能被打败呢？”斯特朗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她本以为毛泽东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但是毛泽东的回答令她感到意外。

　　“这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如果千百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而且急切热情地保卫他们的土地……”毛泽东的语调从低到高，最后大声说道，“目前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尔滨以及山东省的沿海港口乃至张家口。但是，农村土地问题将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接着，毛泽东又回到了他们第一次会见时谈话的中心上来，说，美国决定增强蒋介石的实力，这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已有他们自己的决策，那就是要通过蒋介石先生，把我们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毛泽东同时预见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一旦蒋介石对美国人的要求交不了差时，美国人就可能直接介入，但毛泽东认为那样做“对美帝国主义将是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已日益陷入维持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困境中去。摩天大厦倒很高，根基却较小”。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原子弹的诞生是美帝国主义死亡的开始。因为他们从此只考虑原子弹而不考虑人民。谁依靠人民，谁才需要维护和平。谁依靠原子弹，谁就需要战争。这样，帝国主义与人民之间的对抗就日益加剧。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要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将两次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进行整理后，复制一份留给了陆定一，让他“从政治准确性上进一步修改”，并请他把改正后的稿件交由9月21日起飞的飞机带往北平。

　　9月11日，斯特朗离开延安到华北、东北进行旅行采访。她先后到过张家口、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平等地。她每天都向美国发去新闻电讯稿，在几十家美国报刊发表。

　　10月的最后一周，斯特朗又回到了延安。

    延安话别，毛泽东欢迎斯特朗两年后重返中国

　　1946年的冬天一天天地过去，大部分外国人陆陆续续地从延安离去。但斯特朗已经习惯了延安的生活，而且感到相当的舒服。

　　整个冬天，斯特朗完成了有关纸老虎问题的访问记和《毛泽东思想》等文章的写作。然后，她把这些交给陆定一从政治上“把关”。

　　斯特朗写的论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很快被译成中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中广泛讨论研究。斯特朗离开延安时，这篇文章又回译成英文范本，同意斯特朗公开发表。

　　据《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载，在1947年2月10日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斯特朗。周恩来告诉斯特朗：目前我们要到山沟里度过一段艰苦日子，但不用很久将会取得全国胜利。同时，周恩来劝斯特朗离开解放区。这对斯特朗来说是极不情愿的。

　　于是，斯特朗把自己不想离开解放区的想法告诉陆定一，希望他能帮忙说情，好让自己留下来。

　　陆定一知道斯特朗的腿经常浮肿，而且年龄大，就劝她说：“撤离的路上我们要艰苦地徒步行走，而且无法估计我们要走多远的路程。”

　　但倔犟的斯特朗仍然不肯接受。此后的三天，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能坚持行军，就每天坚持从住处一直步行很长距离来到枣园，并对陆定一说：“你看，我有的是持久的精力和体力！”

　　陆定一为老人的执著所感动，但他只能遗憾地告诉斯特朗：“这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希望你能把你采访到的重要信息发向全世界。”

　　“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斯特朗为自己辩护说，“我希望跟着部队一道行军。我可以骑骡子，可以徒步行军，甚至匍匐前进。任何动作我都会。无论如何千万别把我甩开。”

　　为了做好斯特朗的思想工作，一天晚上，周恩来邀请斯特朗到他的窑洞去吃晚饭。同去的还有马海德、阳春、寒早等美国友人。毛泽东和朱德也先后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毛泽东和斯特朗一边吃一边谈。

　　吃完饭，毛泽东有事先起身告辞。接着，朱德转过话题，谈论起这几个美国人最关心的话题。他说：“你们都要求跟我们留在陕北。我们已经决定，除了安娜·路易斯之外，你们都可以留下来。乔治（马海德）正好有任务去北平，就请他护送安娜·路易斯到那里去。”

　　在斯特朗离开延安之前的那个晚上，她被邀请到杨家岭礼堂看戏。看戏时，斯特朗被有意安排在第一排席位上，就坐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身旁。看完戏，周恩来带斯特朗走进一所窑洞。周恩来再次实现了他的承诺——给了她一本《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小册子，它详细记载了毛泽东为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所作的结论性论述。接着，毛泽东又给了她一本《关于边区的经济与财政报告》，它详尽地阐明了行之有效的政策。

　　“安娜·路易斯，我希望你设法让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都知道这两份文件，并且特别希望你能把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补充说，“但我并不认为你有必要把这些文件带到莫斯科去。”

　　同时，毛泽东欢迎斯特朗两年以后重返中国，“那时我们将会重新接触全世界”。

　　毛泽东为了让世界知道并理解中国革命，一再叮嘱并教斯特朗如何最妥善地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

　　毛泽东说：“你在离开延安以后，一定会听到敌人传布的许多关于我们的所谓‘暴行’的谣言。不过你一定记得你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我们的部队，它是世界上若干最有纪律的部队之一。”

　　毛泽东还告诉斯特朗，如果她是与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谈话的话，就“请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能取胜，他们说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而难分胜负。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你是向共产党人谈论这一点，就说这是我毛泽东讲的话；如果你是跟其他人谈话，就说这是你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请斯特朗“告诉美国人民，民主团体的力量并不是渺小的，他们能够打败反动派；告诉英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最后，毛泽东就原子弹问题作出结论：“事情已过去了。蠢人们还在谈论它，但它绝不会再被人使用了。它在日本的爆炸就已经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会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在马海德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登上了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了延安。3月11日上午，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七个小时后，蒋介石的美式飞机轰炸延安，一直持续到3月17日。

    斯特朗建议司徒雷登，与消失在山沟里的共产党人谈判

　　离开延安后，斯特朗立即从北平赶到了上海。她在百老汇大厦订下一个房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写一本关于延安的书。

　　首先，斯特朗向设在纽约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发电报，请求他们至少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安排三场大型讲演会，把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最新信息告诉给美国人和全世界。

　　在上海，斯特朗成了引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和外国记者们追逐的中心。她经常来到记者们聚集的酒吧间，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向年轻记者们大谈自己在延安、华北解放区的见闻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战略发展问题。

　　于是，斯特朗的著作和谈话，很快就被传到了印度、东南亚和日本，也传到了欧洲。在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的人中，有一个人在中国占有相当的分量，他就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为了让美国的各种团体更清晰地了解中共，斯特朗举行了一次集会。遗憾的是，斯特朗所说的并不是司徒雷登所需要的。这位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末代大使”只是想借此接近共产党的领袖，以便试探“和平谈判”——因为他对无法接触到的消失在群山之中的共产党人感到特别不安。

　　于是，斯特朗说：“大使先生，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和共产党人接触上。”

　　“什么办法？”司徒雷登急忙问道。

　　“最好由你出面向新闻界宣布，我希望与共产党谈判。这样，消失在山沟的共产党人一定会收到的。”斯特朗建议说。

　　可这却是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过的。毫无疑问，他感到十分为难。

　　斯特朗继续追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的谈判是什么样的谈判？边谈边打，还是先停战后谈判？”

　　司徒雷登显然拿不定主意，犹犹豫豫地说：“我坚持主张在谈判期间双方停战……”

　　“这是不可能的！”司徒雷登的话还没有说完，斯特朗就打断了他的话，分析道，“看看当前的形势吧，整个华北乃至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夺取了坚固设防的城市。靠美国空军，他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在他们周围的广大乡村的农民，却是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一旦蒋介石的部队出城进行掠夺，农民们就会起来迎战。现在你需要停火谈判，难道固守城内的蒋介石的部队在停火时有粮食吃吗？他们不需要吃粮食吗？如果需要吃粮食，美国能够完全靠空运满足他们的粮食需要吗？如果不能，难道他们就不会走出城从农民手中抢夺吗？一旦他们出来抢夺农民的粮食，农民们会双手交粮，还是会迎战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制止战斗。”

　　然而，司徒雷登对斯特朗忠告式的分析听不进去。为此，斯特朗感到十分遗憾。她没有想到“这个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男子汉，竟然不懂得她认为是极简单的事理”。与此同时，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来信，更加让斯特朗感到惊奇和痛心：“在美国竟然没有人关心中国。”于是，斯特朗改变回美国旅行讲演的计划，决定安心在上海完成她论中国解放区的著作。

　　1947年5月，斯特朗完成了反映延安的著作《中国的黎明》。

　　1947年7月，斯特朗离开上海前往苏联。1949年2月，向美国和世界广泛介绍苏联革命成就的斯特朗却在苏联无辜被捕，并以“特务”罪名被驱逐出境，直到1955年苏联政府才为她平反。其间，她并没有被这巨大的冤屈所压倒，回到美国后，以惊人的毅力于1949年完成了《中国人征服中国》。

　　1958年9月22日，73岁的斯特朗冲破重重阻力，第六次来到魂牵梦绕的中国。从此，她就定居北京，住在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和最后的归宿。

　　定居中国后，年逾古稀的斯特朗似乎变得更加年轻，依然充满激情，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1958年12月，她参加了访问西藏记者团，并于1960年出版了《西藏农奴站起来》一书。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从1962年开始，斯特朗开始编写《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共出版69期，印刷达几百万份。斯特朗一生著述颇丰，共写了上千篇报道和30多部著作。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分别举行宴会，庆祝斯特朗的80寿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当年与毛泽东谈论纸老虎，斯特朗成为第一个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外宾。

　　1970年初，斯特朗的健康状况下降，3月住进了医院。3月29日下午7时不幸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