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基本信息】

作者：[美]马克·霍华德·罗斯 著  刘萃侠 译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马克·霍华德·罗斯坚称必须同时考虑社会结构利益与心理文化倾向来解释不同社会的冲突差异，并认为一个社会的结构因素决定了冲突的目标，而社会的心理文化倾向决定了此社会冲突的整体水平。罗斯教授根据冲突的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了一个社会的复合型关系群体、兄弟利益群体、一夫多妻制、通婚模式、婚后居住规则、社群间的贸易、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与政治复杂性可能影响此社会内部与外部冲突的水平；根据冲突的心理文化理论提出，一个社会严厉的社会化、充满温暖与爱的社会化及男性性别认同冲突会影响此社会内部与外部冲突的水平。

【作者简介】

马克·霍华德·罗斯，美国布莱安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政治学教授，长期关注于冲突的社会科学理论及这些理论对冲突化解的意义，并在东非、南非、中东、北爱尔兰、西班牙、法国与美国从事过研究。

【目录】

原著者序／1

第一章　

为什么一些社会比另一些更具有冲突性？／1

两个形成对比的个案／2

观点概述／8

本书的安排／12

第二章　

冲突、文化与跨文化方法／14

冲突：一个描述性的定义／14

作为文化行为的冲突／19

跨文化地研究冲突／21

跨文化地研究机制：阿克塞尔罗德对合作进化的研究／25

结论／30

第三章　

政治冲突与社会结构／31

社会结构与冲突／33

有关冲突的社会结构假设／35

社会结构冲突理论的局限／43

结论／46

第四章　

冲突与心理文化倾向／47

行为的心理文化模型／49

具体的假设／56

作为解读性行为的冲突／60

心理文化冲突理论的局限／62

结论／63

第五章　

跨文化地研究冲突：样本与测量／65

前工业社会的样本／65

政治冲突的测量／71

四个社会中的内部与外部冲突：希瓦洛、布干达、科曼切与雷布查／78

结论／86

第六章　

政治冲突的跨文化模式／87

跨文化的证据／88

梅恩加的冲突与暴力／96

结论／102

 第七章　

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之间的关系／105

把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联系起来／106

内、外部冲突的再思考／117

第八章　

主题的变异：偏离的个案／119

与模型拟合不好的个案：过低与过度冲突社会／121

五个案例：卡亚帕、伊富高、丰族、姆布蒂与泰德／125

结论／132

第九章　

冲突文化理论的推广：北爱尔兰与挪威／135

研究结果向样本外的推广／136

北爱尔兰／140

挪威：和平的国度？／148

结论／153

第十章　

利益、解读与冲突／156

社会结构机制与心理文化机制／157

冲突行为的解读成分／164

结论：把利益与解读结合起来／167

第十一章　

冲突的文化／169

作为文化行为的冲突／169

低冲突文化／172

冲突与冲突的化解／180

结论／184

附录A　样本中的社会／186

附录B　自变量的测量与来源／190

参考文献／197

索　引／219

 【原著者序】

通常，无论是教科书中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是对像本研究这样的某个个别项目的简单描述，都无法展现研究工作的迂回曲折，而这些迂回曲折是随着观点的不断发展、扬弃、提升和完善而出现的。但从事严肃的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的过程远不像一气呵成的作品所暗示的那样直线前进。本着这种精神，在序言中我要对我的一些预设（assumption）加以评论。这些预设对我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冲突模式至关重要，而且在本书的正文中没有提到。信念的几次飞跃--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知识上的--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本书就无法完成。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天真地坚信，与过去相比，人类社会能够学会更富有建设性的处理冲突的办法。当然，从事破坏性冲突的能力也会在各个社会扩散，但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思考富有成效的冲突化解如何得以付诸实践并推广。在我看来，冲突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且也不是我们能够根除的，问题在于不能有效地化解冲突会让社会与人类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个美国人希望深入和广泛地探索建设性的化解冲突之道，这一点并不值得惊诧，因为冲突化解本身就是美国社会未能处理好的一个领域。在我的一生当中，美国经历了四场战争，卷入了几十场小规模的冲突，而且还为许多纠纷中的一方（有时甚至是双方）提供资金支持。在我们国家的内部，各种暴力性的自助策略(violent self-help tactics)与富人和名人更方便使用的法律系统是两种常用的化解冲突的方式。我们的公民都武装到了牙齿，所以毫不奇怪，美国的凶杀率在工业世界遥居榜首。我们的流行文化，无论是职业足球、电影、电视，还是音乐，都是暴力性的，而争端方共同解决问题及进行调解与协商常被看作是软弱的标志。我愿相信必定会有一些社会可以教我们冲突化解的某些办法，这一信念还需怀疑吗？

这种探索也起源于我作为政治科学研究者的一种天真的愿望，即想利用民族志田野数据来跨文化地考察冲突，然后借鉴社会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建构解释性的机制。在不同领域间建立联系会存在大量的潜在风险，不过，探索新的联系并把以前分离的理论与数据结合起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对旧的问题给出新的（也许是改进了的）答案是一件刺激的事情，说服一个领域的人们，使他们相信到另一个领域工作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很重要也是一种挑战。

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及经济学家伊利·德文思（Ely Devons） （1964）提出的观点证明了以上努力是可取的。他们认为，天真的预设虽然忽视或过分简化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基础，但为了有效地描述许多复杂的问题，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让自己能够驾驭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研究，即对此方面或领域可以说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他常不得不做些在其他学科的从事者看来是歪曲的甚至是错误的预设。我们甚至断言，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天真以至于做出'外行的'预设，他也有责任避免尝试处理自己的专业之外的学科适合解决的现实问题。"（166）

例如，经济学家在建构微观经济模型时对所选择的心理过程做出简单化的预设，而不去注意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格卢克曼与德文思认为，如果这种天真的预设并不影响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做出重要结论，那这种天真并没有问题。"一种公正的检验是询问：如果采用了不同的天真的预设，这种分析是否还站得住脚。"（1964:168)如果答案是"是"，那他们认为所谓的"天真"就证明是合理的。

随着我对此项目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xiii现在格卢克曼与德文思的观点中这种简化思维（the intellectual naiveté）变成了我不能再承受的奢侈。如果我继续对人类学、社会学及现代精神分析的数据与理论做出天真的预设，那我对冲突及冲突化解的理解就不可能提高。我不能接受对已变成我所关注的重心的数据与理论做出简单化的预设。例如，若想有效地利用民族志的报告作为基本的资料，就意味着要对人类学田野工作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及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得更多。为了能正确地评估把社会化经历与成人冲突行为联系起来的心理文化假设，我在一个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了一年，并试图跟上这一领域的发展，以便能更好地了解此领域有关冲突行为的核心假设及它们对冲突化解的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花费了比我原预期要多得多的时间。在1978年，我打算花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前工业社会的样本，然后写一本有关政治人类学的普通教科书。那本书没有写成，逐渐地，冲突以及后来的冲突化解成为我更感兴趣的问题。当我集中精力关注冲突行为时，我分析的焦点也转移了。起初，我的目标是从来源于不同冲突理论的、相互竞争的预测中做出选择，然而，当各种理论的细节及我的数据分析的结果变得越来越清晰时，我越来越开始重视各个理论的互补。我现在认为，社会结构冲突理论主要可以解释当冲突发生时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而心理文化冲突理论能够极好地预测一个社群总体的冲突水平。这些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确切地说，每一种理论关注冲突的不同侧面，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比单独的理论都更有用的理论。

 当我在1990年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时，它大约有600页，不仅包括了本书中已有的大量资料，还有6章内容阐述了冲突文化理论对冲突化解的意义。随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冲突与冲突化解间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不一定必须在一本书中完成。所以，本书关注的是跨文化视角下的冲突问题，而另一本书《冲突的化解》（也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则详尽阐述了冲突化解的问题。虽然这两本书绝对是相互依存的，但每一本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独来读。

所有这些都表明，学术研究的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曲折，一些关键的驱动因素往往不会在发表的作品中说明。学术研究既要求仔细地思考数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种意愿去超越已被接受的对现存问题的阐述，以便思考如何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行为。我希望在本项目中我已做到了这两点，即分析小型社会冲突的数据，并用新的方式使冲突及冲突化解的问题概念化。

多年来，我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鼓励和支持。在我启动这一研究计划之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允许我休了几个学术假期，并提供了设备和研究上的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类学项目(The Anthropolog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1982～1983年的数据收集工作（BNS82-03381）提供了关键支持。1989～1990年间，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为完成数据分析和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在这项研究中，很多人为我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唐·坎贝尔（Don Campbell）、比衣·怀廷（Bea Whiting）和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多年来以不同的方式施惠于我，他们是我的老师、导师和同事。他们每一位都鼓励我从各种不同的场景去研究政治学、提出缜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聚焦于数据和理论的关系。他们一直不吝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为我树立了有关求知欲、诚实和重承诺的榜样。

玛丽亚·卡特尔（Maria Cattell）、辛迪·科内科（Cindy Konecko）和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以及当时布林莫尔学院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夏天对这一项目的民族志数据进行了编码。每位同学在这一项目的研究中均认真周到，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不同意见，有时还帮助将我们的研究调整到更有效率的方向。我很感谢他们，无论是他们的付出还是他们高质量的工作都值得我铭记在心。吉娜·格拉内利（Gina Granelli）对挪威（Norway）与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现存文献的收集与分析是一流的。

跨文化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的同行在很多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这个小型协会举办的会议，既让人愉悦又能激发大家的灵感。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不断鼓励我进行系统的研究，即使这有时会导致对他钟爱的假设或方法的拒绝。卡罗尔·恩贝尔（Carol Ember）和梅尔·恩贝尔（Mel Ember）这些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提供了诸多具体的评论和建议。卡罗尔阅读并评论了这部手稿的较早版本和它之前的多篇论文，而且提供无数有见地的修改建议。汤姆·韦斯纳（Tom Weisner）为我重新组织自己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对此我深表谢意。迈克·比龙（Mike Burton）和马尔科姆·道（Malcolm Dow）多年来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建议。乔尔·阿罗诺夫（Joel Aronoff）帮助我澄清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即运用基于人格层次的论据来解释社会层次的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数年之前，菲尔·基尔布赖德（Phil Kilbride）在我运用与心理文化特性有关的倾向（dispositions）这一术语而不是人格（personality）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而且他还在与我的多次讨论中对我理解心理和文化过程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在这一项目的早期阶段提供了许多实质性和方法论上的建议。鲍勃·马尔维希尔（Bob Mulvihill）让我相信本书所提出的普遍性模型可以对北爱尔兰的冲突提供重要见解。卢·克里斯伯格（Lou Kriesberg）作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审稿人，提出了一些对阐明我的论点非常有帮助的具体建议，尤其是在主要理论取向的关系问题上。我非常感谢耶鲁大学的责任编辑诺琳·奥康纳（Noreen O'Connor）提供了许多如何澄清和简化本书观点的详细思路。

第六、七、十章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曾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冲突解决期刊》（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以及西尔弗伯格（Silverberg）和格雷（Gray）的《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侵略行为》（Aggressions in Humans and Other Primat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上发表过，这里的重印得到了他们的许可。

金伯利(Kimberly)、阿龙(Aaron)、克里斯汀(Kristin)，特别是伊桑(Ethan)数年来一直关注我在电脑前的埋头工作，尽管他们从来都没能完全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学术研究，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世上最缓不济急的事情--也许伊桑是个例外，当被告知这本书即将出版时，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哦，我以为老爸早就出版了呢"。

我的妻子，凯瑟琳·康纳（Katherine Conner）全程参与了整个研究，她比别人做得都多。她耐心地和我讨论研究中的各种概念化问题、数据收集的细节、跌宕起伏的分析，以及将自身思考转化成文时所遭遇的各种难题。她敏锐的头脑和犀利的见解让本书得以脱胎换骨。我非常感激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就我的各种言行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即便当时我并不一定想倾听。我将永远感激她急我之所急的全心投入，即便她自己整日忙忙碌碌，暇不暖席。凯瑟琳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稿并润色了每一章，反复修改我那有时晦涩的文字，直到她认为恰到好处为止。凯瑟琳的投入是真正爱的付出，我将这本书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