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成了最坚强、最巩固的同盟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他们动员起来的？这就要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说起了。
几千年来未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
在传统中国，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因此农民土地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一直是高度集中的。早在汉代，就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记载。针对这种情况，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尝试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如打击兼并、裁抑豪强等。这些举措尽管缓和了一时的局势，但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农民们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要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到了清朝初年，各地农民特别是东南沿海、江淮、两湖一带的农民，曾经多次掀起“罢佃”、争取永佃权和抗租、减租的斗争，江西宁都的佃户甚至组织起“田兵”进行抗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剥削的加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也纷纷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主张。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提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反封建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但这种充满平均主义色彩的方案在现实中行不通，因此并未付诸实行。1901—1902年，康有为又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图画，提出了“土地公有”的理想。但他并不主张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而是倾向于“普鲁士式的道路”，即通过由资产阶级剥削方式慢慢取代地主阶级剥削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20世纪初，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并设计了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一整套办法，认为从此“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到了晚年，他又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主张由政府收买地主阶级的土地转卖给农民，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平均地权的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制定了一部《土地法》，此后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也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倡言土地改革，但亦形同具文，未能真正实施。个中缘由，最主要的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与地主阶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当年参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萧铮曾一语道破：“我们20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而土地改革自然要“牵涉到本身利害关系”，因此“往往是‘推’‘拖’了之”。他还感叹：“自从民国廿一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统多遭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延宕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这里所揭示的“牵涉到本身利害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政党、团体和个人也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或法律的手段，采取和平改良的办法，来抑制或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由此兴起了一股土地改良思潮。如福建人民政府的“计口授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权支持，它们也大都昙花一现，难以推行。
总之，以上种种方案或限于空想，或流于形式，都无法得到切实的施行，于是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日益严峻，极不合理。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大约占农户总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63.8％到68％；而占农户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大约只占全部耕地的32％-36.2％。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不仅剥夺了农民几乎全部剩余产品，还千方百计榨取农民及其家庭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必要产品。他们大多吃的是“糠菜半年粮”，穿的是破衣烂裳，住的是土屋草房。农民普遍没有文化，天花、鼠疫、霍乱、肺结核、血吸虫、恶性疟疾等疾病在农村广泛流行。成人面黄肌瘦，儿童身体孱弱，典妻、卖子、溺婴的悲剧时有发生，农民挣扎在贫困和愚昧的苦难之中。这种严重情况，说明封建土地制度不仅是我们民族被侵略、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必须根本废除。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当时站在中间立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民族的危机、经济的恐慌、人民的不安日趋加甚，而“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因此“现在的土地制度再无法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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