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的长征》

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

　　张国焘望着陡然变宽的河面，长叹一声说：“几天来，顶风冒雨，风餐露宿，部队都快拖垮了，眼前又遇到这么大的水，如何过得去哟……”

　　于是，这条河便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甲）上游侦察七十余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担任电台任务的同志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毛泽东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开会，进行紧急磋商。

　　张国焘重新提出南下的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央所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说：“张国焘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所谓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只是一个借口。大家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一二百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是葛曲河涨水，左路军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过河不成问题。所谓粮食缺乏只是一个借口，过草地行进路线是让他先挑选的，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比毛儿盖地区要多一些，路也好走一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仅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不会比右路军少，为什么不能过草地呢？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他既不同意北上和东进的方针，又要右路军再退回去打松潘，实际上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南下。”

　　大家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分析。

　　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决定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发一个“请示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前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要南进更有利，则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更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趁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拟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是颇费一番苦心的。其措词极为巧妙而考究，其间蕴含着多层意思，且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究其一点还是希望张国焘回心转意率部北上。

　　首先，电报详明右路军攻取了上下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向北突击南坪、岷州的有利条件，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的一军已向甘南的俄界探进，是否继续前进占领罗达，让三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速请总政委“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言词恳切，态度诚挚，急迫之情在字里行间流动。

　　其次，表明中央也十分尊重张国焘的南进主张，“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内部争端，因为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又极有个性，且对张闻天、毛泽东的印象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对其不能太过于锋芒毕露”。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接着只好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意北进更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5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张国焘曾说过，在一、四方面军中，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几位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所以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接着，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谈团结的重要，左右两路军“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并直言不讳地说明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大概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电文最后，意在说明只有在迫不得已“左路军无法北进”的情况下，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与左路军一道南下，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趁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分歧，僵持，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合而又分的队伍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冲突。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

　　潘开元骑着马“扑通”一下跳进河里，很快蹚过河去，又返回来，水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

　　朱德速回司令部对张国焘说：“我和一些同志勘察过了，河水虽然涨了一些，但有的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完全可以渡过河去。”

　　张国焘笑了笑，摇摇头说：“玉阶兄，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算了，算了，我看还是掉头回去，只好走南下这步棋了。”

　　朱德马上说：“特立，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

　　刘伯承说：“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绘制出一张北进略图，怎么能掉头回去呢？总政委在跟总司令开玩笑吧？”

　　张国焘收敛了笑容：“情况变化了，这怪不得我们，我这是为10万红军的命运着想！”

　　朱德的神色凝重起来：“中央和右路军的同志们正急切地等着我们呢！”

　　刘伯承说：“他们已派四军的三十一团来接应，如果我们就这样调转返回，岂不让三十一团的弟兄白白辛苦一趟？”

　　张国焘不屑一顾。他说南下的主张：“兵书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眼下谁能断定南下就是错误，唯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呢？”

　　如此突然“变卦”，令人吃惊！

　　紧接着，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对重大军事行动有裁决权的特殊身份，随即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要已经抵达墨洼（距班佑只有四五十里路）的第五军返回阿坝。

　　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朱德和张国焘及他的秘书长黄超吵了起来。张国焘要朱德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不能同意南下。”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朱德对张国焘已经由原来的尊重转变为抵触，因为原则性问题的出现，已经让他顾不得当初设想的搞好团结了。

　　朱德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做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