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的长征》

　　【基本信息】

　　作者：刘标玖

　　责任编辑：吴素莲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内容简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书重点描写了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长征期间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是长征领导人中走的路又多、经历的磨难更多的一位。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他身陷逆境，却能如中流砥柱，稳若泰山，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化险为夷，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

　　本书结构合理，语言简练，细节曲折生动，较好地刻画了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有较强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刘标玖，山东莒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报告文学学会、诗歌学会会员，解放军某部离休首长秘书，上校军衔。先后就读于第二军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班、全军中青年作家研修班、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已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300余万字，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为了山里的孩子》《行达最前线》《王忠诚的故事》《吴孟超传》（合著）等各类著作16部。作品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一等奖、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等。

　　目录

　　第一章  踏上新征程

　　1、告别瑞金

　　2、面对送行的人们

　　3、与官兵们一起步行

　　4、突破封锁线

　　5、借道

　　6、表扬与批评

　　第二章  在摸索中前进

　　1、走向敌人的包围圈

　　2、跨越潇水

　　3、血战湘江

　　4、脸绷得像块铁板

　　5、支持“向贵州前进”

　　6、突破乌江

　　7、走进寻常百姓家

　　8、备受关注

　　9、在遵义会议上

　　第三章  四渡赤水

　　1、向土城集结

　　2、特别繁忙的一天

　　3、亲临土城前线

　　4、摆了一次空城计

　　5、路遇伤病员

　　6、回马一枪

　　7、娄山关

　　8、三渡赤水

　　9、神出鬼没

　　第四章  转战黔滇川

　　1、乌江上的浮桥

　　2、声东击西

　　3、抢渡金沙江

　　4、行军途中话古今

　　5、彝、汉一家

　　6、大渡河神话

　　第五章  肚量大如海

　　1、翻越雪山

　　2、欢腾的懋功

　　3、隆重的拥抱

　　4、彻夜长谈

　　5、北上南下之争

　　6、芦花换搭档

　　7、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8、野菜调查小组

　　9、割麦运动

　　第六章  意志坚如钢

　　1、沙窝会议调解人

　　2、兵分两路

　　3、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

　　4、拒绝签字

　　5、成了光杆司令

　　6、“朱”绝不会去反对“毛”

　　7、忍辱负重

　　8、积极行使总司令职权

　　9、总结战争经验

　　第七章  峰回路转

　　1、南下受挫

　　2、野菜委员会

　　3、坚决反对另立“中央”

　　4、与刘伯承密谈

　　5、与毛泽东通电

　　6、三爬雪山

　　7、拉近二、六军团

　　8、在等待中

　　9、“腰杆”硬起来

　　第八章  北上

　　1、坚持中央的战略方针

　　2、三过草地

　　3、反对出尔反尔

　　4、民主集中制的胜利

　　5、关键时刻

　　6、曙光不可阻止地出现了

　　第九章  会师之后

　　1、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2、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3、信仰的力量

　　后记

　　【精彩书摘】

支持“向贵州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追堵。

　　但是，蒋介石并不死心，他没有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又叫嚣把红军消灭在湘江西岸。他调兵遣将，准备了于红军五六倍的国民党军，在红军北上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等候红军钻入。

　　朱德对此忧心忡忡，他跟周恩来私下讨论了几次，也向博古、李德提意见，但博古、李德不顾敌情，仍然要求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向西攻占通道，继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无奈之下，朱德于12月4日下达了继续西进的命令，就各军团、纵队应抵达的指定地域做了明确的规定。

　　另外，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主力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致使红军行动迟缓，被动挨打的局面，朱德与周恩来商议决定，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向各部队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要求，缩小各军团、师级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编余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同时命令取消兵站，缩编军团医院，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这个命令可以说是用上万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换来的结果，虽然晚了一点，但总是个好事。

　　12月5日，按照朱德的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方向是通道以来地区。当日，一、九军团翻过湘桂边界的越城岭，也就是老山界，经过瑶族区之要隘、白茅隘，到达横路口；三军团从千家寺出发，抵达中洞；五军团则由枫木山出发，抵达千家寺宿营。

　　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后，行军却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

　　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又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企图嫁祸红军。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特别发布了严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军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敌人也够嚣张的，总司令刚刚发布命令，他们就又在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宿营地坳头点了一把火；第二天，军委第一纵队到达龙坪时，又遭遇到更大的火灾。一连串的火灾给红军带来了新的威胁，特别是经过对纵火者的审讯，得知他们是被国民党地方军阀收买、指使所为，红军最高指挥部再不能熟视无睹。12月11日下午14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下发了关于防火的指示。指示认为：“失火的主要原因是反革命有计划的纵火，例如昨10号龙坪、广南城、平溪、流源四地同时起火，在龙坪便捕获放火反动分子，且身藏刀具。”指示对在部队驻地防火的问题做了7条具体的规定，最后一条是：“查获故意纵火的人，应处死刑。” 

　　几把大火烧得最高指挥部心慌意乱，来自全军官兵的心火更让博古、李德头疼。

　　这个仗怎么打下去，红军向何处去，成了很多指战员心中的疑问。而在担架上一起行军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3人，经过长征以来几十天的交谈，思想认识上已达成了共识。面对严重的现状，为了红军的命运、党的命运，他们联名向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在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有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听了周恩来转达的意见，博古、李德固执己见，不予采纳。他们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做出继续按原方案实施的决定。12月9日晚12时，他们以朱德的名义发电给各军团、纵队首长，下达了明天按原定前进方向行军作战的部署。电报的最后特别加了一句话说：“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

　　根据司令部的这个部署，红一军团兵进发通道，占领了通道城，同时向绥宁、靖县警戒。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战士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这一带到处都是深山密林。高高的山崖上长着一片片苍翠的竹丛，散发出清新的气息，景色非常怡人，官兵的心情也好了许多了。

　　但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平静。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以为绝不能任由博古、李德把红军带上绝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提议和要求中央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在双江镇的一座古庙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秘密而短暂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央红军日前所处的严峻形势，力主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争取主动，寻机打几个胜仗，以鼓舞振奋全军士气，力挽危局。

　　毛泽东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表示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

　　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但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因为分歧严重，会议没有能改变原定的计划，但却在行军路线上做了局部的更正，即不从通道地区北进，而是继续西进，到贵州黎平、锦屏地区后再行北上，达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

　　以前，李德有共产国际在背后“撑腰”，但在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站被破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李德的“底气”不足了，只得部分接纳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意见。

　　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对一、九军团的要求是“相机占领黎平”。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这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

　　15日攻占黎平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红军应在黎平西北略事休整。电文说：“朱主席，日前我军已脱离受敌侧面夹击的不利形势，敌对我入黔后之企图似尚不明，敌主力距我亦较远，而我军本身甚疲劳且不集结，黔敌为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之诸小集团，其主力离我尚远。在上述情况下，我军主力应利用目前机会，在黎平西北一带略事休息整顿。”

　　朱德收到林、聂的电报，非常理解和赞同。他知道，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时间了。此间突破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打了大大小小几十仗，部队已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确实该休息休息了。

　　但是，当朱德把休整的意见向李德提出时，遭到了李德的拒绝。为此，朱德和周恩来都与李德发生了争执。而“三人团”的另一个成员博古，面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自感责任重大，对未来也是一筹莫展，因此他倾向于朱德的意见，想利用这个难得的喘息时间，梳理一下思路，认真研究一下接下来的棋如何走。这样一来，中央便决定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前途及战略方向问题。

　　12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红军总部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不出所料，会上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发言人的嗓门个个都比较高。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朱德与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甚至红军都被称为“朱毛”红军，因此历来是相互尊重和信任的。近一段时间，红军的挫折和教训，也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所以，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也公开批评李德，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发雷霆，但由于他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没有后台撑腰，威严大减；而博古因为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内心深感内疚，也没有再支持李德。

　　最后，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做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大渡河“神话”

　　1935年5月25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由17勇士在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中抢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接着，用仅有的1只小船来回不停地运送后续部队，一天一夜才渡过一个团。

　　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场。朱德对到村头来迎接他们的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笑着说：“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数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1只小船，即使昼夜不停，也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全部通过，而追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渡河扑来，时间绝不允许那样做。毛泽东主持在大渡河畔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泸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指出：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在只有4只小船而架桥又不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夺取由四川通往康藏的咽喉泸定桥。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疾进。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大桥，原铺有木板，这时已被守敌刘文辉部拆除了，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并在河岸筑好防御工事，派有重兵扼制，另有两个团的敌军，正向泸定桥疾进增援。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40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的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

　　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5月28日1时半，他致电林、刘、聂，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部队“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240里的速度急行军，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先占领桥的西岸，接着组织33名勇士，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射来的子弹，攀踏悬空铁索冲向对岸，占了桥的东头，抢占全桥。他们随打随铺木板，以利后续部队通过。接着与沿右岸赶来的红一师会合。勇士们穿过熊熊烈火，击溃2团守敌，攻下了泸定城。

　　当天晚上21时，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林彪在电报中说：“朱主席：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当时朱德冒雨走在奔赴泸定桥的路上，并接到林彪电报后，异常高兴。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地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5月30日上午10时，朱德率领军委纵队赶到泸定桥边。这时，战斗早已经结束了，但被敌人焚烧的房屋和桥板，还冒着青灰色的浓烟。朱德从浓烟中走过来，握着刘伯承、聂荣臻、王开湘、杨成武等同志的手，欣慰地说：“你们打得好啊！我们取得的胜利是战略性的胜利！”

　　当天，朱德致电各军团领导，做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行动部署。他在电报中说：“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渡集中天全地域，寻找作战机动之目的。”

　　朱德来到泸定桥头，仔细地观察着部队过桥的情况。由13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流滚滚，令人目眩眼花。虽然桥面离河水有好几丈高，但河水翻滚撞击起来的浪花还不时溅到桥上。临时铺上去的木板被雨水一浇，又滑又不牢靠，人一走上去，左右摇晃，一不小心，就可能翻到激流里去。

　　朱德很不放心，立即把一位指挥部队过桥的参谋叫到跟前，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

　　参谋报告说：“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

　　朱德问：“怎么掉下去的？伤人没有？”

　　“起初只掉下去一条腿，牲口急得乱蹬乱踢，结果又踢翻了一些木板，就翻下河去了。没有伤人！”

　　朱德惋惜地说：“即使丢掉一匹马也是很可惜的，更不要说人了。你马上通知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10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匹马在前面走过，踩开了桥板，后面的人要及时把桥板弄好。一支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警卫员姚国民想扶总司令过桥，没料刚一上桥，自己先头晕目眩了。他急忙闭上眼睛，两手牢牢地抓住铁索，连半步也不敢迈了。朱德倒很从容，他看警卫员这个样子，便抓住他的左臂，往自己的身边拉。一边拉，一边鼓励他说：“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

　　在总司令的搀扶和鼓励下，姚国民没走多远，就习惯了。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有照顾总司令安全的责任，急忙挣脱朱德的手，反过来搀扶总司令。朱德安详地笑了：“你这小鬼，还来照顾我呢！管好自己就行了！”

　　正走着，朱德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警卫员姚国民后来回忆说：“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

　　把桥板铺好后，朱德没有再往前走。他站在桥中间最危险的地方，怜爱地注视着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面前走过去，并且不断地嘱咐他们：“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

　　战士们看到总司令那样镇定自若地站在桥上，心里都觉得稳当起来。有人说：“总司令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踏上东岸的土地，朱德回过头又看了看泸定桥，激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终于征服你了！胜利永远是我们的！”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也从桥上过来了，朱德迎上前去，和毛泽东并肩向泸定城走去。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谈着，爽朗地笑着，已把这一片险山恶水和几十万敌军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飞夺泸定桥和抢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非常艰险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次战斗。

　　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

　　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

　　张国焘望着陡然变宽的河面，长叹一声说：“几天来，顶风冒雨，风餐露宿，部队都快拖垮了，眼前又遇到这么大的水，如何过得去哟……”

　　于是，这条河便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甲）上游侦察七十余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担任电台任务的同志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毛泽东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开会，进行紧急磋商。

　　张国焘重新提出南下的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央所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说：“张国焘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所谓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只是一个借口。大家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一二百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是葛曲河涨水，左路军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过河不成问题。所谓粮食缺乏只是一个借口，过草地行进路线是让他先挑选的，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比毛儿盖地区要多一些，路也好走一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仅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不会比右路军少，为什么不能过草地呢？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他既不同意北上和东进的方针，又要右路军再退回去打松潘，实际上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南下。”

　　大家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分析。

　　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决定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发一个“请示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前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要南进更有利，则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更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趁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拟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是颇费一番苦心的。其措词极为巧妙而考究，其间蕴含着多层意思，且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究其一点还是希望张国焘回心转意率部北上。

　　首先，电报详明右路军攻取了上下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向北突击南坪、岷州的有利条件，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的一军已向甘南的俄界探进，是否继续前进占领罗达，让三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速请总政委“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言词恳切，态度诚挚，急迫之情在字里行间流动。

　　其次，表明中央也十分尊重张国焘的南进主张，“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内部争端，因为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又极有个性，且对张闻天、毛泽东的印象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对其不能太过于锋芒毕露”。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接着只好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意北进更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5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张国焘曾说过，在一、四方面军中，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几位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所以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接着，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谈团结的重要，左右两路军“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并直言不讳地说明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大概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电文最后，意在说明只有在迫不得已“左路军无法北进”的情况下，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与左路军一道南下，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趁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分歧，僵持，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合而又分的队伍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冲突。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

　　潘开元骑着马“扑通”一下跳进河里，很快蹚过河去，又返回来，水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

　　朱德速回司令部对张国焘说：“我和一些同志勘察过了，河水虽然涨了一些，但有的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完全可以渡过河去。”

　　张国焘笑了笑，摇摇头说：“玉阶兄，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算了，算了，我看还是掉头回去，只好走南下这步棋了。”

　　朱德马上说：“特立，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

　　刘伯承说：“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绘制出一张北进略图，怎么能掉头回去呢？总政委在跟总司令开玩笑吧？”

　　张国焘收敛了笑容：“情况变化了，这怪不得我们，我这是为10万红军的命运着想！”

　　朱德的神色凝重起来：“中央和右路军的同志们正急切地等着我们呢！”

　　刘伯承说：“他们已派四军的三十一团来接应，如果我们就这样调转返回，岂不让三十一团的弟兄白白辛苦一趟？”

　　张国焘不屑一顾。他说南下的主张：“兵书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眼下谁能断定南下就是错误，唯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呢？”

　　如此突然“变卦”，令人吃惊！

　　紧接着，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对重大军事行动有裁决权的特殊身份，随即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要已经抵达墨洼（距班佑只有四五十里路）的第五军返回阿坝。

　　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朱德和张国焘及他的秘书长黄超吵了起来。张国焘要朱德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不能同意南下。”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朱德对张国焘已经由原来的尊重转变为抵触，因为原则性问题的出现，已经让他顾不得当初设想的搞好团结了。

　　朱德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做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