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当我在1990年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时，它大约有600页，不仅包括了本书中已有的大量资料，还有6章内容阐述了冲突文化理论对冲突化解的意义。随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冲突与冲突化解间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不一定必须在一本书中完成。所以，本书关注的是跨文化视角下的冲突问题，而另一本书《冲突的化解》（也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则详尽阐述了冲突化解的问题。虽然这两本书绝对是相互依存的，但每一本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独来读。

所有这些都表明，学术研究的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曲折，一些关键的驱动因素往往不会在发表的作品中说明。学术研究既要求仔细地思考数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种意愿去超越已被接受的对现存问题的阐述，以便思考如何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行为。我希望在本项目中我已做到了这两点，即分析小型社会冲突的数据，并用新的方式使冲突及冲突化解的问题概念化。

多年来，我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鼓励和支持。在我启动这一研究计划之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允许我休了几个学术假期，并提供了设备和研究上的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类学项目(The Anthropolog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1982～1983年的数据收集工作（BNS82-03381）提供了关键支持。1989～1990年间，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为完成数据分析和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在这项研究中，很多人为我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唐·坎贝尔（Don Campbell）、比衣·怀廷（Bea Whiting）和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多年来以不同的方式施惠于我，他们是我的老师、导师和同事。他们每一位都鼓励我从各种不同的场景去研究政治学、提出缜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聚焦于数据和理论的关系。他们一直不吝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为我树立了有关求知欲、诚实和重承诺的榜样。

玛丽亚·卡特尔（Maria Cattell）、辛迪·科内科（Cindy Konecko）和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以及当时布林莫尔学院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夏天对这一项目的民族志数据进行了编码。每位同学在这一项目的研究中均认真周到，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不同意见，有时还帮助将我们的研究调整到更有效率的方向。我很感谢他们，无论是他们的付出还是他们高质量的工作都值得我铭记在心。吉娜·格拉内利（Gina Granelli）对挪威（Norway）与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现存文献的收集与分析是一流的。

跨文化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的同行在很多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这个小型协会举办的会议，既让人愉悦又能激发大家的灵感。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不断鼓励我进行系统的研究，即使这有时会导致对他钟爱的假设或方法的拒绝。卡罗尔·恩贝尔（Carol Ember）和梅尔·恩贝尔（Mel Ember）这些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提供了诸多具体的评论和建议。卡罗尔阅读并评论了这部手稿的较早版本和它之前的多篇论文，而且提供无数有见地的修改建议。汤姆·韦斯纳（Tom Weisner）为我重新组织自己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对此我深表谢意。迈克·比龙（Mike Burton）和马尔科姆·道（Malcolm Dow）多年来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建议。乔尔·阿罗诺夫（Joel Aronoff）帮助我澄清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即运用基于人格层次的论据来解释社会层次的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数年之前，菲尔·基尔布赖德（Phil Kilbride）在我运用与心理文化特性有关的倾向（dispositions）这一术语而不是人格（personality）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而且他还在与我的多次讨论中对我理解心理和文化过程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在这一项目的早期阶段提供了许多实质性和方法论上的建议。鲍勃·马尔维希尔（Bob Mulvihill）让我相信本书所提出的普遍性模型可以对北爱尔兰的冲突提供重要见解。卢·克里斯伯格（Lou Kriesberg）作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审稿人，提出了一些对阐明我的论点非常有帮助的具体建议，尤其是在主要理论取向的关系问题上。我非常感谢耶鲁大学的责任编辑诺琳·奥康纳（Noreen O'Connor）提供了许多如何澄清和简化本书观点的详细思路。

第六、七、十章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曾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冲突解决期刊》（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以及西尔弗伯格（Silverberg）和格雷（Gray）的《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侵略行为》（Aggressions in Humans and Other Primat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上发表过，这里的重印得到了他们的许可。

金伯利(Kimberly)、阿龙(Aaron)、克里斯汀(Kristin)，特别是伊桑(Ethan)数年来一直关注我在电脑前的埋头工作，尽管他们从来都没能完全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学术研究，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世上最缓不济急的事情--也许伊桑是个例外，当被告知这本书即将出版时，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哦，我以为老爸早就出版了呢"。

我的妻子，凯瑟琳·康纳（Katherine Conner）全程参与了整个研究，她比别人做得都多。她耐心地和我讨论研究中的各种概念化问题、数据收集的细节、跌宕起伏的分析，以及将自身思考转化成文时所遭遇的各种难题。她敏锐的头脑和犀利的见解让本书得以脱胎换骨。我非常感激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就我的各种言行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即便当时我并不一定想倾听。我将永远感激她急我之所急的全心投入，即便她自己整日忙忙碌碌，暇不暖席。凯瑟琳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稿并润色了每一章，反复修改我那有时晦涩的文字，直到她认为恰到好处为止。凯瑟琳的投入是真正爱的付出，我将这本书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