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掌门陈云》

这时，边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达到了粮食和部分生活用品的自给，但棉花、布匹和若干工业品仍需从国民党统治区购入，财政收支有巨大赤字，货币发行过多。针对当时的情况，陈云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对外贸易上，对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依靠集中的外贸经营方式，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经济区的弱点，克服了国民党军事封锁造成的进出口困难，在短时间内扩大了出口数量，并多次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从而实现了出口货物的旺销和进出口收支的平衡，使边区的外贸真正统一起来。在边区内部，实行贸易自由政策，活跃边区市场，促进农工生产。

陈云十分注重边区的金融工作，提出了“统筹贸易、金融、财政工作，使三者密切配合”的思想。在金融方面，他灵活地开展边币与法币（即国民党政府法定的货币）的斗争，利用法币币值与金价的波动，为边区银行充实了黄金储备。在财政方面，他强调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切实保障供给，厉行节约，增加积蓄。

当年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朱邵天后来回忆说：“陈云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行政手段。如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他要求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农户摆脱了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自然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再如，为鼓励植棉，他便指示有关部门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价，以刺激植棉积极性。

1944年，关中平原新花上市时，边区进口口岸首先提高收购价一倍多。高价招远客，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在两个月内争取到进口优质新花百余万斤。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陕棉60万担计划，由于开始收购价低，后见收购不到，虽连续提价4倍多，且好坏花均收，计划仍未完成。六七月间，国民党地区海盐来源受阻，库存空虚，我们则大量囤盐提价，僵持两个多月，终于不得不依从我方价格。待我方存盐高价售出、外面盐库饱和后，我们又及时落价，外面只好随同我们降价。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格提高时，我方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1944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进来了。

上述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实施。

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等等。对这些问题，陈云同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应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外商，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而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在国民党统治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取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因此，不能抵作外汇，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如不正确处理，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带来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争论各方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他的努力下，在敌顽重重封锁、经济水平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有余、对外贸易出超、金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不仅保证了当时军民的需要，而且为大反攻积蓄了力量，给边区留足了够一年支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共战时财经工作史上的奇迹。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云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发了言。他以边区财政经济负责人的身份在发言中特别提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我们将来进城市的时候，要使农村家务不受损失，还要保存着。”还有一条：“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个观点很重视，两次在会上加以强调。他说：“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七大”结束不久，陈云便开始思考怎样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经济工作。8月11日，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撰写给各根据地《关于收复城市中财经工作的通知》，指出：“（一）据悉国民党内定对敌占区的日钞伪币一律禁用，因此，我新解放地区在没收敌伪银行之后，必须禁止日钞伪币流通，避免其套购物资。（二）同一城市中如遇几个抗日根据地的边币同时流通，解放区银行应根据当时当地各种边币的市价，规定彼此兑换比价。（三）在新收复地区，必须立即接收税务机关，保存档案，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原有人员，照常进行税务工作。税率及缴收办法一般暂时不宜改变。（四）在收复的大城市中，必须设法保证军民粮食供应不缺。（五）敌伪公用的财产企业，由当地军政最高领导机关统一接收，一切部队和机关单位均不准随便接收。（六）维持城市经济秩序，把一切经济措施统一于当地最高领导机关。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遵守和执行最高领导机关的财经政策。（七）由于缺乏管理大城市经济的经验，又由于新收复城市处于日军破坏及战时状态，我们将遇到无数困难，克服困难的惟一办法是采取群众路线。我们决不可主观主义发号施令，必须承认自己是外行。要学习每一财经部门的历史、现状及管理方法，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可能争取的原有财经人员。没有他们来参加工作，我们将会遇到更多困难。”这一通知，把陈云在七大提出的保存机器的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了，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为了预防不测，中央决定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在重庆谈判期间，由在延安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增补的陈云与彭真，组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新的领导集体。9月14日，陈云与彭真等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东北，承担起了新的更重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