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一个革命观察家的中国往事

    斯特朗带着周恩来交给的有关国民党阴谋的材料回到美国

　　斯特朗第四次访问中国是在1940年12月。

　　斯特朗到达中国后，看到“处于反动银行家和官僚控制”的重庆，已经开始流传一个“揭露要害的笑话：蒋介石只把日本人当成中国身体上的虱子，而把共产党当成了心脏病”。在重庆，斯特朗在英国大使克拉克爵士家里又认识了卡尔逊，后来又找到了爱泼斯坦。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次在重庆的每一天几乎都有新收获，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和周恩来的会见。

　　据斯特朗回忆，周恩来“捎信”给她，说“很愿意同她会见，并愿意同她进行一系列的深夜交谈”。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2月23日，周恩来同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邹韬奋在沈钧儒寓所会见了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两天后，蒋介石会见周恩来，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还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次日，周恩来将会见情况电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分析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估计是一样的，“现在不能说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

　　斯特朗与周恩来会见时，周恩来告诉她，最近两年来，国民党军队正不断加剧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并准备将这些情况向她作出详尽的说明。周恩来同时说：“但是，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因为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周恩来还向斯特朗讲了一条重要消息，12月10日，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离长江流域到黄河以北同八路军合并。这个命令对于新四军来说无异于自杀。因为蒋介石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供给或援助。周恩来说：“这些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在斯特朗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文件交给斯特朗，并嘱咐她一定要按他所交代的办法和时机发表。

　　斯特朗到达香港后，与廖承志接上了头。廖承志告诉斯特朗，一旦周恩来与斯特朗的谈话发表的时机到来，将由他负责联系。

　　在驶往旧金山的轮船上，斯特朗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到了美国后，她收到了斯诺从香港给她的信，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941年2月初，她又收到了一封1月26日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了。同时，信中还装有中共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和列举重庆当局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法西斯轴心国的十五点阴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

　　经过斯特朗的努力，这些文章终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尽管这个独家新闻的最后署名不是斯特朗，而是报社的一个名叫约瑟夫·巴恩斯的朋友，斯特朗没有因被朋友抢了彩头而生气。因为她“从来没有把这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从来也没有想过是否出售”。现在，她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她完成了任务，满足了。接着，她又为纽约的报纸写了两篇述评文章，公开揭露蒋介石围攻新四军、屠杀共产党的情况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