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掌门陈云》

【基本信息】

作者：刘金田 王敏玉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内容简介】

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为稳定东北局势、恢复东北经济、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在国民经济的振兴、发展和调整中，特别是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在国民经济的大起大伏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关头，充分施展了卓越的智慧和才干，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本书主要反映陈云同志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作者简介】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王敏玉：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综合处副处长。

【目录】

革命斗争中初显经济锋芒

小酒馆里的“伙计”

商务印书馆的“小店员”

在中央苏区初显经济才干

黄土高原上的“掌柜”

黑土地上的“老板”

新中国的财经“掌门”

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打响新中国财经史上的“淮海战役”

领导工商业调整

决策粮食“统购统销”（一）

决策粮食“统购统销”（二）

平息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风波

推进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主持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全面规划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

全面规划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二）

力挽经济危局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

经济工作要量力而行

搞好安定团结谋发展

再掌财经帅印

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步伐

妥善解决宝钢“上马”“下马”之争

创造调整经济新经验

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胆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

密切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

情系水资源

永恒的怀念

【章节选读】

 黄土高原上的“掌柜”

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陈云1945年2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陕甘宁边区人少地薄，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里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人员陡增、财政供应则成为一个极大的负担。抗日战争初期，边区有三万多脱产人员，只能靠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大约1000万元。公粮仅向中农以上征收，每年约300万斤。税也很轻。一些生活用品都是从外面采购，近至西安，远至汉口、香港。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还不算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反共摩擦也随之不断增多。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带来边区经济上的困难。他在193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生产运动。

陈云是在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后，于6月离开长征队伍，受组织派遣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的。但随后又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底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937年4月抵达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937年11月离开新疆到达延安，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组织部长。

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带领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从事生产运动。他还亲自带头去挑大粪，收集肥料，得到大家的赞扬。1939年3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了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的生产运动，说他们创立了三大劳动纪律，一不无故不到，二不迟到早退，三因事不到须有人代替。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同中共中央机关及边区党委召开生产总结、给奖大会，陈云同毛泽东等人一起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于1940年3月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并在边区周围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禁止边区所需棉花、布匹的输入。从8月起国民党政府开始拖欠八路军的经费。边区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但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受水、旱、风、雹灾害的侵袭，损失严重。边区收入大减，财政经济空前困难。毛泽东说过：“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一方面采取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另一方面实行紧缩开支、增加税收等应急办法。比如征收公粮，1940年是9万石，1941年增加到20万石，由于征粮任务太重，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深感加强边区财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提出“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应纠正某些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纠正不愿意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这份决定是陈云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决定要求一切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掌握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陈云还把这份决定贴在中央组织部的门前，让每个来组织部的干部都能清楚地了解决定的内容。组织干部参加边区经济和技术工作，对保证边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时，谈到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特别点了陈云的“将”。他说：陈云要转入“生产”。陈云在中央苏区显示出来的经济才干，早已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烙印。毛泽东认为，面对边区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选派像陈云这样既有经济才能又“党性坚强的干部”去抓边区的经济工作。但是，因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时还难以脱开，加之后来陈云心脏病又犯了，不得不离开岗位休养了一段时间，所以没有立即转入经济工作。

到了1943年，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号召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边区政府还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仅1943年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不但自给，而且还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在财政上，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以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涨幅20倍。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状况开始面临严重问题，仅1943年一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

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兼任主任。贺龙多次召开两个地区党政军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各旅团供给部长会议，为坚决推行朱德倡导的“屯田政策”进行具体部署，为克服边区严重经济困难，保卫解放区的总后方，调拨物资和款项，维护财经纪律，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6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批共的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这时，贺龙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抓军事斗争方面。

边区财政日益凸显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陈云。他除了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提出待陈云身体稍有恢复，就请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

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1944年1月30日，他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座谈会，讨论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作。会议确定了扩大税收、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整顿贸易的经济工作方针。随后，陈云又于2月5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参加研究独立一旅的生产计划。2月21日，他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关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通过参加这一系列会议，陈云初步了解了边区财经工作的一些情况。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调陈云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朱德找陈云谈话后，陈云当天走马上任。

这时，边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达到了粮食和部分生活用品的自给，但棉花、布匹和若干工业品仍需从国民党统治区购入，财政收支有巨大赤字，货币发行过多。针对当时的情况，陈云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对外贸易上，对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依靠集中的外贸经营方式，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经济区的弱点，克服了国民党军事封锁造成的进出口困难，在短时间内扩大了出口数量，并多次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从而实现了出口货物的旺销和进出口收支的平衡，使边区的外贸真正统一起来。在边区内部，实行贸易自由政策，活跃边区市场，促进农工生产。

陈云十分注重边区的金融工作，提出了“统筹贸易、金融、财政工作，使三者密切配合”的思想。在金融方面，他灵活地开展边币与法币（即国民党政府法定的货币）的斗争，利用法币币值与金价的波动，为边区银行充实了黄金储备。在财政方面，他强调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切实保障供给，厉行节约，增加积蓄。

当年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朱邵天后来回忆说：“陈云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行政手段。如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他要求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农户摆脱了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自然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再如，为鼓励植棉，他便指示有关部门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价，以刺激植棉积极性。

1944年，关中平原新花上市时，边区进口口岸首先提高收购价一倍多。高价招远客，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在两个月内争取到进口优质新花百余万斤。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陕棉60万担计划，由于开始收购价低，后见收购不到，虽连续提价4倍多，且好坏花均收，计划仍未完成。六七月间，国民党地区海盐来源受阻，库存空虚，我们则大量囤盐提价，僵持两个多月，终于不得不依从我方价格。待我方存盐高价售出、外面盐库饱和后，我们又及时落价，外面只好随同我们降价。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格提高时，我方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1944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进来了。

上述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实施。

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等等。对这些问题，陈云同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应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外商，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而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在国民党统治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取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因此，不能抵作外汇，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如不正确处理，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带来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争论各方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他的努力下，在敌顽重重封锁、经济水平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有余、对外贸易出超、金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不仅保证了当时军民的需要，而且为大反攻积蓄了力量，给边区留足了够一年支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共战时财经工作史上的奇迹。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云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发了言。他以边区财政经济负责人的身份在发言中特别提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我们将来进城市的时候，要使农村家务不受损失，还要保存着。”还有一条：“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个观点很重视，两次在会上加以强调。他说：“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七大”结束不久，陈云便开始思考怎样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经济工作。8月11日，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撰写给各根据地《关于收复城市中财经工作的通知》，指出：“（一）据悉国民党内定对敌占区的日钞伪币一律禁用，因此，我新解放地区在没收敌伪银行之后，必须禁止日钞伪币流通，避免其套购物资。（二）同一城市中如遇几个抗日根据地的边币同时流通，解放区银行应根据当时当地各种边币的市价，规定彼此兑换比价。（三）在新收复地区，必须立即接收税务机关，保存档案，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原有人员，照常进行税务工作。税率及缴收办法一般暂时不宜改变。（四）在收复的大城市中，必须设法保证军民粮食供应不缺。（五）敌伪公用的财产企业，由当地军政最高领导机关统一接收，一切部队和机关单位均不准随便接收。（六）维持城市经济秩序，把一切经济措施统一于当地最高领导机关。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遵守和执行最高领导机关的财经政策。（七）由于缺乏管理大城市经济的经验，又由于新收复城市处于日军破坏及战时状态，我们将遇到无数困难，克服困难的惟一办法是采取群众路线。我们决不可主观主义发号施令，必须承认自己是外行。要学习每一财经部门的历史、现状及管理方法，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可能争取的原有财经人员。没有他们来参加工作，我们将会遇到更多困难。”这一通知，把陈云在七大提出的保存机器的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了，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为了预防不测，中央决定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在重庆谈判期间，由在延安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增补的陈云与彭真，组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新的领导集体。9月14日，陈云与彭真等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东北，承担起了新的更重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