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读本》

　　【基本信息】

　　编者：谢春涛　主编

　　出版年月：2014年8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党史学习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全党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近日，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教授主编《中国共产党读本》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和伟大成就，是一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读本。继《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后，党史读物又一力作。

　　全书以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建设、改革成就为主线，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做的”、“全国各族人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3部分。图书配有24幅党史名画，反映了党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场景。

　　目录

　　导言：从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篇

　　一、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西方先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

　　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二、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

　　近代中国的亡国绝种之灾

　　反帝爱国唤起亿万民众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

　　几千年来未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和减租减息

　　革命军队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四、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

　　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给同盟者利益和又团结又斗争

　　最大限度孤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五、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农村走向城市

　　七、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孙中山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投豆”选举

　　官兵平等和官民平等

　　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不问家庭出身只看现实表现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篇

　　九、建立单一制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的中华传统

　　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探索

　　单一制国家体制的确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十、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与中苏结盟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十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国民党留下的乱摊子

　　通货膨胀顽疾的消除

　　边打、边稳、边建

　　恢复和发展的奇迹

　　十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

　　惠及三亿农民的土地改革

　　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

　　《婚姻法》解放广大妇女

　　黄、赌、毒一扫而光

　　十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及改变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

　　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十四、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

　　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

　　工业化基础的建立

　　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

　　初步探索的良好开端

　　失误、曲折及其缘由

　　成就、经验及其影响

　　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中苏从结盟到对抗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正常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

　　十七、从历史阴霾中走出

　　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既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维护其历史地位

　　十八、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阐释

　　敢闯敢试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还要时代化、大众化

　　十九、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和科教兴国

　　提出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十、以改革作为发展动力

　　经济改革入手

　　中国改革渐进中有激进

　　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二十一、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自己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96

　　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399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二十二、不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十三、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促进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

　　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关系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十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空间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建设强大的国防

　　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二十五、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治党务必从严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结束语：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后记

　　一、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外来侵略、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然而大多遭受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近代以来，曾有多种思想被用来指导中国的独立富强之路，如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戊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论、辛亥革命运动中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等等，但在实践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些西方“舶来品”在中国水土不服，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则改变了这种状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改变了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迷误，并在其指引下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西方先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领先的辉煌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境遇却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巨变，落后挨打前所未有地与中国纠结在了一起。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强力推动下，英、法等国迅速强大起来，而此时的清王朝仍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给中国朝野扇了一记响亮的令人羞辱难当的“耳光”。曾经的天朝上国自此受尽屈辱，八方来朝的幻想彻底破灭。自高自大、不思进取的清王朝饱尝了闭关锁国的恶果，一纸纸丧权辱国的协定接踵而至。痛定思痛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消除封建剥削，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走出困境的道路。

　　洪秀全（1814—1864），族名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他敬拜上帝后的改名，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一个客家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异，业师和家庭对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够考取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然而事与愿违，洪秀全屡试不中，从15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到31岁时，他依然是个童生，连秀才也未考取。在心灰意冷、愤懑不平之时，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改变了洪秀全，他开始组织传教，成立拜上帝会。“学而优则仕”之路走不通的洪秀全，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领袖。

　　1850年末至1851年初，洪秀全等人领导金田起义，拉开了19世纪中叶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运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并定都于此。1864年7月，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在长达十数年间，太平军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官僚、豪绅、地主四散逃窜，衙门、粮册、田契、借券被付之一炬，封建统治秩序荡然无存。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由于太平天国拒绝承认《南京条约》，明确宣布禁绝鸦片贸易，这使得西方侵略者在大失所望之后转而帮助清王朝，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扼杀下惨遭失败。农民阶级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消灭封建剥削、取得民族独立的探索，受限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缺乏适应时代需求的指导思想而宣告失败。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在使用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作战中，在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既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感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产生了危机感和效仿意识。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等人发起了以学习外国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内容、以自强雪耻为基本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亦由此而产生。洋务派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主张和领导洋务运动的官僚，一是主张和谋划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此外，在各个洋务企事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商人和文人，是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者。

　　洋务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编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创建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江南制造总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代表性成果。然而，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一纸《中法新约》，中国西南边疆门户大开；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灰飞烟灭，《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使得台湾与大陆分离数十载。洋务派寄望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求富”的幻想被西方侵略者碾为齑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彻底破产，西方老师又把中国学生耍了一回。

　　尽管洋务派的理论被证明行不通，但他们开展的实业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初步成长起来。有了这一新兴力量，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深受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影响的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美国学者哈罗德·史扶邻如此描述同盟会的纲领和斗争手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未遇到反对。第四个政策要点“平均地权”，费了很多的唇舌才被接受。孙中山“诉诸基本的民族感情和他的反对不彻底的、温和的解决办法”，引起了广泛共鸣，“无论是严复所关心的天演论或是梁启超所关心的外国的优势力量，都不能保证迅速恢复中国的伟大，而这正是孙中山所提供的”。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不堪一击。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清王朝被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似乎要按照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向前发展，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再次插手中国革命，鼎力支持北洋军阀，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由于缺乏明确的完整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民，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也不是能够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强有力政党，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辛亥革命悲惨失败了。

　　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辛亥革命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民主的道路。相反，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争夺，国内军阀拼得你死我活，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现实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苦闷不已、彷徨不已。尽管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是却屡战屡败。事实证明，旧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想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寻找新的指导理论。

　　即使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一些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被扫除，加上民国初期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本国实业振兴的法令，国内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如北京政府时期通过颁布《公司条例》（1914年1月）、《所得税条例》（1914年1月）、《矿业条例》（1914年3月）、《商人通例》（1914年3月）、《商会法》（1914年9月）、《森林法》（1914年11月）、《证券交易法》（1914年12月）、《民业铁路法》（1915年11月）等法律法规，构筑起了经济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工商实业的发展有了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据估算，“1914到1919的六年间，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三百七十九家，设立资本八千五百八十万元，平均每年开设六十三家，新投资本一千四百三十万元，都比前期的十九年间超过一倍”。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应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进一步发展。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如此解读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来看，意味着无产阶级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也承受着严酷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工人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组成本阶级的政党，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正在孜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如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李大钊，于1918年7月、11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文章，热情洋溢地赞颂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上半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参加在法国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会议不顾中国的申辩，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昂，学生们一马当先，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喷发般迅猛开展起来。示威斗争从北京开始，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全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纷纷以行动支持学生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释放被捕学生，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端。

　　挟五四运动之势，各种新思潮大量涌现，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人，也都先后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各项条件的逐步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此宣告完全新式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正式成立。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关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悲惨失败的原因，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了如下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革命一些主要的问题。如大家所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是事实。问题是，这个失败是否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奉行的错误策略所造成的后果？也许加入一个同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确是不明智的；也许这是原罪是根本的错误，这决定了其他错误，并逐渐地、一步步地导致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他甚至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为共产国际开脱：“总而言之，并非策略的主要路线有错误，有错误的是政治行动和对这条在中国的路线的实际运用。首先，在中国革命开始时，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阶段，我们的错误是对国民党批评得不够。应当是作为同盟者，但是我们的党有时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其次，中国共产党未能理解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理解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因而，在一定的时候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前进是可能的，但到了发展的一定阶段预见到来临的变化是必需的。第三，我们的党有时当了群众运动的刹车器，当了土地革命的刹车器，当了工人运动的刹车器。这些是致命的错误，自然他们帮助造成了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在所有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党开始努力去坚决地纠正它的机会主义错误。但这时，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一些同志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没有足够小心地为起义做准备，他们表现出极明显的盲动主义倾向和最坏的一种冒险主义。”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绝非布哈林说的那么简单，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无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一个典型例子是，他们竟然在1930年3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敌人”毛泽东发讣告。另一个例子是1930年6月斯大林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来回答了他们，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2月就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当时建立的还只是地方苏维埃）。斯大林不仅对这种形势发展不太了解，而且对其详细情况似乎也不大感兴趣。

　　毋庸讳言，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的正确指导。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尤其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此外苏联为中国共产党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军事方面的人才。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些人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但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判断和决策，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应该更多地从自身找原因，大革命虽然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势必成燎原之势。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由此使得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获取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共识的最终理论结晶。

　　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已往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堪称经典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所言说的所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使之形成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即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毫无疑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在宗旨、目标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照抄照搬，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提出不要僵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深刻吸取党在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得出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毛泽东把创造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比作“香的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的马克思主义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又完全是中国的。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没有具体论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就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做出精确的分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并以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完全是中国的。

　　要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仅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还要透彻把握中国国情，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科学结合。毛泽东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师，一方面是缘于他的个人经历，出身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认识中国国情的科学方法，那就是调查研究。如毛泽东所说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以毛泽东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有了剀切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坚实的国情依据，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形成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而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正如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广州会议上所讲：“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系统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二、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纷纷奋起，或投笔从戎，或实业兴邦，各展其能。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亦是党的奋斗目标。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以后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反帝反封建，始终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责任扛于肩上。历经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最终实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的亡国绝种之灾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盛唐时代，中国国力远超世界其他地区，但没有发生对外战争。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是哥伦布、达伽马等西方探险船队无法比拟的，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但是实力如此强大的郑和船队带给其他国家的是瓷器、丝绸，而非战火硝烟，所宣传的是和平来往，而非殖民侵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经历数次战争，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由西方侵略者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更是数不胜数。无数财富在战争中灰飞烟灭，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阴霾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这是一款妄图把中国彻头彻尾地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条约，英、美等国援引“利益均沾”，与日本共同瓜分中国。

　　“二十一条”对中国主权损害之重令人发指，但这仅是冰山一角而已。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给英国；《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法共计1670万两；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签订后，沙俄侵占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赔款两亿三千万两，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亿两。

　　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西方侵略势力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争夺海港，划分势力范围。1896年11月14日，德国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并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1896年12月中旬，俄国强占旅顺港和大连湾。1899年11月6日，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99年。1898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将长江流域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赔款的数额令人触目惊心，领土被强取豪夺更是让人扼腕悲愤，整个中国几乎快要沦为了西方侵略势力的“奴隶”，予求予取，毫无反抗之力。

　　除去各种各样的赔款、割地、划分势力范围，西方资本迅速渗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命脉几被外国控制。《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商人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他们将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往中国销售。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达到239.4万多英镑。美国输华货物总值，1850年为148.6万美元，1851年为215.6万美元，1852年为248万美元，1853年为3213万美元。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中国的手工纺织业，特别是在五口通商地区，受到沉重打击。在对华大规模倾销其机器化生产的棉织品等廉价商品的同时，英、美等国也对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进行了掠夺性的输出。紧随商品输入和输出掠夺的，是以开办工厂、银行为方式的资本输入。《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由此，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数量激增，1895年到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上升到933家。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又享有各种免纳苛捐杂税的特权，迅速占据中国市场，发展为垄断性企业。在1890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资本增加到1000万元，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先后在上海开设。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1895年至1900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2.1亿多两，出口总值为1.5亿多两，入超额为6000多万两。到1920年，入超额增至22001万两，中国财富无形中大量地外流。

　　文化侵略亦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多达32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实际干着侵略中国的罪恶勾当。此外，外国列强还在中国开办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学校、医院等文化设施，妄图从精神和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崩离析，形成了几个大的派系，开始争夺中央政权权力和地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三大派系，加上其他地方派系，在帝国主义的撺掇下，争权夺利，连年混战，使得中华大地战火连天，动乱四起。中国在亡国灭种之灾中不断沉沦。

　　反帝爱国唤起亿万民众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受列强侵略之苦，中国官民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英勇抵抗，但是最早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第一项是“打倒军阀”，第二项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年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在共产党大力宣导下，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快为知识精英等广大民众所接受。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正式签署，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旧俄在华特权，主动废除中俄间的不平等条约，苏俄的举动与列强顽固维持其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以此为契机，一个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

　　在这次运动之中，中国共产党尽力发挥自身影响。针对运动中出现“以和平友谊的手段进行此种合理合法的运动”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有力等手段，努力地把这次运动引导到彻底的民主革命轨道上来。在机关报《向导》上，共产党人指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只反对一个而不反对另一个，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废约，必百般顽抗，必指使他们的傀儡中国军阀“摧残对外运动”，因此“民族独立运动不是向列强和平请愿可以成功的”。号召“被压迫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商人、学生，快快起来作举国一致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始终达到驱逐任何帝国主义于中国领土之外”。

　　此时的孙中山正受困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炯明叛乱事件之后，孙中山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示，他已经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影响，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赞扬了国民党在现存政党中，“是革命的民主派”，开始提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回忆党的三大时，毛泽东说：“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三大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增添“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等新内容，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由此，国共两党开始共同推进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国民革命。

　　1925爆发的五卅运动将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据估计，五卅运动期间，全国大约有600座城镇、1700万人、近万个民众团体、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直接参加了这场运动，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是这场运动的灵魂和实际领导者。如一位亲临五卅罢工现场的美国外交官记述：“1925年5月30日，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条人行道上散步的时候，看到我前面的一条大马路上挤满了人”，“在挤过了两三段街道之后，到达了人群的前沿”，“年轻的共产党人带头举行了抗议示威”。“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五卅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各阶层民众的组织化进程，从此帝国主义遇到的是有组织的全中国民众的抵抗。

　　不仅有五卅运动等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也迅速被动员组织起来。在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及时地认识到：农民问题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地教育和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党要引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拒交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乡村自治、成立农民自卫军等。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说道：以前我较多关注工人运动，“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广东地区的工农，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北伐的活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人的随军运输、宣传、卫生队，数万农民帮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在湖南，从北伐军进入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激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员从同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1927年1月5日，武汉市民二三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占领了英租界。1月6日，九江市民冲进英租界，拆毁租界周围木桩、沙袋和铁丝网等。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向帝国主义反革命作战。3月21日，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有北伐战争的鼓舞，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亿万工农一夜觉醒，反帝反封建遍地开花。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1年9月18日，经过长期精心策划，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借机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入侵，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比起其他西方侵略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急迫进占朝鲜，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胁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每一个举动都意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1927年7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天皇呈上一份秘密奏折，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可见日本灭亡中国之心由来已久。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既定步骤中的开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国面临亡国之危。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正急于围剿红军，对东三省的沦陷几乎是无动于衷，奢望依靠国际联盟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兵。蒋介石在9月21日回到南京，立即召开党政军要人“商讨对日方略”，决定“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决断”，实行不抵抗政策。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立即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加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经过长期酝酿，在1935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强调，中国共产党准备联合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包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爱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中共代表团的这一主张，随即于10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上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正式发表。1935年11月1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和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经提出，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全国救国联合会提出“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刻释放政治犯”，“立刻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抗敌政权”。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4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文章公开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所谓国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并未放弃武力反蒋的方针，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由此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军事“剿共”为主的方针下，也考虑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其苛刻的条件与共产党谈判，以期实现“溶共”的目的。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共进行接触。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国共两党的谈判未取得结果。1936年6月两广事变的发生，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影响到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会发生更大的分裂。7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表示抗日与反蒋口号不宜并提。8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经不合时宜，要在统一战线之下反对卖国贼。

　　1936年12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不计蒋介石的前仇，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在蒋介石同意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最终得以形成。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6年7月16日，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一个疑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毛泽东随即作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战端未开，中国共产党就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是中国抗日战争取胜的关键。历史证明，这一预见是无比正确的。整个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被贯彻到底。即使是在坚持抗战出现严重困难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发动反共高潮的时期，比如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发动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伤亡约9000人，并宣称新四军叛变，要解散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大局为重，依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的坚持与维护，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壮大人民抗日力量，逐渐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持久战理论，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持久战理论不仅批判了妄图依靠英美援助的“速胜论”，更批判了悲观派的“亡国论”，指明了中国胜利之路，给予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游击战方针的指导下，迅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

　　抗日战争中，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是贯彻实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阵地，是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约翰·S·谢伟思，1909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做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广为发展，而且正在加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了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变化，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变化：“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这里“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也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的自信。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成了最坚强、最巩固的同盟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他们动员起来的？这就要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说起了。

　　几千年来未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

　　在传统中国，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因此农民土地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一直是高度集中的。早在汉代，就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记载。针对这种情况，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尝试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如打击兼并、裁抑豪强等。这些举措尽管缓和了一时的局势，但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农民们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要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到了清朝初年，各地农民特别是东南沿海、江淮、两湖一带的农民，曾经多次掀起“罢佃”、争取永佃权和抗租、减租的斗争，江西宁都的佃户甚至组织起“田兵”进行抗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剥削的加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也纷纷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主张。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提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反封建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但这种充满平均主义色彩的方案在现实中行不通，因此并未付诸实行。1901—1902年，康有为又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图画，提出了“土地公有”的理想。但他并不主张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而是倾向于“普鲁士式的道路”，即通过由资产阶级剥削方式慢慢取代地主阶级剥削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20世纪初，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并设计了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一整套办法，认为从此“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到了晚年，他又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主张由政府收买地主阶级的土地转卖给农民，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平均地权的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制定了一部《土地法》，此后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也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倡言土地改革，但亦形同具文，未能真正实施。个中缘由，最主要的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与地主阶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当年参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萧铮曾一语道破：“我们20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而土地改革自然要“牵涉到本身利害关系”，因此“往往是‘推’‘拖’了之”。他还感叹：“自从民国廿一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统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延宕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这里所揭示的“牵涉到本身利害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政党、团体和个人也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或法律的手段，采取和平改良的办法，来抑制或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由此兴起了一股土地改良思潮。如福建人民政府的“计口授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权支持，它们也大都昙花一现，难以推行。

　　总之，以上种种方案或限于空想，或流于形式，都无法得到切实的施行，于是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日益严峻，极不合理。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大约占农户总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63.8％到68％；而占农户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大约只占全部耕地的32％-36.2％。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不仅剥夺了农民几乎全部剩余产品，还千方百计榨取农民及其家庭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必要产品。他们大多吃的是“糠菜半年粮”，穿的是破衣烂裳，住的是土屋草房。农民普遍没有文化，天花、鼠疫、霍乱、肺结核、血吸虫、恶性疟疾等疾病在农村广泛流行。成人面黄肌瘦，儿童身体孱弱，典妻、卖子、溺婴的悲剧时有发生，农民挣扎在贫困和愚昧的苦难之中。这种严重情况，说明封建土地制度不仅是我们民族被侵略、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必须根本废除。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当时站在中间立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民族的危机、经济的恐慌、人民的不安日趋加甚，而“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因此“现在的土地制度再无法维持下去了”。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由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和政党都不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一重担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重要认识。

　　早在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党的创始人就十分注意农民问题，开始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1922年，党的二大更在宣言中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

　　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1925年召开的四大初步形成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同年，彭湃还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1926年，他又说：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逐渐有所认识。1926年5—6月，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与拥护。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同年9月1日，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更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2月，他又在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深入发动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由此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1936年，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就曾言简意赅地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农民在全国总人口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其中的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农民的作用做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他强调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这样就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做了透彻的说明。

　　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给予了以往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重视。而且他们不仅口头讲，还实际干，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领导了一场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农民的积极拥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国民党因为始终未能践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最后被广大农民抛弃。对此，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曾评论：“国民党执政20年，没有把孙中山的主义执行出来。中国共产党的确实践了土地改革来解放中国受压迫的农民，他们不是空谈地租和税率，而是实际做了些事。”农民群众的伟力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打土豪分田地和减租减息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独立领导的土地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要“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暴动”。当时为了减少阻力，集中力量打击大中地主，没有将小地主的土地列入没收范围。但到了11月，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公有。这实际上是主张“土地国有”，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当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实行过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的政策。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中央一系列过“左”政策的影响，加上缺乏长期实践的经验，这个土地法也不免存在着一些原则性错误。如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所有权归政府，使用权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禁止土地买卖。

　　1928年7月召开的六大，是中共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转折点。会议决定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并特别强调了正确对待富农的问题，认为目前的“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这些都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极大推动了农村土地革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但六大仍然规定“土地国有”，“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一规定显然是无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的。

　　针对这一问题，苏区中央局1931年2月8日发出通告指出：农民“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增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2月27日，毛泽东也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省委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各级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田，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的）即算安定得田的人，即由他对所新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3月15日发布文告正式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统统归农民。”这就纠正了过去不切实际的“土地国有”口号，有利于土地革命的推行。

　　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当时有人即曾分析：“群众的阶级观念比较强，痛恨地主阶级国民党军阀到了极点，同时能够受指挥。群众对党的信仰非常好，打死了自己的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刘少奇后来也说：“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的战争，抵住了蒋介石。”而毛泽东更深刻阐明：“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上台，土地革命政策又出现了波折。193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区中央局提出：“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及其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只有在他们自己耕种的条件下，才分坏田给他们。”这种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做法，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逼上绝路或公开投靠敌人。同时，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还侵犯了中农利益，严重危害了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取得的土地革命成果也随之荡然无存。

　　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取代阶级矛盾而居于首要地位。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而实行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的土地政策，即减租减息。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交租交息，照顾地主的利益，争取和团结地主站在抗日一边。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推行了广泛、深入的减租减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第一，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初步改革，引起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据北岳区、太行区、晋绥区、盐阜区、滨海区五个地区的调查，减租后地主户数比减租前减少三分之一，土地减少40％-70％，平均减少54.25％；富农户数下降7％，土地减少16.7％；中农户数增加33.8％，土地增长44％；贫农户数减少五分之一，土地增加18.4％；雇农减少50％。这些变化说明抗日根据地内封建土地制度被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了发展。第二，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第三，发动和组织了农民，打破了地主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贫、雇、中农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根本改变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培养了大批扎根于群众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为根本改造农村基层政权创造了条件。第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了持久的抗日战争。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青壮年农民参军积极性空前高涨，“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成为根据地的普遍现象。许多地区的扩军计划一再被超过，源源不断地向八路军、新四军输送大批有阶级觉悟的战士。在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过几万人，而到抗战胜利时则已发展到131万人，另有268万民兵。第五，减租减息政策的施行，为后来彻底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有利的历史前提和条件。

　　革命军队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过去减租减息的界限不断被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和国内政局的变化所突破。于是，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改变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和方式，有步骤地、循序渐进地提出了一整套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45年8月到1946年5月，继续实行减租减息；1946年5月到1947年10月，实现了由减租减息到分配土地的转变；1947年10月到1949年10月，提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最终形成了一条土地改革总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中，1946年5月4日公布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这三个阶段中土地政策演变的重要标志。

　　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解放区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1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基本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国民党方面都意识到：“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

　　在土地改革中，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粮食、房屋。为了保卫翻身果实，他们以“保田参军”为口号，到处掀起参军热潮，风起云涌般加入解放军，为革命军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东北解放区土改三年来，共有160万人参军。在华北也有近百万人参军，仅在晋冀鲁豫边区1947年底的参军运动中，报名参军的翻身农民就达30多万人。由于明确打仗的目的，由翻身农民组成的人民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特别是1948年、1949年两年各个已完成土改的地区的新兵质量最好。山东渤海区新兵中，党员干部占14％；华东区新兵中，贫农和中农占90％。这些新战士关心政治和部队建设，阶级觉悟高，对新解放区未翻身的农民有高度同情心，决心帮助他们获得彻底解放，因而作战勇敢，经常奋不顾身。解放区的农民还就地组织民兵，协助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牵制、围困和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期间，共有民兵2,284,800人次参加大小战斗114,700次，歼敌204,700人，积小胜为大胜，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保家保田，翻身农民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踊跃支前，担负了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充分保障了解放军的物质供应和各种需求。东北解放区三年来共交纳450万吨公粮，1948年底起征仅仅一个多月就完成全部任务的95％以上，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空前的。山东从1946年7月到1948年9月共组织了580余万人支前；冀中从1947年的青沧战役到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也先后动员了480余万人支前，有的随军出征转战万里，走过40余县。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更是动员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共转运伤员11万人，运送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这些民工的战勤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因此，陈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四、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的复杂情况调整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策略。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准确认清了国内外的形势，摒弃前嫌，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后来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代表的生产关系不同，对革命所持有的态度也不同。

　　辛亥革命之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为官营、私营企业的范围、界限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奉行鼓励工商实业发展的政策，但也扩张了官僚资本。据统计，1912年至1916年，主要由军阀投资的工商业就有37家。国民党统治全国后，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他们掌握着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发行法币和内债，进行投机等一系列非法活动，操纵了全国的经济，进一步壮大了官僚资本，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因此，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展弊多利少，从一开始就成为近代化的一种阻碍力量。对于他们，不仅民众极为反感，而且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其害。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但在政治上却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众市场，同时传播了资产阶级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种政治力量，为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源，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实业发展。由于没有了封建专制的阻碍，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据统计，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诞生，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1911年，40余年间，资本总额共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的七年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亿-1.4亿元。从1912到1919年，新设立的具有民族资本性质的厂矿共有470家。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确是空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当时的宪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中，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了应有的贡献。

　　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阶层、民族、宗教、政党、团体以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联盟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统一战线由哪个阶级来领导，这个问题决定着统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坚强支柱。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或这种领导权受到了削弱，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就受到损失，甚至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由中国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中国人民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所做出的历史选择。

　　我国的统一战线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领导下才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建立不久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遭到惨败，其主观原因之一便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政策，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来维持国共合作，这种不争取甚至放弃党对革命事业和统一战线的领导的做法，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受到极大损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在军事上实行不抵抗政策，顽固坚持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主义，压制民主，压制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率先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一切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同。进而，中国共产党又主动捐弃前嫌，提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主张，从而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掌握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摈弃“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坚持独立自主和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大大巩固和加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却继续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不但调集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并且在其统治区内疯狂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特别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一些原来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也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进一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坚定地实施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坚持政治的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问题上的领导。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执行了上述政策，纠正了离开这些条件的错误倾向，才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给同盟者利益和又团结又斗争

　　同盟者与统一战线相伴而生。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就是团结同盟者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团结同盟者必须照顾其利益。“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政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原则。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与同盟者团结奋斗的历史，也是照顾同盟者利益共同前进的历史。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1930年6月，江西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全县7个区、2个市镇内进行了全面的土地分配。这年2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向全区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党在农村斗争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农村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根据上述阶级路线，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土地没收和分配对象上做了以下原则规定：没收一切祠堂、庙宇、教堂、官荒、无主之土地、荒地、沙田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失业工人和愿意耕作的退职的官兵，并酌情分给有职业而不够维持生活的一切劳动者。

　　1930年夏季前后的土地分配运动是修水县土地革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分配运动。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共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4611头，土地18.8189万亩，农具16.9070万件，粮食（包括废除的债谷）49.1844万担，房间1537间，家具16.9070万件，衣被1844件。受益农户51,24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2％。正是这样的土地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工农革命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政治上，坚决支持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经济上，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在危难之际想方设法悉心照顾。上海沦陷前，共产党护送包括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或香港转移；香港沦陷后，共产党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掩护、接应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梁漱溟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从香港撤离。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政策。在旧政协召开前，国民党有意大幅压缩民盟参会名额，是共产党让出自己的名额并从其他方面设法增加民盟的名额，使民盟保持了较多的参会名额，促进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1946年2月，在“校场口惨案”中，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周恩来冒着危险亲临现场制止了事态的蔓延。在1946年6月的“下关事件”中，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周恩来前去看望，马叙伦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又是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主党派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精辟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实践证明，正是共产党一贯执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政策，对民主进步人士和广大同盟者的关心和爱护，才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同盟者利益给予照顾，那么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只有斗争其软弱、妥协的一面，才可能发挥其革命的一面。作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他们渴望私有财产的无限制累加和膨胀。因此，尽管他们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始终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并与工人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这与工人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相对立的。所以，共产党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对他们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政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制定了把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相结合的方针，在政治上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逐步把他们由资本主义剥削者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见，团结和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壮大了人民、孤立了敌人，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胜利。

　　最大限度孤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12月，阎锡山又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面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他还解释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求最大限度的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他指出，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破坏，但对反共的顽固派仍需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且“须对于反对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将大资产阶级的概念与买办阶级的概念合为一体，并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之中区分出来，这就决定了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必然要首先反对这个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而断言这个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很反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这个大资产阶级只能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个大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性的确定，导致共产党人不能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投降可能报以高度的警惕。因此，1940年秋冬之际当蒋介石反共态度异常强硬时，毛泽东不能不强烈地怀疑国民党准备投降日本并夹击共产党，因而准备先发制人。而当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不能不判断蒋介石准备全面反共分裂，因而下决心“放弃联合的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这种情况最终决定了整个40年代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历史。毛泽东孤立和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极大加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五、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

　　孙中山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前，曾经多次与南方军阀合作，希望依靠军阀的军队进行北伐。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军阀是不可能将自己的军队真正投入革命的，孙中山屡遭挫折。这一教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不仅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而且只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才有人民的一切。解放战争时期，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军事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之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做了认真的总结，其中毛泽东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他认为党要争取农民的支持，独立领导革命。关于军事问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出席于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并强调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后来被实践证明颠扑不破的真理，来得却是极为不易。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度存在错误。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受此观念影响，中共中央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并要求已经担任政府职务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1926年底以后，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了参加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因形势恶化，实际上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同样未给予足够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000余人；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广大工人、农民从失败逃散的敌军手里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迫切要求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军官也诚邀共产党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从事工运和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中共中央甚至还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要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由此，党在北伐过程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不重视军事的恶果很快显现。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拉开序幕。北伐期间，上海工人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独力攻占上海，显示了工人武装强大的战斗力，工人纠察队也成为蒋介石所忌惮的力量。在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失去武装的罢工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至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并于28日英勇牺牲。

　　即使到了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认真谈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对国民党不计后果的让步，根本无法换回革命的“团结”。在继之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故伎重演，共产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却束手无策。一味妥协所换回的恶果，明白无误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武装是没有出路的。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响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忽视军事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正确认识。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一系列的工农武装起义，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先后建立多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秋收起义时，参战力量有四个团。除中途叛变的第四团，其他三团的成分情况各不相同。第一团是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的；第二团是由一千多名安源矿工和萍乡、醴陵的农民组成的；第三团是由萍乡、浏阳的农民和湖北的农民民兵组成的。可以说，秋收起义部队成分是复杂的。如何使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部队摒弃旧式军队的乌烟瘴气、保持革命者的优秀品质，并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之后，“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泽东明智地率领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几经辗转，部队到达了永新县三湾村。此时部队的状况令人担忧，纪律松弛，军心涣散，指挥不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紧张。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将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成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实践探索。三湾改编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改编后的部队随后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不久，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加强红军纪律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到了红军的纪律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以后，曾经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1.上门板；2.捆铺草；3.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4.借东西要还；5.损坏东西要赔；6.和农民买卖要公平；7.买东西要付钱；8.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这些后来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守则，一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和弘扬。

　　但是，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军中思乡念土情绪导致了严重的湘南失败，克服乡土观念、使党对军队具有绝对指挥权显然需要相当的时日。在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着多种不良的倾向。有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加上各种形形色色的极端民主化现象、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严重妨碍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力图加以纠正。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在1929年9月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2.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3.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削弱指导机关权力。

　　12月下旬，在中央指示信的指导下，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结合红四军建党建军的实际情况，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军队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根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决议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自此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的原则不可动摇。

　　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曲《南泥湾》，唱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每个角落，生动地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荒山变江南，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成了令人称道的佳话。把“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用在三五九旅身上，恰如其分。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渡过难关，得益于千千万万如同三五九旅一样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的部队，三五九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938年秋，侵华日军主力逐步转移，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而对国民党则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眼红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壮大，进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到了1940年秋，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又遭受了旱、病、水、雹、风五大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的生产生活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毛泽东所讲：“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39年2月2日，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道：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940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个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在领导当地群众加强生产的同时，组织一切在职人员参加生产活动。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39年秋天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宜开垦的南泥湾，开荒生产。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到1943年时，全旅不仅实现吃用全部自给，还外输公粮近万石。此外饲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三五九旅也保卫好了延安。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到南泥湾考察，对三五九旅的成就赞不绝口。毛泽东在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高度赞扬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会上奖励了王震等多位生产英雄和三五九旅等3个单位。西北局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边区的其他留守部队也展开了大生产运动，1942年边区部队的生产自给率已达到82％。

　　三五九旅只是军队中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典型代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等口号的鼓舞下，一面投入战斗，一面从事生产；即使是条件异常艰苦的游击区的部队也坚持生产。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各部队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各种形式，如人民政府发放农贷、支援牲畜、代制农具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部队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等等。

　　1943年12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朱德讲道：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既当战斗队又做生产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创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特殊时期用行动履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职责。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内战的阴霾阵阵袭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尽了争取和平的最大努力，但国民党还是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大大超过共产党。国民党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66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37:1。武器装备方面，双方的差距更为悬殊。国民党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步枪、轻重机枪、追击炮等步兵火器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同时，蒋介石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24％和全国人口的29％，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被飞机加大炮、外有美国大量军援的国民党军所吓倒，而是斗志昂扬，信心满怀。

　　1946年8月，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内战的看法，采访了毛泽东。斯特朗是一位尖锐的记者，向毛泽东发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这一段名言，讲得国民党反动势力心惊胆战，让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这些原则贯彻到人民解放战争初期，就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9月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军提出：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目的，或者为了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做准备。

　　1946年10月，马歇尔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介石指出，尽管他们在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军队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而已。国民党依仗军队力量优势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都先后被粉碎。1947年5月中旬，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被全歼，国民党军士气严重受挫。毛泽东在1947年12月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十七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止，十二月的尚未计入）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六十九万人，其中打死和打伤的有六十四万人，俘虏的有一百零五万人。”这样，我军成功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转入进攻。

　　转入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入角色。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余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强渡黄河，在豫陕边地区展开；9月下旬，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18万人渡过黄河，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区的解放军也纷纷转入反攻，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到1948年秋，解放军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国民党军队，但是在士气、质量上已经远超对手。1948年9月，毛泽东写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前所未有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从9月开始，到1949年1月，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走到了胜利的前夜。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在战争初期远超自己的对手。这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归根结底，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胜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尽管不会是一戳就破，但是只要方法得当，终究是经不住戳的。

　　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对于如何进行革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他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成功指引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论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未形成清楚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所以建党初期党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党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但是，大革命的悲惨失败，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城市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党内的“左”倾情绪潜滋暗长，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误判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严重脱离实际，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此观点。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廓清了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在工作重心问题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革命斗争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此种形势下，党本应正确认清形势，抓住有利机遇，探寻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推进革命事业。然而事与愿违，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错误判断国内国际形势，在共产国际“左”倾思想指导下，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犯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要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的必要性，但是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李立三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此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攻打中心城市的暴动基本都悲惨失败了，与此同时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部长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实际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样，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绝境。

　　实践反复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只有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正确出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城市作为工作重心，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一些经验。如1925年至1927年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对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即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号召“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间去。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被译成英文和俄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布哈林称“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不过，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就谈道：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还需要在艰苦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很快遭到重创。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经过讨论，决定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在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工农革命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给养问题，简单说就是吃饭问题。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为解决部队的基本生存问题，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分田。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也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怎样革命有了些初步的正确认识，他及时进行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他从国情出发揭示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所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是，这时他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道路仍然需在实践中探索。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虽也以攻打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受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井冈山根据地是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毛泽东所讲：“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八七会议后，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基本都失败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革命者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力量，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赣南、闽西根据地，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相继建立。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大小小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主阵地。

　　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蓬勃发展，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党内一种普遍存在的主张流动游击，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城市中心思想，阐明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强调必须这样，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实际上解决了以农村为工作重心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开辟出来了。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的道路，为复兴中国革命和取得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积蓄力量，准备在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且长期占据城市、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就必须派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教育农民，宣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阵地，使之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立足点和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呈现了极度的不平衡。毛泽东在深入分析这种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基础上，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爆发，使得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内容。毛泽东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后，就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基本内容，党在总结历年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农民的土地制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推动了各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胜利的保证。

　　四是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前景。抗日战争初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王明等人表示反对。惯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而不顾中国特点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这时已经由过去的“左”倾变为右倾，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把抗战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轻视在敌后广大农村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为了廓清这种错误认识，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周密地研究了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特点，制定了发动人民战争以抵御日本侵略者，一直到战胜它们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并特别强调地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借此阐明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必由之路。

　　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检验，由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理论形态上臻于成熟和完善。

 　　从农村走向城市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是工作的重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从农村走向城市提上了议事议程。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口头政治报告时深刻分析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农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农村时，就在农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到了城市就忘了农村，“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党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淮阴、临沂、长治、威海卫、德州、烟台、邯郸、承德、赤峰、哈尔滨、安东、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那时党的注意力集中于战争和农村工作，对于城市工作的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及时的推广。转入战略进攻后，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克诸多城市，其中一些已经能够巩固占领。但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他们对农村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革命策略和工作方法都很熟悉，但是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关系等比较生疏，他们往往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以致发生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这些问题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阳泉、井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无论是从工作环境，还是从自身角色来说，中国共产党都面临着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转变考验，而要成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总结和推广党从事城市工作的新鲜经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1947年11月，晋察冀解放军攻克关内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市，对石家庄市的接管成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和管理城市的起点。在已往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策略下，党占领城市往往是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和“破坏”。而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劣势，长期占领城市已经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刘少奇向接管石家庄的负责同志提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在这种按照城市的特点来管理城市的方针指导下，党立足长远，在接管石家庄市的过程中做了有益尝试，如重建城市基层政权、肃清“不纯洁分子”、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稳定经济、加强城市治安、建立户籍制度，等等。党关于如何建立和巩固城市政权、如何管理和改造城市的一系列构想在石家庄市得到初步实践。中共中央工委及时总结了党接管石家庄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于1948年2月19日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为其他新占领城市提供借鉴参考。

　　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提出：“多年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在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各地要认真总结开展城市工作的经验。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各地都对如何在城市进行建政和管理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推动了党的城市工作。

　　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际上也就是党要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过程，在暴风骤雨般的颠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中心任务由破坏转为建设，而如何保证整个社会全面而正常的运转、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平稳和流畅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党在政策和策略方面适时作了调整，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随着新中国建立，党信心满怀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

　　七、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则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执政的警世名言。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希腊文称为“人民的权力”，德语称为“人民当权”，中国人通常称为“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是真正的民主。

　　孙中山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孙中山把毕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没有辛亥革命彻底砸碎腐朽没落的皇权机器、打开数千年的封建禁锢，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争取当家做主、主宰自己命运的民权观念。没有辛亥革命，就可能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中国共产党让苦难中的国人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增强了奋斗的勇气。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

　　毛泽东就多次著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称颂他是革命的先行者。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首100多年前，武昌起义的枪声开启了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在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昏庸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树立起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上的一座伟大里程碑。

　　辛亥革命以后，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升起了破晓的曙光，充满了光明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孙中山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最宝贵的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爱国、革命、和平、奋斗的精神，其核心为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孙中山是提出“振兴中华”的中国第一人，也是创立共和民主政体的亚洲第一人。他为了和平统一，主动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他为了南北议和，甘冒风险带病北上谈判，弥留之际还在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当国家统一用和平手段达不成时，孙中山坚决主张以革命武装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孙中山为实现统一之梦、富强之梦、振兴之梦，为中国设计了“精神建设”（《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国家建设”（《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其中又以民生主义为根本。1924年8月，他在广州就民生主义演讲时说：“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接着他提出了施政纲领：“（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求日增，而国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

　　这是八十多年前孙中山设想的目标。他强调国际平等地位，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教育，维护工农知识阶层利益和法理的统一。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民族平等、民生为本、民主博爱、仁义和平、顺应潮流等思想，都是民族的精神财富，这些思想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吸取欧美民主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自己的融合创意，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而形成。孙中山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遥想1894年，孙中山挥臂一呼，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振兴中华！”孙中山和其他辛亥革命先驱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们提出初步设想的建设祖国的美好蓝图，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并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他们当初的设想。百年的神州沧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继承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才能使辛亥革命先驱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理想得以实现。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投豆”选举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有一幅老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一张长桌上，放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神圣的“一票”。“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便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基层民主直选。它真实地描绘了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民主选举的动人场面。

　　1937年2月，党中央酝酿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普选制度，并于当年5月颁布了选举条例。由于边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基层选举中不可能通过划票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这样，结合当地实际，简便易行的投票方式就产生了，群众把它形象地叫作“投豆选举”。投票人向候选人身后的碗里投一颗豆子，代表一张选票。从1937年5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发表竞选演说、看政绩、无记名、罢免制、新闻舆论监督，边区人民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当时流传的一首《乡选歌》，就反映了群众的心声：“男女都来到，会议开热闹，检讨工作真不少，全要转变好；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

　　其实，投豆的办法并非简单。事先要在碗的底部放一层棉花，以防投豆时被候选人听到声响；在碗的上面盖一张纸并用烟头烫出个小“眼眼”，以防止前面选民投在碗中豆的多或少可能诱导后面选民的选票（豆）投向。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记下了他亲眼看到的选举：“‘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到了选举那一天，老百姓就聚集在投票场所，这一般是学堂或是当地的寺庙。由于许多投票人不会写字，投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种方式是用几只颜色不同的碗，每一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许私带自家的豆子。还有一种用碗的投票方式保密性更强。用这种方式投票，发给投票人几粒颜色不同的豆子，每一个候选人面前都倒扣着一只碗，投票人在每只碗下都塞进一粒豆子。只有一粒豆子是代表赞成票的，比如红豆子代表赞成票，那么谁得到红豆子最多，谁就当选。”由此可见，“投豆选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保证了边区群众能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它很好地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执政理念。

　　民主人士赵超构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文中，也对这种选举方式有过详细的记述：“乡村的选举情形，并不十分拘泥形式，弃权的人还是不少。一般的说，参加的选民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样子。因为农民不识字的居多，所以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写票，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的习惯，候选人各有一个木箱，选举人在他所要选举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颗黑豆，也就算选举。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作背箱。乡参议员的选举，因为都是本地人，知道得较清楚，所以并不复杂；县级以上，尤其是边区参议员的选举，那就不是一般选民所尽能运用的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8000个乡下农民能够保持主观的判断，选举一个不相识的参议员呢？事实上，边区参议会除了选举之外，还有不少聘任的参议员，甚至还有日本籍的参议员，它自己也并不拘泥什么形式。”这段文字是对边区选举办法的形象描述。

　　多年以后，一些曾在各地“投豆选举”中拍摄过珍贵照片的摄影师也纷纷撰写文章回忆这段历史：“那是一个严寒的季节，我和南疆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疏勒县一区一乡的减租反霸运动。记得晚上住在地主粮仓中，冻得我们直发抖。白天就和翻译走家串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生活情况和受剥削压迫的情况，为划分阶级成分做前期准备。接着发动贫苦农民诉苦、算账、斗地主，成立农民协会，分农具、粮食和浮财，从而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场火热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有的入了团，有的加入共产党，有的当了治安员，有的成为农会骨干。最后通过群众讨论推荐，农会确定几位候选人，农民们以投豆的方式选出自己信赖的村干部。照片上坐在前面的一排人中，都穿着破破烂烂，有的头上还有伤疤，都是受苦最多的贫雇农。其中有我熟悉的一个居民组长叫玉素音，而对面蹲着的那个戴皮帽的青年叫巴哥阿洪，他还是我介绍加入青年团的。看到这些翻身农民们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在自己选中的人身后的帽子里，投下庄严的一颗豆粒，此情此景被我收进相机，现在一想起当年情景，仍令我十分兴奋。”

　　可见，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主的核心内容。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投豆选举”等方式，实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正是这样的举措，将各界社会力量聚拢到人民解放事业中来，为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证。

　　官兵平等和官民平等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了一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一支新型军队。虽然这支军队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但无论是中国工农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是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的官兵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人民子弟兵。

　　这是一支由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发展起来的军队，这是一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军队，这是一支面对比自己强大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却能常胜不败的军队，这是一支在很多外国人看来都不可思议的军队。而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辉煌，源自于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军队的革命性改编。

　　三湾改编前，秋收起义的士兵主要是农民，虽然有很多党员，但由于组织松散，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党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在军队中发挥作用。而军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旧军队中的人，有些军官军阀习气很严重，官兵待遇也很不平等，军官常随意打骂士兵，使官兵之间有一种消极对立情绪，不但影响官兵之间的团结，也影响到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秋收起义连遭失败，队伍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悲观情绪，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一些人不告而别，开了小差，有的知识分子和旧军队里的军官甚至变节投向了敌人阵营。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改变这支队伍，消除队伍中不利于革命的一切消极因素。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带领部队转战到了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他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使这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从此打破了危局，走出了困境。毛泽东在改编中首先宣布了“愿留者留，愿走者走”的决定，强调了革命的自愿性，并且给要走的人发放了路费。这个决定，表面上看好像削弱了队伍的力量，实际上，动摇分子的离开，却保证了这支队伍的纯洁性和革命性。接着，毛泽东又把剩余的人整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样的整编有利于军队集中指挥，号令一致。不但如此，毛泽东还在部队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建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而全军又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党指挥枪”，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三湾改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连以上建制中设立士兵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士兵委员会的成立，成为工农革命军区别于旧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此，普通士兵也和各级军官一样，享有了平等的权利，以至于后来斯诺等外国记者到延安后，根本分不清谁是当官的，谁是普通士兵，因为就是毛泽东也和普通士兵穿一样的衣服。

　　经过改编，毛泽东又宣布了新的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没收款子要归公；第三，不准拿群众一个红薯。以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三大纪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军队内民主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军队的面貌，改编后的红军军纪严明，斗志昂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凝聚力和战斗力骤然增强。队伍人数虽不足千人，但却如星星之火，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力量，并最终燃遍了全中国。

　　军队严明的纪律，又倡导了一种军民平等的关系，军队和人民就如鱼和水，红军不但不欺民，不扰民，还尽力帮助老百姓，形成了军民一家亲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局面，红军成了真正受百姓拥戴的子弟兵，也真正成了一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这为以后军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人民战争”的形成和运用埋下了伏笔。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把人民战争运用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才可能真正做到“官兵平等”“官民平等”。从此，这支军队成了一支真正的铁军，除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打了败仗，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坚苦卓绝的长征之外，这支军队几乎成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常胜军，中国军队再一次以骁勇善战的形象，让世界睁大了惊奇的眼睛。

　　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创造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或许驰骋疆场打天下不为他们所擅长，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不能没有他们。特别在和平年代，他们在国家的进步、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是其他人群所无法与之相比的。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忽视知识，更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中国也一样如此。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两千多年前就曾创造了“百家争鸣”的辉煌，从而也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许多人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施起来，就可以使中国像西方那样国富民强，但是这些在西方富有成效的政治制度，一搬到当时的中国，就全然变了样。多党制变成了拉帮结派，国民议会中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嚷，国民党虽在国会竞选中取胜，但却对国民利益视而不见，当袁世凯窃取政权时，连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实验和破产，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留下了血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和“改造社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焦点。

　　但是这个社会应该被改造成什么样，他们最初是不清楚的。从当时世界范围看，可供中国借鉴的发展模式，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俄的社会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了出来。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周恩来也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后给天津《益世报》写的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地，第一印象感触于吾入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彼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依靠力量。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更促使他们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吴玉章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十月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热、日益明确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也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虽然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但“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所以，他主张在革命队伍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爱国的有志的知识青年，因此而投奔延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在整体上提高了这支革命队伍的文化素质，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选择和徘徊的一年。在改朝换代的政治背景下，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剧烈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融合在一起。国共两党的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跟随国民党远赴台湾？蒋家王朝仓皇败逃时，既带走了故宫的诸多珍品，也不忘进行“抢救大陆学人”工作。然而，共产党也在同时做着争取工作。北平地下党在即将解放前的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丝毫没有耽误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做了大量认真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挽留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经过共产党的积极争取，“抢救”名单上许多人转向了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季羡林《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见，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留下的原因，或许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眷恋，或许是对共产党人印象较好，或许是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所期待，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抱着对祖国的深深爱恋以及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既是其理性、无悔的选择，又是中国共产党壮大统一战线队伍的结果。

 　　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曾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不久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向赴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特使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判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错误判断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说起了。

　　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自身特点，即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的。一大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当时全国53名党员除个别外，也大都是知识分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但毋庸讳言，这种结合最初并不十分紧密。1922年5月，共产国际驻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向远东部报告：“其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同年11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对中共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工人阶级加强领导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该年5月，曾帮助中共建党的维经斯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近三年来，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走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此后，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风起云涌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开始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又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例如在武汉工人运动中，“工会会员惊人地增加。他们在军队后面到处建立工会，不仅把产业工人，而且把成千上万的苦力和手工业工人也席卷到革命浪潮中来”。而这些人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低，思想素质也不高，又长期受行帮、行会的影响，往往流露出一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这就给工人运动带来了组织不纯的问题。当时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后来就说：“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力量却非常薄弱。由于“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汉口六十三个工会中，我们仅有很弱的四个支部”。面对这种状况，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不得不感叹：“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但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个巨大考验：如何在农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曾表示：“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在党的成分上和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机。”应当说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因为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党人数为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0.8％，农民成分占18.7％；而到1928年六大时，全党党员40,000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76.6％，工人党员仅占10.9％；1929年工人党员更下降到7％；1930年9月又降为1.6％；直到1949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448.8万人，其中工人党员占12.24％，农民党员占75.8％，农民一直是党员队伍里的主体。由此可见，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农民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同时又具有小生产者自私、散漫等天然的弱点。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保证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就成为党建工作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不问家庭出身只看现实表现

　　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开始曾经试图从组织建设上找到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强调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当时，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被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认为这跟“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有关，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必须加以改造。于是，中共中央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改造党的设想：“智识分子在目前整个的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C.P.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智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是党内机会主义的“策源地”。所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使指导干部工人化”。

　　基于这种认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组织建设上的主要思路是千方百计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主张通过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增加来纯洁党的组织，确保党的性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组织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这里头并不包含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更是突出强调必须把党的建设中心放在大城市和重要产业区，认为“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与此相关，六大还过分强调与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人成分。斯大林当时曾批评说，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该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机关工作。这种意见反映到六大选举上，便是在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占到21人。此后，1929年的六届二中全会也提出：“改善党的质量的主要条件在成分”，“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引进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又号召：“中共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最大限度和最大速度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成分。”

　　六届四中全会后，这种“唯成分论”更是进一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1年3月5日，中央关于发展的党的组织决议案指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全国党员数目约在12万人以上，但大多数处在农村，中心城市特别是在重要企业中，党员数量仍然异常薄弱，真正产业工人出身的党员全国不过2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党很难领导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因此应把党的建设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工业中去，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开展大规模征收党员运动，“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本年五卅时，各级党部要举行发展组织的总检阅，务必在这个期间，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在检阅工作时，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显而易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人出身的做法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考验其实是如何在农村中建党，而那种“城市中心论”和“干部工人化”的解决方案显然偏离和忽视了这一主题，不仅没有注意到广大农民的力量，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言词中对“城市中心论”和“干部工人化”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1930年，他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将入党资格规定为五项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个规定具体、简洁、明了，同时对党员的社会出身不作限制，只看其现实表现。这实际上是向广大农民敞开了大门，保证党员队伍能够在严酷环境下获得较大的发展。

　　然而，由于毛泽东此时人微言轻，他这种正确主张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以至于当时“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到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决议还说：“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这一决策的实施，使中共党员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的80多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出身”和“入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动要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提法进一步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为党的发展壮大和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

　　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唯成分论”是错误的，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农村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大量非无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农民的加入在有效扩大了党的队伍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农民阶级深受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影响，“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等天生的弱点很多”。这种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保守性和散漫性，无疑极大地妨碍了其革命力量的发挥。对此，毛泽东曾表示：“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刚开辟的农村根据地中。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列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水等。他还分析说：“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由此，他敏锐觉察到：“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到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达到8000人，有党员1329人，占红军主力人数的16.6％。在党员中，工人311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1％；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5％；其他95人，占7％；合计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百分之七十几。由于战事频繁，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作风逐渐在红四军中蔓延开来，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创造性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他在古田决议中首先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并分别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纠正办法，贯穿在这些办法中的主线就是思想教育。决议将党内思想教育问题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并指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大任务之一。”为此，必须对党员进行坚持不懈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觉悟，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党员的无产阶级化。这种以党内教育为主要形式，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新思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独创贡献。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为主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当然，由于此时毛泽东的影响范围还不大，他提出的“从思想上建党”这一主张未能立即被全党贯彻执行，整个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大城市之中。另外，毛泽东当时也不可能对这种经验和实践做出系统的理论总结，这一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重要性。为保证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在全党范围内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更加完备、成熟。

　　1944年，周恩来曾回忆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从而保证了广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从思想上入党，保证了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维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除了在组织建设上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和“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之外，制度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严格执行，更是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保证了全体党员和干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而保证了1949年全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尽管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陈独秀在提交大会讨论的一个党纲时曾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后来，一大也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而所谓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鲜明体现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对苏俄的民主集中制是有所了解的。此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三大、四大的《党章修正案》等重要文件，依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但都贯穿了其精神。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27年6月1日对党章又做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党章中明确声明：“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对此做出了许多具体规定。这是党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把它写进党章。

　　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而且在组织上也不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与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风气盛行。1928年10月，中共六大便指出：“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与此同时，“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下级对上级不信任，甚至有以个人意气在下级鼓动反上级的现象”。11月，周恩来在起草《告全体同志书》时也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内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毫无疑问，这些现象的存在，“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到惨痛损失。

　　针对上述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了目前在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是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非组织观点的表现，则是“少数不服从多数”和“非组织的批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明确肯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批评了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并在分析其危害和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办法。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党的逐渐巩固和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化。而且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对此，毛泽东曾经做过解释：“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他还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这一时期，刘少奇也积极倡导党内民主。他一再指出：“不只破坏集中制原则的人是违犯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见不被采纳，自然就不能集中全党的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战斗”。

　　到1945年七大召开，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要求和规范，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确立了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表明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已臻于成熟。而正是在这一制度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和正常的党内生活，充分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主动性，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九、建立单一制多民族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继承者和创新发展者，对国家的结构形式进行了不断探索，最终建立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民族状况的必然要求，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

　　大一统的中华传统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地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含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尽管战乱和纷争从未停息，但却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形成的追求统一的共同心愿以及由此所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大一统”是聚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容为一体的集合概念，是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之所以被孔子编入《诗经》，更多地蕴涵着他对周代社会状态及其礼仪的坚守与向往。而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后来的董仲舒则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由此序列，“大一统”便成为儒家文化发展中最为凸显并占据要位的思想理念。在对“大一统”的诸种阐释中，最为精到而具有全面特点的当属《管子》，它将“大一统”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做了全方位的解释与发挥。它既强调了“天子出令于天下”的政治要求，又表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域涵盖，还体现着“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的道德共治愿望，更表达着“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大一统”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又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为悠久而持存的重点内容。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尤其在“正统”观念上体现充分。所谓“正统”即“王者大一统”。如欧阳修所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如此等等，“大一统”就以其丰富之含义，成为统治者和文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更在以后的历史延续中，逐步占据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逐渐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让华夏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国家动乱、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争乱中谋求统一华夏，在统一中谋求国家安定。

　　“大一统”涵盖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了辽阔疆域各民族大家庭的意蕴。虽然“大一统”概念最先由儒家提出，但它却并不只是专指中原或某一地区的一统，而是囊括了华夏中国的广袤区域和众多民族，且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这也是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的历史渊源。孔子在《春秋》中就提出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即是说，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能成其为一部分。故而孔子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充分体现了孔子华夏文明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对此，孟子则进一步解释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就中国历史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却是华夷融合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

　　直到今天，“大一统”思想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2011年9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所做的《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了“大一统”思想。他指出：“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

　　可以说，了解“大一统”的中华传统，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把重要钥匙。

　　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继承者和创新发展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对解决民族问题开始了新的探索。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并首次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民族问题做出分析与判断，认为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地方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不同，因此，在政治上不能运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的方式来统一中国，而主张用联邦制来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合统一认识。“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对此，《二大宣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包括：　“统一的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可见，此时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具有较为浓重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色彩，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问题及其政策的基本模式。但这对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政党来说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应该承认，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冲突，中共提出的这个民族问题解决方式的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做了一些微调。《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民族问题仅一般化地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这里只用了“中国民族”这一具有强烈“国族”意义的字眼，而没有具体分开地论述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政治地位问题。对此，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指出：“就像国民革命实行的方针和步骤不能一致一样，《三全大会宣言》是一个没有言及旧藩部和联邦制的国家形态的构想的不透明的宣言。”但实际上，在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仍然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自决权的政策主张做了明确表述：“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严酷镇压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内各族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支持，公开倡导和支持被压迫民族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这表明，此时中共不仅关注蒙古、藏、回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苗”“黎”等，并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时政府主席，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对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政策做了最为系统的阐述：“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上做得最为全面、成熟的一次阐述。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一种与国民党统治进行斗争的策略性考虑，可以看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使用的“一直承认到”，明显表达了少数民族“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自己的国家”，只是中共民族政策中一较为极端的选择，是民族自决的底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过程中，在经过少数民族的地方，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争取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同时决议还提出，在蒙古、回、藏等民族“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落脚点以后，中共中央根据日寇侵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现实，为了集中力量抵抗侵略，中共虽然继续主张联邦制，但在具体实践中，开始的却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

　　1936年9月，为加强对宁夏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李维汉任书记的定边工作委员会。同月，驻扎在豫海地区的红十五军团拟定了《十月份地方工作计划》，围绕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部署以发动回民自治运动与武装回民为当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任务。之后的时间里，各区选择回民先进分子扩大回民自治运动宣传，制定宣传大纲，并在10月7日到23日举行回民自治宣传运动周活动。10月20日至22日，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举行，这座大寺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回汉群众大团结的隆重场面。大会通过了《西北形势和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决议》《告陕甘宁青新等以及全国的回族同胞书》，通过了《回民自治政府的组织及工作条例》《为处理债息暂行条例》等条例以及自治政府的有关决议，通过了致马鸿逵、马鸿宾当局与宁夏当局的信。并决定立即废除高利贷委员会，开展清查极受群众痛恨的高利贷剥削行为。大会一致表决通过马和福等37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回民自治政府领导机构，启用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中阿两种文字的政府印章。党为了加强对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组建了中共豫海县委，陕甘宁省委经向张闻天、李维汉请示，任命中央党校应届毕业的党员干部贺恩宽（贺旭东）为县委书记。

　　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进行了继续开展回民自治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建立地方武装、镇压回奸恶棍、巩固新生的自治政权、组织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工作，为展示红军大团结做出了特殊贡献。后因宁夏战役计划中止，1936年11月中旬红军撤离豫海地区，次年4月，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被人杀害，回民自治政府活动中止。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民族自治理论上走出的第一步，为中共以后民族政策的正确发展积累了经验。

　　单一制国家体制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明晰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同时，对于联邦制的看法也同时存在。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不提联邦制，而是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提法，并不表明中共此时彻底放弃了联邦制的主张，完全接受了单一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关联邦制的字眼仍出现在党的文献中。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同时指出：“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及在自愿原则下和汉族联合建立联邦国家的权利。”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的“双十宣言”中强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指出：“在全国解放后，则将‘按照自愿和民主的原则，由中国境内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共和国联邦’（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内蒙自治政府，将是这个联邦在国境北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表明，直到此时，中共尚未放弃联邦制的思想。

　　在筹备建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仍在权衡考虑。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在这之前，有关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基本已成定论，而有关国家结构的问题，即联邦制和单一制的趋向选择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直到1949年8月22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还有这样的论述：“使各民族的国家政权中皆享有平等地位，实现各民族的自治权，并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

　　新中国诞生在即，如何确立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问题也迫在眉睫。李维汉回忆说，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周恩来也强调：“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毛泽东向李维汉征求意见，李维汉向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搞联邦的意见。最终，在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经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酝酿和研究，同党外人士就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抉择。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达北平的几百名政协代表作题为《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的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还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个纲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的人民共和国，它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至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问题的关注从内容到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的“以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转向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变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设计，也不是外部意志的压力，而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阶级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事实，加之中国现实的民族状况（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地域分布等），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实行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同时为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巩固国家统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选择，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的强有力领导，扩大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又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途径，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从国家和法律层面上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在此之前，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已经开始并积累了经验。

　　如上所述，1936年中共在宁夏豫海县就有了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的实践。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在继续主张联邦制的同时，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也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与边区接壤的广大地区是蒙古族、回族聚居区。抗战开始后，到延安求学、参加革命的回、蒙古、满、藏、瑶等少数民族青年和进步人士有百余人，他们成为根据地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寇大肆入侵的情况下，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显得格外重要。1941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1941年8月10日，边区政府第73次常委会通过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加强对民族事务工作的领导，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随后任命赵通儒、谢觉哉、刘景范、拉素（蒙古族）、马生福（回族）5人为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25日，边区民委首次例会上通过的该会暂行组织大纲草案明确规定，民委首要工作任务就是专管“境内回蒙等各民族区域自治事宜”，“边区境内回蒙等各民族自治区之政治、自卫、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建设事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基本确定并具体化。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规定：“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自治权。”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法律和理论规定很快成功落实到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构建过程中。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指示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945年11月26日，乌兰夫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自治运动。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统一的民族自治方针，自治运动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内蒙古武装部队。同年6月，自治运动在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基础上，通过发动翻身农牧民参军和改编、收编其他地方武装等方式，组成内蒙古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五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指战员90％以上为蒙古族。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春，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解放，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召开。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民主政府。自治区域内的蒙汉回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和成见。内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大会还通过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并经参议会选出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任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给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发来了贺电。贺电说：“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26日，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乌兰夫任书记。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自卫军（1948年1月1日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内蒙古工委统一领导下，更加有力地开展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既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唯一正确的政策，又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良好的榜样，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广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内蒙古自治区是“我们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范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

　　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实际出发，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同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批准《实施纲要》。

　　《实施纲要》分为总则、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和附则，共七章。《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依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得分别建立各种自治区：（一）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二）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包括在该自治区内的各个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均应实行区域自治。（三）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自治区。《实施纲要》并对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而制定的法律文件，起着基本法的作用。它的贯彻实施为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在“国家机构”一章专用一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并规定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设立民族自治机关，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表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了根本法的肯定和确认。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当家做主的政治平等权利，改变了民族关系的旧面貌，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十、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冷战的背景下，针对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的现实，经过对国际局势的权衡利弊和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这些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并站稳了脚跟。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捷报频传，国民党政府迅速垮台、行将就木，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权也随之被打倒。但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还遗留许多“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这些“污泥浊水”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与旧中国签订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旧中国割地赔款，中国丧失大量主权。对这些“污泥浊水”必须彻底清除，以免后患。然后再请客人进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干扰。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张。这就是，在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上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打扫干净，不给它们留下活动的余地。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外交决策。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斯大林派到西柏坡的代表米高扬谈话，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毛泽东还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国民党迁往广州，试图与中共接触，但美国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前提条件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实际上就是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中国政府继续接受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对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1952年4月，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给予了阐述。他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一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以形象比喻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标志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正式提出。

　　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密切相关的，是“另起炉灶”的方针的提出。

　　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中提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予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

　　尽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更为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在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不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表明了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决心。

　　根据这一原则，1949年4月26日，党中央致电已占领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同旧中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划清界限；同时也表明，新生的中国将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另行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周恩来在公函中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新中国外交开始以崭新面貌登上世界外交舞台。

　　一边倒与中苏结盟

　　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方面更接近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是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自然给中共造成了很大危机感并努力解决这一危机。

　　但形势比人强。国共双方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47年形势便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在部署大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开始考虑革命胜利后有关建国的诸多事情。这自然而然地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要取得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向苏联学习建国经验。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访苏要求。

　　然而，此后到1949年初，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数次提出访苏的计划和要求，几乎都是在即将动身的那一刻，一次次被斯大林婉言拒绝。拒绝的理由：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想；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留在国内；为了不给美、英等国以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的口实；苏联国内领导人全部出动进行粮食征购，不方便接待毛泽东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借口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判断错误，他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鉴于斯大林拒绝毛泽东访苏，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就一些重大问题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同时再次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在此期间的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的问题。”“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是：“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很显然，中国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

　　面对中国大局已定、革命胜利在望的前景，面对毛泽东“一边倒”的真诚表态，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对邀请毛泽东来苏联访问答应得很痛快。他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对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作自我批评。他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还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一个诺言，这对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上旬，斯大林又履行了自己的另一个诺言——尽管很长时间内没有兑现——邀请毛泽东访苏。事情终于定下来了。

　　毛泽东访苏是有备而去的。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备了“薄礼”。其中包括一些蔬菜和水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这恐怕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莫斯科的列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国外访问。几天前，公安部刚刚侦破一起国民党特务刺探毛泽东访苏情报的案件。这着实让公安部门出了把冷汗，也让人为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担心。但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访苏是他早就想做的事，他不会因为这点小插曲就中断行程。

　　经过十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莫斯科。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两人的见面，无疑具有世界影响。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起来。两人的拥抱，开启了中苏两国的“蜜月”时代。斯大林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寒暄过后，中苏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但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会谈陷入僵局。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废除旧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来苏联的一个主要目的。目的难以达成，毛泽东想到了长于谈判的周恩来。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没料到，斯大林非常圆滑地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这样，会谈就暂告一段落。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了苏联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当毛泽东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条约。

　　12月下旬，东欧等国代表团在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结束后纷纷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了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却始终不谈签约的事，也不同毛泽东见面。这使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对来看望他的苏方人员说，你们要保持同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在国际上，缅甸、印度及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考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搞得苏联方面很被动。斯大林终于沉下心来，考虑与中国签订新条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时已是1950年1月初了。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1950年1月23日，来莫斯科后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首先提出，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斯大林说，修改的原因在于旧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败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斯大林原来说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不好，现在也不是问题了。斯大林对旧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一改以前回避的态度，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斯大林有了这样的态度，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毛泽东在给国内刘少奇的通报中就说“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为了使新条约区别旧条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签字完毕后，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重，他这一次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应邀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也实现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即将回国的毛泽东饯行。次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毛泽东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经历。对于签订条约，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当然，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方针，并不是盲目地、无原则地倒向苏联，而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也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贯彻到与各国的交往关系中，“一边倒”外交逐渐成为历史。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朝鲜、越南等国的亲美势力，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在周边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一件令中国领导人意想不到的事却又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朝鲜军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南朝鲜即向美国等盟国求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动议以13对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南朝鲜以必要的援助。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也派小部分军队参战。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与南朝鲜军队均归驻日的美军远东军指挥，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

　　面对美国干涉朝鲜半岛的事务的情况，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东北边防形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7月13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为了保卫国防，中国到底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军是不是越过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他后来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9月15日，美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现名首尔）。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美军要越过三八线的情报被中国政府获悉。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向全世界宣告并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所以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19日，平壤失守。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

　　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因事关重大，中央决策十分谨慎。

　　10月8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8日，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不幸的是，在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因敌机轰炸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经过艰难抉择，这一消息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周恩来、彭德怀才经由机要秘书叶子龙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麦克阿瑟同杜鲁门政府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了华盛顿的决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官职务，由李奇微将军接任。

　　4月22日，双方展开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规模很大，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百万左右。“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优势，既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还占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多次进行合围，但始终不能消灭它。为此，毛泽东提出“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美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通过以少积多的方式，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万多人，也是历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也付出7.5万人的巨大伤亡。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国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胜利作战的坚强后盾。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做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经过五次战役，中朝方面也深感军队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但毛泽东深知，要同美国进行谈判，加大和平的可能性，没有雄厚的实力做后盾是万万不行的。他提出，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7月27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妄图索取更多土地。美方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联合国军”反而损失了15万多人。这迫使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美国的细菌战，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李奇微被撤换，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此同时，“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1952年10月14日，克拉克策划“金化攻势”，指挥发动了空前激烈的上甘岭战役。美军先后投入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000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

　　在43天的激战中，美军向上甘岭发射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但是，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守住了阵地。其中涌现出了大批战斗英雄。10月19日，135团6连通讯员黄继光在执行爆破地堡的任务中，用胸膛死死堵住了敌人地堡的枪眼，为志愿军夺取主峰打通了前进的道路，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此战役志愿军以伤亡1.1万多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5余万人的战绩，再次使美军认识到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自此再也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

　　在继续谈判过程中，南朝鲜方面为取得更大筹码，却声称要单独干、北进。1953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两次进攻性作战，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歼敌4万余人。7月13日，中朝人民军队发起金城战役，歼南朝鲜军近8万人，收复土地167平方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同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

　　在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百余万人，其中美军39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截至2010年10月，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多年全国范围的调查核实，共确认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争期间为国捐躯，作为“最可爱的人”，他们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对于这场战争，中美军队的司令官（员）都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1953年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百多年间，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无平等外交之言，正如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站立起来，独立自主办外交。随着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至1949年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因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的影响推迟与中国建交，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1月18日同中国建交外），分别都与中国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这是对新中国的巨大支持。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但新中国面对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国民党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还盘踞着台湾和霸占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因此，外国同中国建交要遵循几条原则：一、必须同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并将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存在问题，对其他国家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加以确定。因此，195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中，当谈到最近有十多个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时，就指出：“要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首先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才能谈判到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按照这一原则，1950年前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积极谋求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胞波”（兄弟）友谊源远流长。1949年12月，缅甸华商商会等48个团体联合发表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电，称：许多年来，缅甸侨胞就一直期望着一个独立、自由、幸福、强盛的新祖国的诞生。现在，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鉴于国内及缅甸的形势，前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率大使馆全体馆员也电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表示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对于推动缅甸与新中国建交起了一定作用。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电告周恩来，称缅甸联邦政府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缅甸联邦政府期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交换使节。同时还表示，缅甸政府愿意解除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解决中缅边境居民之间的冲突，保障在缅甸华侨的权益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国民党残余部队一部分逃入缅甸。对此，1949年11月，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缅甸外长的谈话，是对中国政府这一声明的回应。12月18日和21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在缅甸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外交关系。28日，缅甸政府宣布同中国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吴辟以临时代办身份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1950年4月26日，吴辟到达北京，随即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谈判。由于缅方接受中方的建交原则，谈判顺利结束，双方商定6月8日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十分友好的感情。抗战期间曾偕医疗队来解放区服务的印度医生艾德尔（安德华），电贺毛泽东主席，称：你的光荣胜利，不仅要改变中国的面目，连整个世界的面目都要改变。印度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要求印度国大党政府承认新中国。

　　但印度政府却在犹豫中。印度政府犹豫的原因，一是看到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虽已失败，但较量尚未结束。二是内部意见分歧。当时印度驻前国民党政府大使潘尼迦向尼赫鲁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一部分人主张暂缓时日，他们对新中国还抱有疑虑和不满。当时上海一家杂志批评尼赫鲁，说他“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紧张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另外，毛泽东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Ｂ.Ｔ.兰那地夫（Ranadive）等人的往来通电，也引起他们的不满。1949年10月12日，兰那地夫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指出：“我愿向你并经由你向中国人民保证：奉行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而且仍然继续承认破产了的国民党政府的尼赫鲁政府，并不代表印度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拥护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印度社会共和党领袖萨拉·博斯也电贺毛泽东称：“我在1945年9月就曾预言蒋介石不久就会倒台，你将当政为中国的领袖，这使我今天感到欣快。我希望你将巩固中国与印度之间外交的和其他的关系，以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并使一切亚洲国家解脱外国的枷锁。”11月19日，毛泽东复电两人，在给兰那地夫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毛泽东电报中的提法使一些印度领导人感到不快。然而，作为政治家的尼赫鲁本人却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他承认“中国政府是强固的”。他说：“不管我喜欢与否，不管它的结构和我们相同与否，我们都将承认它。”

　　经过争论，在尼赫鲁的推动下，最终还是主张早日承认新中国的一派占了上风。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与蒋介石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1950年3月，尼赫鲁针对这一问题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1950年2月13日，印度政府派出的代表雁谒森到达北京，中印两国就正式建交问题开始谈判，并迅速商定于4月1日建交。这样，印度虽是继缅甸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谈判代表先抵北京，诸事顺利，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在欧洲，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和中欧的瑞士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其政策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张或倾向和平中立政策，不愿卷入大国纷争，重视对东方的进出口贸易，认为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根据这一实际，周恩来指出：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可以根据这两条，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瑞典外交大臣奥斯丁·恩顿电告周恩来，决定承认新中国并任命留在上海的伊凡·高罗士为临时代办，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2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恩顿表示接受。谈判从3月9日开始，5月6日结束，双方确定9日同时宣布建交。由于瑞典政府迅速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这样，瑞典就超过首先承认中国的英国、挪威、丹麦和芬兰，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飙呈递给瑞典国王的国书，除了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的签名外，还盖有国玺、国印印记。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国书的特别之处。6月12日，毛泽东在接受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递交国书时对两国建交高度评价说：“中瑞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经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与瑞典建交谈判的同时，中国与丹麦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两国谈判也于3月9日开始，5月8日结束。两国决定宣布5月11日建交并互派使节。

　　1949年6月，美国曾向瑞士政府发出“过早地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适宜的”警告。但瑞士政府为了体现其中立国的姿态，同时取得中国这一大市场，并“估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认比晚承认好”。基于此，瑞士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经过谈判，1950年9月14日，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消息。

　　当然，也有的国家同新中国建交，并未经过谈判程序。1950年1月11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哈达函告周恩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已经成立。3月28日，周恩来复函哈达，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尼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4月13日，哈达电告周恩来，印尼政府诚恳地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并欢迎互换外交使节。由于印度尼西亚是新独立国家，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无须经过谈判程序，中国同印尼遂于4月13日建交。1950年1月13日，芬兰外长恩开尔电告周恩来：“芬兰于当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中国的前途致以最诚挚的祝愿。”1月16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样，由于芬兰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又没有参加联合国，不存在在联合国对中国席位如何表态的问题，所以也没有经过谈判程序，只是由双方驻苏使节共同商定在1950年10月28日建交。

　　总之，经过谈判，在1950年一年中，先后有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芬兰和瑞士等7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中国结束了“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这正如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曾庄严宣告的那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