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告人的乡愁》

赖：你的作品里其实仍存在着很多故事，只是讲故事的方法不一样。作品里经常存在的“我”扮演倾听与代言的机能，由“我”辐射出去的各类人及其故事仿佛如树木枝节，不断生长、交错，一个故事回旋又一个故事。关于新作，如果大抵分成当代生活与斗镇故事来谈的话，在当代生活的篇章里，各类人与故事较诸以往作品还要更多，触及房地产业，股市金融，政治以及中年情欲、E化世界等领域。相对于斗镇各故事加总呈现了时间与生命的记忆，当代生活这些百宝盒故事加总起来，可能等于什么？你想要谈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拿这些故事来与斗镇故事并行、对照着看？

林：关于这个我好像也没办法讲清楚。毕竟我陆续做了十几年的上班族，直接或辗转看到听到了、体会了一些人事。我曾经、或许现在还是深深苦惑于“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写小说的意义。二十几年前，我看过詹宏志写的一篇文章，那时他正以趋势观察专家扬名，他用侦探间谍小说“卧底”的角色自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回到小说的领域，“卧底”会不会也是写小说的一个独特而且有利的位置？赫拉巴尔有本小说名为《底层的珍珠》。所以写小说的人本质上类同于潜伏、蹲点、刨底，长于忍耐与守候，累积与酝酿？要不要像《刺客列传》的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那样惨烈？而最终仍然不知事可成不可成。响应你的提问，斗镇的部分对我是过去完成式，那里潜藏着我的血亲、家乡、生命初阶的至亲与美好（鬼影），但我一开始就警戒着不要陷入一味地对古老“黄金时代”的耽溺。当下进行的参照系数，小我的我不正是身在其中吗？卧底者许多时候也如同京戏舞台上摆放捡拾道具的人，岂能完全置身事外？既然是卧底者，就不可能是处在中心那享受优势、既得利益的舒适位子，也就会讨人厌的不安于既定的成文规则吧。我被规范常轨之外的所吸引，那些破碎的、凡俗的光与热，我更想看出其中的每一差异，明白他们的损伤与屈辱，至于我们在规范内外的有所得与满足，各自承担吧。

赖：这次新作的两个主轴线在过去作品中都有迹可寻，不过新作显然是最清楚且完整的一次，尤其是关于斗镇的部分。关于故乡与童年的印象，有些画面与材料反复在过往作品出现，祖母的形象也一直占据着主角的位置，可说是个永恒的女主角，不同的是新作是完全回到她的位置来说故事。

林：你讲的都正确。先讲结论吧，我自己的愿望是这次写完我祖母与家乡，以后不要再写他们了。我更想声明的是，这长篇不是写我的祖母，也不是写我的史地真实可考的故乡。他们被我用来作为蓝本，所有的人事物都小说化了，凡是可以用另一个偏僻、近乎脱逸的字眼取代的名词，我都代换了。我从满月开始到十岁是跟着祖父母的，现在所谓的隔代养育，尤其我祖母，她对我的意义非常不一样，借用加缪的小说名字，她是我生命的“第一人”。

其实最初想写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八十年代中期我读到一本政治犯的自传，论辈分是我表姑丈，很典型一百年前那时代的热血文艺青年，留学日本，一身现代化、西化的流风遗绪，也接触了左翼的东西，该冒险犯难、该闻风响应的时势潮流他都碰了，当然不幸该倒霉的也都轮到了。他的故事在我心中盘踞了许多年，但就是写不成。写不成的原因，不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总觉得史料和小说基本上是两回事。尤其起码二十年来，被禁锢、被压制东西纷纷解放了，资料那么唾手可得，但小说创作有占到任何便宜吗，我相当怀疑。这长篇完成了，那最初的种子人物变成一个影子般的陪衬。小说和历史，小说和家族史，或是所谓的大河小说，小说还可以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对翅膀吗？我对这个有很多疑问。既然彷徨，就失去了下笔的力量。不久前才看了莫言的《我的高密》，对我那是莫言的自我揭底，他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的共和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壮哉斯言。那背后有着写作者与土地非常浓烈、恩怨情仇纠葛的根柢。我自省和“家乡”已经空洞化，因而假托上两代用一个长篇的幅度完整地（？）回溯一次，希望完成我的礼敬与回报，还有苛刻与告别，如果有的话。让我仿用昆德拉的名言吧，拆毁了我的家乡旧厝，才能用那些砖块建构我小说之家乡与大厝。

赖：这段谈话让我想到《印刻文学生活志》有一期童伟格的访谈，提到平庸和乡愁之间的某种联系：“愈是平庸而可预期的，愈容易引发乡愁。”他说他没有办法信任这样的东西，“怕以书写故作天真”，“作者跟读者一起把知识水平拉低。”延续你刚讲的，很多词汇并不是词汇本身错误或密度不够，而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以讹传讹，使之轻薄化，以至于真正想使用时已邪不胜正，像“乡愁”、“家族”这些词，如今要写，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或压力，怎么跳脱被轻薄化看待，怎么去与被误用的印象拉锯。小说家讲记忆，但要怎么去和自己的记忆拉锯，避开“以书写故作天真”的陷阱，又如何重塑记忆，使之不与史料雷同或被史料干扰。我读斗镇章节的时候，感觉你的自觉度很高，不希望人家看了第一段、第二段，就立刻把它与“家族史”或“大河小说”联想在一起。你似乎用了两个方法拉开距离，一是叙述，二是语言。叙述方面，以往你故意舍弃不用的美文字与抒情风格强烈的小说基本功，似乎在斗镇章节里复苏了。语言方面，则是对母语写作做了一次彻底的实践与突破。

林：完全同意。“乡愁”、“家族（史）”极可能是被此时此地的小说轻薄、平庸且误用的词，我再借用昆德拉，“媚俗，就是将既成观念的愚蠢转译成美和感动的语言。”二四年三月号的《印刻》杂志，舞鹤对大河小说、家族史的先行者谈话，无异是为后来者如我解了惑除了魅，我隐隐然知道要把力气放在什么地方才是真的、对的。

面对、承认小说之为“小”，但不是有那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便可以撑起地球。

闽南语、台语是我的母语，高中开始尝试写小说，我就发觉了口语转为书写的困难。那时想的还只是写实的基本问题。大学念中文系，唯一认真的一门课就是文字学，才开始了解闽南语保存了诸多汉语的古音古字。很惭愧，做一个“小学”学者不是我的志向，然而知道那源头，将它如同引水灌溉化在小说里，却是可以成立的。写这个长篇，应该是时候到了，我的年龄与状态“准备好了”，要写的对象条件也都合。闽南语的语境大体上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甚至更久远，因此更有助于我建构那个小说化的家乡小镇。多谢你的点醒，所以，这也是我个人的小说之旅，从文字转向语言？
其次，我有个秘密的火药库，为这长篇“做功课”的期间，我在教育部闽南语辞典的讨论网页发现一位署名晨曦的先生，我臆，他应该参考了不少陈冠学先生的书吧，都是坚持一音一字，很有系统地爬梳整理，那是惊喜的大发现，让我得以借力大量引用，我必须在此向陈冠学与晨曦两位先生致谢也致敬。

赖：这次小说里你更往前走的一步是不光在对白与单一字词使用母语，而是全面地以母语来叙事。整篇小说几乎可以直接以闽南语来朗读。以前我们看加有闽南语的小说会有一个困难，就是叙述以华语，对白以闽南语，且其使用通常只为了强调俚俗、荒谬、怨苦等面向。但你的母语写作，自早期至今显然不只如此，你非常用心回溯了语言本身的音义，甚至连字形也是美的，并且将母语的音韵与现代小说的叙述口气尽可能合一。这耗费了很多时间吧？

林：一开始确实很慢，进入状况了也并没有加快多少，有时候为了找一个字得找很久想很久。从口语到文字毕竟不是虹吸管那样通畅，过程是实验也是筛检出结果，然而这是我给自己的工作，还是很享受的一件事。不论是语言或文字，第一层的功能是传达沟通，闽南语比现代白话历史更久远，我相信那是一座丰富的矿脉，完全的闽南语小说书写是很值得开辟的一条路。或许早已有人做了，只是我不知道。

赖：我读关于现代生活的篇章，感觉苛薄、残忍、瘟疫气息，用你的词来讲，是没有福音的，然而，关于斗镇的书写，相对则充满春风、香气，连人物对白也温暖有韵。你是故意让两者有这样的反差吗？

林：并没有故意要制造出那样的反差。或许，两者本质上就是如此的差异。体制无情，写小说的人何尝不残忍。我当上班族，那社会化的过程一路是很格格不入又狼狈不堪，很失败的。但还是希望我写的不是情绪化的泄愤，或是狭隘的要去报仇，那样没有意义。我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公司在一座非常豪华、所谓A级的商办大楼，现在回想，在那里蹲久占一个位子并不是难事，写小说似乎也不差我一个。已故的黄仁宇写“关系”，点出了现代化社会分类归档的森严规则，但我到今天都还能记得每一天早上走进那大楼无可名状的复杂又摆荡的心情，当然我现在知道，那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没有办法安身立命于那体制与那关系网络，也没那雄心壮志反叛革命之，那么，以一个平常人的冷眼正视它的存在，写下它吧。

故乡对我来说则是幸福的题材，但还是有心虚的地方，就是毛断姑丈好像业余的去沾染政治、社会运动那一块，尽管我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相关资料，终究回到小说与史料抗衡的老问题，必须割舍。所以我近乎取巧地故意让时间背景不确定，虽然笔记上我得清楚列出一张编年表以供对照，两者之间就是唐诺所说小说独享的虚构的特权。还是马尔克斯那一句老话，完全捏造的东西是非常难看的。我的祖母是会讲故事的人，从小听她讲过很多事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借格林的书名“权力与荣耀”，我祖母娘家对她来说就是她的权力与荣耀，她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她在那里见过好的、大的、贵重的东西，也许都很世俗，但她一辈子记得。

赖：斗镇的部分，很明显把清末到战后初期一些有趣的历史段落说了一遍，每一章节各有重点，包括刚开始的断发解足、文明开化、现代科学以及政治上的反对运动、战后宗教等等。除了毛断（现代）阿姑这位永恒女主角，家族兄弟各有性格，其中的六兄之前也常现身于你其他作品，他对你来说是很有魅力的角色吗？

林：我祖母多位长兄里，她跟六兄最亲最要好，我祖母的一手女红就是他教的。从小我看这位六舅公总觉得他很不一样，我跟着祖母回她娘家，热天里他常是一身质轻干净白衫裤，窝在房里刺绣，讲话轻声细语，整个人细瘦苍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对写小说的人如我，他是一个乍阴乍阳的谜面，也好像故事书的第一页。祖母不无炫耀意味地告诉我，少女时六舅公想带她去日本读册呢，但她自己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娘家细说起来是一幅全景式家族图像，祖先从大陆东南渡海而来，层层叠叠的亲族，开枝散叶兴旺了，甚至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对于写小说的人怎会不见猎心喜？大厅里永远有花香、木制家具的香，对幼时的我简直就是巨人国的自鸣钟，墙壁上挂着外曾祖父穿着清朝官服的相片。但所谓的血亲到了我算是稀薄了吧。因为这样似近又远的距离反而给了我书写创造的空间。在斗镇与现在两个时程反复换档的写作过程，我对被我用来作为蓝本的祖父母、舅公们、外曾祖母跟只看过照片的外曾祖父，诸多故鬼，我充满了某种甜蜜的思念，与某种神秘的类似基因的召唤牵引，这是写小说的特权，我借着写让他们再活一次，然而不单纯是为了个人的念旧。约翰·列侬的一首歌，Power to the People，我将它诠释为人的力量，因为这些人而来的书写力量。普利摩·利瓦伊的《周期表》，以惰性元素譬喻他的祖先，“我所知道的祖先和这些气体有些像。我不是说他们身体怠惰，他们没有能耐如此。他们反而必须相当努力来赚钱养家，以前还有‘不做没得吃’的道德信条。但他们的精神无疑属惰性，倾向玄想和巧辩。他们事迹虽然多，但都有静态的共同特点，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自动（或接受）被纳入生命长河的边缘支流。”我以为可以拿来批注我的这些遥远的血亲，他们或是那个时代的顺民，然而每一个都是完整厚重的。

赖：这次新作总共写了多久，可以谈谈你的写作方式吗？

林：真要夸张追溯，第一次读到我那表姑丈的自传而播下想写的种子是八十年代中期。这当个玩笑，听听就好。真正动员筹备，大约是三五年前。二九年四月，我用这计划申请到国艺会的补助，去年十二月完成初稿，再来是或全面或局部的增删修改。这是我第一次写长篇，马上就遇到了问题，也就是精神上的“教练”唐诺一直提的业余玩票跟专业写作的差别，如何自律也纪律地写如同手艺人的工作伦理？土象星座的人既成就于、也苦于纪律的秩序感，但自己的住处如同冬天的火炉边的座位，所以我很快出门，就近找了一家连锁咖啡店，进入每天执行的运行。这样的写作方式，效率满好。当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日常常有，那就看书。傍晚去学校操场跑步，神奇的是许多写不过或不知如何写的难关常常是在跑步的时候灵光一闪打通了。我知道了，跑步时全身的律动也就是写字时的运动。

赖：反复登场的永恒女主角这回在新作中真正安息，这有什么特殊意涵吗？此回新作所积累的语言和史料功力，以及你对旧时光与旧记忆的特殊笔法，可以让我们期待新的创作可能吗？

林：我祖母去年八月以结结实实的九十五岁高龄过世，是她帮助我处理了半年后毛断阿姑的死亡。我自认为相当冷静自持，知道现实与虚构的各自领域，火化那天，她从火炉里被推拉出来时，头骨已经在台子上转落了半圈。告别式结束时，我们在灵堂前家族团体照，我心中默数，因为我祖父母而繁衍架构成立的最亲近最里层的亲属单位超过七十人，那仿佛便是他们夫妻的一幅曼荼罗。从人的眼光看去，她作为一时间蜿蜒漫长、也许是太长了的人族单位，可以了。弘一法师的临终最后书写“悲欣交集”。我为我祖母高兴她忠实地完成了她的一生。我据以虚构的毛断阿姑不是如此，她无后。事实上，愈写到后面，我愈发觉毛断阿姑不再有我祖母的影子。我只能答到这里。

最后我让两边的故事交集，是自觉也是不自觉的结果。相对于萌少女，那些咖啡馆的候鸟，那些股票族，那些酒吧的暗夜渡鸟，因为大都与我是同辈，生长历程处在同一个位阶，我确实是更有把握“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甚至狠心对待。还是得回到一开始说的，我毕竟是个“卧底的人”，然而在现实人生即便是一般人的轨道上我自己行走得左支右绌，来到写小说这个位子——恕我不能解释的始终羞于把“小说家”说出口——我还是踌躇、疑惑、意义不确定的时候多，因为困窘而沉默、退到更边边更角落，这是我自己的局限，是我私人的难题，没有必要移到公领域讨论。消失在作品之后，那让我自得其乐。姑隐其名，引用一位老友的话，没有一切的干扰譬如担心发表、市场或评论，倾全心力让小说书写得以一次完整、好好的生长，是写小说的人的美好权利。我实践了，领受了。其次我要说的是，我从不低估看小说的人的眼光，我写我愿意写的，我写我能够写的，完成之日，我自由了。所以我会有感而发，这个写完之后不再写我祖母与家乡了，不论在小说里或真实，他们一一都死去了，完成了。我不再惊扰他们的亡灵。

这长篇的一开始，我引用了韩波的《诀别》，“秋天了，我们这只小舟，在沉滞雾气中成长，如今将航向悲惨的港口，航向巨大的城市……”不是作态，恐怕也不是立志，这样回答你，还请包容，我告别“乡愁”，不再留恋旧日的好东西，那“抒情世界的废墟”，如果幸运的接着还能继续写出新作，我希望写出眼前、当下的好东西与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