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一个革命观察家的中国往事

    说起斯特朗这个名字，或许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一说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其实，这句话就是毛泽东当年对斯特朗说的。

　　斯特朗全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人。1885年出生，一生六次来到中国。斯特朗是一个脾气古怪、个性鲜明的人，被西方报界认为是一个“固执己见的新闻记者”。她一生撰写了七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和大量文章。从1927年到1970年，斯特朗以其“强烈的思想动力和个性鲜明的评论”，“清晰明朗地展望世界，并且卓有成效地普及传播”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从而使她成为一个“其他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国其他公民在见解明朗和坚持义务上”不能超过的人。

　　李公朴给斯特朗取名“史特朗”，称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

　　1925年和1927年，斯特朗两次访问中国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她第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著作《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热情赞颂了中国革命。

　　斯特朗第三次访问中国是在1937年。这一次访问，她是乘坐阎锡山的专用列车进入山西的。她与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同一个车厢。三年后，他们在重庆再次相逢时，李公朴送给斯特朗一组手工刻印的色彩鲜明的招贴画，并参加了一个由知识界著名人士举行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李公朴给斯特朗取名“史特朗”，称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

　　“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这确实是对斯特朗这个革命观察家一生的真实写照。斯特朗也以其在中国独特的命运和历史使命对此作出了最完美的注解。

　　1937年，通过与《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交谈，斯特朗更加深信与红军接触会“有良好的结果”。于是，她决定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朱德。她拿着阎锡山的“特许证”，坐上了开往山西的列车，目的就是去八路军总部访问。

　　1938年1月的一个黎明，斯特朗坐上了一辆老式货车改装的“公共汽车”，钻进了太行山中。汽车一路向北开去，中午时分，在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落停了下来。

　　没等斯特朗下车，“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一边隔着司机把手伸进来握手，一边说：“欢迎你，斯特朗女士。”

　　当翻译告诉斯特朗这个与她打招呼的人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斯特朗似乎仍然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传说中“他只要轻轻扇动一下扇子，就能击溃他的敌人；他还能在百里以内眼观四面八方”的朱德？！

　　与朱德同来欢迎斯特朗的还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和贺龙等共产党高级军事指挥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斯特朗采访了一些八路军将领。

    关于游击战问题，斯特朗采访了朱德。朱德告诉她：“游击战并不是八路军特有的，也不是八路军发明创造的。在你们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还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人1918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都广泛地开展过。我在德国学习的知识使我相信，德国的模式对中国来说过于复杂和机械，不能灵活地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更多地研究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方法。”

　　同时，朱德向斯特朗阐述了八路军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打持久战。斯特朗在八路军看到，不仅士兵们每天都要听课接受战争教育，而且他们还组织教育驻地的群众如何对付日本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在采访彭德怀时，斯特朗看到了这个共产党人的豪爽坦率。彭德怀告诉她：“虽然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方式进行战斗，但它并不完全是一支游击武装。由于我们只有极少量的军事装备，所以我们就利用了熟悉地形以及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这些有利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胜过日本人。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广大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其次是我们每个普通士兵的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透彻的理解。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野战炮，没有摩托化部队，我们有的只是手榴弹、步枪、几门迫击炮和机枪，因此我们在制定战术时就必须注意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这类武器。”

　　采访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后，斯特朗知道了八路军是怎样让一个普通的农民转化为有一定文化和政治觉悟的战士的，而且还知道了共产党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

　　为期十天的采访很快过去了，斯特朗依依不舍地告别八路军将士，返回汉口。

　　在汉口，患了感冒的斯特朗拜见了周恩来。在去山西之前，他们曾有过短暂的见面。这次见面，斯特朗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一连串的会见中，周恩来向她“证实了共产党人坚定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3月初，斯特朗回到美国后，“急切地要传递她那来自中国人的信息”。她在中国时就给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信，希望拜见她和总统，探讨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令斯特朗失望的是，回国后总统夫人的回复是：已经把信交给了总统，但总统“认为目前还没有什么事好干。我们这个国家的思想感情，是决定性地倾向于中国人的。但是还没有要同日本交战的地步。而只要我们还没有同日本交战，那么除了保持中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任何事好干”。

　　不久，斯特朗到美国各地旅行演讲她的中国之行。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急忙记录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区的详细描述，甚至警觉地向上级汇报说，斯特朗“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用做第一人称复数——称做“我们共产党人”。

　　后来，罗斯福总统夫妇与斯特朗共进了午餐。斯特朗向总统报告说，她的演讲受到了华盛顿听众的支持。她还同总统讨论了自己为发展中国工业而组织大量筹措资金活动的计划，并得到了支持。

　　6月，斯特朗完成了自己第二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该书以宋美龄给斯特朗的一封信作序，“恳求人们结束对日本的帮助，并祝斯特朗工作成功”。斯特朗在书中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