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掌门陈云》

【章节选读】

 黄土高原上的“掌柜”

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陈云1945年2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陕甘宁边区人少地薄，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里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人员陡增、财政供应则成为一个极大的负担。抗日战争初期，边区有三万多脱产人员，只能靠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大约1000万元。公粮仅向中农以上征收，每年约300万斤。税也很轻。一些生活用品都是从外面采购，近至西安，远至汉口、香港。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还不算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反共摩擦也随之不断增多。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带来边区经济上的困难。他在193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生产运动。

陈云是在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后，于6月离开长征队伍，受组织派遣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的。但随后又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底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937年4月抵达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937年11月离开新疆到达延安，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组织部长。

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带领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从事生产运动。他还亲自带头去挑大粪，收集肥料，得到大家的赞扬。1939年3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了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的生产运动，说他们创立了三大劳动纪律，一不无故不到，二不迟到早退，三因事不到须有人代替。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同中共中央机关及边区党委召开生产总结、给奖大会，陈云同毛泽东等人一起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于1940年3月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并在边区周围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禁止边区所需棉花、布匹的输入。从8月起国民党政府开始拖欠八路军的经费。边区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但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受水、旱、风、雹灾害的侵袭，损失严重。边区收入大减，财政经济空前困难。毛泽东说过：“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一方面采取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另一方面实行紧缩开支、增加税收等应急办法。比如征收公粮，1940年是9万石，1941年增加到20万石，由于征粮任务太重，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深感加强边区财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提出“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应纠正某些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纠正不愿意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这份决定是陈云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决定要求一切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掌握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陈云还把这份决定贴在中央组织部的门前，让每个来组织部的干部都能清楚地了解决定的内容。组织干部参加边区经济和技术工作，对保证边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时，谈到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特别点了陈云的“将”。他说：陈云要转入“生产”。陈云在中央苏区显示出来的经济才干，早已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烙印。毛泽东认为，面对边区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选派像陈云这样既有经济才能又“党性坚强的干部”去抓边区的经济工作。但是，因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时还难以脱开，加之后来陈云心脏病又犯了，不得不离开岗位休养了一段时间，所以没有立即转入经济工作。

到了1943年，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号召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边区政府还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仅1943年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不但自给，而且还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在财政上，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以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涨幅20倍。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状况开始面临严重问题，仅1943年一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

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兼任主任。贺龙多次召开两个地区党政军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各旅团供给部长会议，为坚决推行朱德倡导的“屯田政策”进行具体部署，为克服边区严重经济困难，保卫解放区的总后方，调拨物资和款项，维护财经纪律，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6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批共的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这时，贺龙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抓军事斗争方面。

边区财政日益凸显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陈云。他除了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提出待陈云身体稍有恢复，就请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

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1944年1月30日，他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座谈会，讨论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作。会议确定了扩大税收、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整顿贸易的经济工作方针。随后，陈云又于2月5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参加研究独立一旅的生产计划。2月21日，他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关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通过参加这一系列会议，陈云初步了解了边区财经工作的一些情况。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调陈云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朱德找陈云谈话后，陈云当天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