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曾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不久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向赴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特使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判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错误判断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说起了。
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自身特点，即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的。一大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当时全国53名党员除个别外，也大都是知识分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但毋庸讳言，这种结合最初并不十分紧密。1922年5月，共产国际驻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向远东部报告：“其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同年11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对中共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工人阶级加强领导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该年5月，曾帮助中共建党的维经斯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近三年来，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走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此后，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风起云涌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开始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又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例如在武汉工人运动中，“工会会员惊人地增加。他们在军队后面到处建立工会，不仅把产业工人，而且把成千上万的苦力和手工业工人也席卷到革命浪潮中来”。而这些人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水平低，思想素质也不高，又长期受行帮、行会的影响，往往流露出一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这就给工人运动带来了组织不纯的问题。当时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后来就说：“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力量却非常薄弱。由于“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汉口六十三个工会中，我们仅有很弱的四个支部”。面对这种状况，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不得不感叹：“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但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个巨大考验：如何在农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曾表示：“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在党的成分上和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机。”应当说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因为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党人数为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0.8％，农民成分占18.7％；而到1928年六大时，全党党员40,000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76.6％，工人党员仅占10.9％；1929年工人党员更下降到7％；1930年9月又降为1.6％；直到1949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448.8万人，其中工人党员占12.24％，农民党员占75.8％，农民一直是党员队伍里的主体。由此可见，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农民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同时又具有小生产者自私、散漫等天然的弱点。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而保证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就成为党建工作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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