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创造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或许驰骋疆场打天下不为他们所擅长，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不能没有他们。特别在和平年代，他们在国家的进步、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是其他人群所无法与之相比的。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忽视知识，更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中国也一样如此。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两千多年前就曾创造了“百家争鸣”的辉煌，从而也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许多人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施起来，就可以使中国像西方那样国富民强，但是这些在西方富有成效的政治制度，一搬到当时的中国，就全然变了样。多党制变成了拉帮结派，国民议会中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嚷，国民党虽在国会竞选中取胜，但却对国民利益视而不见，当袁世凯窃取政权时，连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实验和破产，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留下了血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和“改造社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焦点。
但是这个社会应该被改造成什么样，他们最初是不清楚的。从当时世界范围看，可供中国借鉴的发展模式，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俄的社会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了出来。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周恩来也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后给天津《益世报》写的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地，第一印象感触于吾入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彼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依靠力量。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更促使他们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吴玉章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十月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热、日益明确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也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虽然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但“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所以，他主张在革命队伍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爱国的有志的知识青年，因此而投奔延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在整体上提高了这支革命队伍的文化素质，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选择和徘徊的一年。在改朝换代的政治背景下，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剧烈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融合在一起。国共两党的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跟随国民党远赴台湾？蒋家王朝仓皇败逃时，既带走了故宫的诸多珍品，也不忘进行“抢救大陆学人”工作。然而，共产党也在同时做着争取工作。北平地下党在即将解放前的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丝毫没有耽误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做了大量认真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挽留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经过共产党的积极争取，“抢救”名单上许多人转向了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季羡林《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见，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留下的原因，或许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眷恋，或许是对共产党人印象较好，或许是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所期待，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抱着对祖国的深深爱恋以及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既是其理性、无悔的选择，又是中国共产党壮大统一战线队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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