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章 国力较量：2023年的中国与美国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论伐蜀》

我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此后，因“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我长期与国内学界一些同人有分歧。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是否是一个崛起大国，即中国是否有可能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1998年，不仅很少有人接受中国是崛起大国的判断，而且也不相信中国的GDP在12年后能位居世界第二。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大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停滞不前。正是西方大国经济无力增长的这种状态，突显了保持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实力。虽然至今许多国内同人和中国政府仍然回避使用“崛起”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媒体却是铺天盖地地发表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2010年，按美元汇率标准计算，中国的GDP比日本的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和多数民众仍不愿承认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然也仍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2011年12月30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环球网于12月30日就这篇文章的观点展开在线调查，截至2012年1月1日8时，共有13283位网友参与了调查，其中认同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只有7.8%（1040人），而87.6%的人（11632人）不认同这个预测，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基本条件。

无论“超级大国”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讲是贬义还是褒义，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将中国称为“新超级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超级大国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中国保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困难越来越大。借鉴1998年的预测经验，本章将预测未来十年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以及到2023年年底时可能形成的新国际格局。

未来十年：中美实力比拼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将会向民间开放更多的领域，将这些领域回归给社会。

未来十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升高20%，即从目前的1∶6.3升至1∶5左右。

未来十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年均增长幅度将达到15%以上，2023年的文化产品出口将超过1000亿美元。

2023年，美国的GDP将为1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按目前汇率计算将为17万亿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

2023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力将达到美元影响力的50%甚至更高的水平，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可能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2023年，中国将拥有载人的太空工作站、至少3个服役的航母舰队（有可能建成5艘航母）、4~5艘携带射程8000千米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部队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和歼–31隐形战斗机）。

2023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文化实力则难以达到美国的水平。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只能缩小到同一级别，但中国无法全面赶上美国。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时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不仅是等级之差，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么，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过去的20多年里是如何缩小的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断进行改革而美国没有什么改革。未来十年，这种状态将难以改变，中国的改革力度仍将大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2023年有可能形成中美两超的国际格局。

专家也低估了中国经济

2008年，很多中外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很快就要衰退，中国无法实现第四个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做出这种预测的根据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物极必反的哲学原理。许多人认为，一国经济高增长的时间是有极限的，因此中国不可能永久地保持高增长。另一个是历史经验，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都没有超过30年。在这种学术舆论的影响下，到2008年，中国政界人士也曾普遍认为，此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无法达到6%了，因为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持续了30年。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把7%作为政府追求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

然而，这种预测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2008~2011年，中国不仅率先摆脱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困扰，而且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9%（2008~2011年分别为9.86%、9.93%、10.13%和9.20%）。2012年年初，在世界主要大国都担心经济增长速度太慢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却担心经济过热。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紧缩政策，特别是控制贷款利率和限制购房的措施以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在中国政府上半年采取抑制经济增长过快政策的前提下，中国2012年的GDP仍实现了7.8%的增长。除中国外，这一年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没有达到5%，日本甚至还不到1%。

对于中国无法保持第四个十年经济高增长的判断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预测者的两个依据是不科学的。首先，“物极必反”是个哲学原理而不是科学依据。以此哲学原理为据预测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增长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忽视了哲学原理的正确性是建立在没有科学标准的前提下的，即“极”（极限）是一个没有具体标准的概念。由于这个“极”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持续多少年才算达到“极”这个“必反”的转折点就完全由主观想象决定了。可以将中国经济高增长持续30年视为达到极限，也可将持续50年视为达到极限，甚至可以将更长的时间视为极限。

第二，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也是不科学的。日本的人口规模不到中国的1/10，亚洲四小龙的人口规模都没有超过中国4%的。以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历史经验为依据来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其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如果准确了反而是难以理解的。这如同以老鼠或猪的寿命为依据预测大象的寿命，其预测不准确是符合科学原理的，而如果准确了才是出人意料的。

中国的高增长是否还会延续

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加大改革力度。只要中国政府的新领导集体像1978年那样实行全面改革，中国综合国力是有望再保持十年高增长的，而且有可能再为其后的十年实现年均5%左右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主要归功于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1966~1976年的“文革”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人祸之一。这场浩劫使得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也使他们都坚持用这个政治原则治理国家。“改革”为创新注入了核心动力，“开放”为学习进步提供了参照物。中共十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们是一个由历史塑造的对改革开放有特殊信仰的政治群体。对于1945~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来讲，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革”使他们经历了无政府的灾难，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上山下乡使他们深知民众的疾苦，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开放成为融入他们血液的政治信仰。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唯一的出路。（2023年以后的中国领导者们是否还信仰改革开放不是本书讨论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本质是政府将社会生活的权利归还给人民。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是一个全部社会生活都由国家管控的国家。国家不仅拥有所有政治、军事和经济部门的权力，而且管控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出生后上哪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是由单位决定的，每个人从事什么工作是由政府分配的。政府甚至规定春节时允许每人购买多少葵花子，异地工作的夫妻一年可享受几天探亲假。改革开放的原则是政府将社会生活的权利逐渐归还给社会。这种权利的回归使中国各个领域恢复了发展进步的原动力，结果则体现为国家物质实力的持续高增长。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将会进一步把国家控制的领域归还社会，这就为中国实力持续高增长提供了保障。目前由政府控制的金融、航空、铁路、远洋航运、能源、媒体等一些所谓战略部门中的部分业务都有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可能。

2013~2023年，中国有足够多的领域可供改革开放，回归给社会，每个领域的改革开放都可以大幅促进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从开放农业开始的，而后依次是商业、轻工业、重工业、房地产业等。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很多部门主要由政府管控，如铁路、海运、航空、金融、教育、能源、电讯等，社会力量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误认为，政府能向民间开放的领域是有限的，总有穷尽的时候。然而，客观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领域会不断扩大，许多原先没有的行业将被创造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将这些领域的经济活动权利交给社会。例如，开采页岩油气技术的成熟创造了新的能源行业，中国政府于2012年决定将此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而不是由政府单独控制。

中国政府将目前任何一个战略经济领域开放给社会资本，其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将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农业开放给农民所起的作用。甚至，仅将一些非经济领域开放给社会力量，都能产生巨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教育领域为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5倍，而高等教育学校的数量为美国的90%。2010年，美国有2600多所颁发学位的四年制大学；中国的普通高校为2358所，教职工2156601人，专任教师1343127人。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办学对社会开放，依据上面人口与普通高校的比例以及每所普通高校的平均教师和教职工人数的标准，中国可再建9000多所四年制的大学，提供513万高教职位和824万职工岗位。这还不包括大量合同制的工作人员（合同工比事业编制行政人员数量还多）和大量靠奖学金生活、学习的博士生。未来十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可以进行改革，用合同制方式加快教师队伍的新老更替，以应对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现实。相反，未来十年，美国为减缓领退休金人数的增加速度，高等院校将固守教师不退休的制度，这必然使美国新毕业的博士们难以进入高校。新毕业的博士是新知识的代表，也是社会创新的主力。他们进入高校的机会减少将意味着美国大学科研能力提高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这给中国引进这些人才创造了条件，将会加快中国科研能力的提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