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

我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综合起来看，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国际关系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的关系，中外领导人之间频繁往来，各种会晤广泛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展开。但另一方面，竞争和防范的意识也在上升。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两者的关系？国际舆论也是这样，一方面国际舆论高度重视中国，聚焦中国甚至拿放大镜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偏见、误导，我们如何认识、如何对待？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今后中国外交的使命。

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从国家关系来看，就是现在世界上普遍出现的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和行动，我们怎么看待应对。刚才讲的美国的例子最明显的，它们也公开讲它们的对华政策是两面下注：一方面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和中国的广泛合作，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修筑“防火墙”。其他国家虽然没有说，但实际做法都大同小异，都是两面下注的办法。站在它们的角度理解，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它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它们要利用，挑战它们要防范。这种现象为什么会普遍出现，“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我想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历史规律，我们说我们是和平崛起，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人家认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崛起没有对国际关系造成震动甚至挑起世界大战的先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环境当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的环境当中崛起，不会带来战争，也不应该带来战争。我们将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人家心里想：希望如此，但可能吗？第二个因素，因为中国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和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岛屿之争，和日本的海洋划界和钓鱼岛之争等等，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我们奉行邓小平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人家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强大了是否还会执行这样政策。”第三是制度问题，中国奉行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说我们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世界上各种制度的合理之处，我们已经表现得够好的了。但是我们的成功本身客观上打破了西方模式普世性的神话。总之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都要把中国因素放在里面。

最近有位新加坡学者讲过这样一段话：“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值得骄傲的，但同时这种新的局面也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那我们怎么对待？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是区分防范和遏制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防范是防御性的，遏制是进攻性的，防火墙的设立，如果我们这边没有火，那它就形同虚设。所以首先第一条是不要惊慌，第二条是保持警惕，防范和遏制之间的界限不是牢不可破的，从防范走向遏制只是一步之遥，要保持警惕。第三条，我们这里没有火，我们不会主动放火，但有时事态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火情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军人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一旦出现了非我因素引起的火情，我们要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冲破这个防火墙，维护国家的利益。第四条，我们要主动争取改变这种两面下注的格局，两面下注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毛主席说过，两面总有一面是主要的，到底是防范为主还是合作为主呢？这要依靠我们的外交工作，争取一些主要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印度对中国的合作一面成为主导的一面，防范的一面成为次要的一面。这是我们外交的新的世纪，六十年后的今天面临的新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各国对中国这种两面下注的趋向，扩大合作，遏制防范。这方面最近出现了好的苗头。奥巴马上台后，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思潮，主张美国对华奉行一种超越两面下注的战略。日本政坛也发生了变化，新上台的民主党更重视亚洲、更重视中国。所以如果美国和日本对华政策能发生积极变化，就能带动欧洲，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合作共赢局面。

最后讲一讲国际舆论环境。刚才讲到西方媒体是以挑刺、标榜独立性来作为他们的本钱的。客观地说，西方媒体也是迎合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思维定式。由于西方社会多年来平稳的发展，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西方的制度是最好的，而中国这种集中制国家就容易带来问题，所以凡是中国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报道，一种报道说闹事的人不对，另一种是批评政府的话，西方社会一种自然的倾向就是会相信批评政府的报道。这种思维定式和媒体的推波助澜，造成了整个舆论环境对华不利。那么怎么打破这样的格局呢？我认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示：我们的社会越开放，国际的舆论环境对我们会越有利。从三件事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来，一是汶川地震，二是西藏事件，三是新疆的“七五”事件。关于汶川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允许西方媒体进去报道，接受国际上的援助，新疆事件也是这样，我们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西藏发生事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外开放西藏，大家就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全部是反面的，用的都是达赖集团的话。对新疆的报道就两种声音都有了。这说明我们越是开放越是自信，越能改变国际舆论环境。另外就是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因为西方对政府有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府。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当中，影响西方媒体的是两股力量，一是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他们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二是我们网民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西方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认为对中国过分严厉会得罪中国人民，会得罪他们想影响的、加以演变的中国人民。所以后来促使他们重视中国在新疆和西藏问题立场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表态，不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而是我们的人民，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和国外表达的意见，使西方受到了震动，知道中国人民和政府是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不可侮。所以想要改变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该更加开放，并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更好的发挥。

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呢？可以用好多严肃的语言来概括，但我想用一位境外人士调侃的话来概括，他用调侃的方式说：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挨打的阶段，一个是挨饿的阶段，一个是挨骂的阶段。清朝中后期开始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处在挨打的阶段，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处在挨饿的阶段，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挨骂的阶段。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有资格被骂？这六十年当中被骂得最多的国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现在我们中国有资格进入被骂的行列了。可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取得伟大成就这个桂冠上的一个不合适的点缀。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一些西方媒体和西方人士的不恰当的批评。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从而为我国现代化事业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六十年之后的外交指明了一条道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所谓外交并不是过去狭义上的外事部门的外交了，是全民的外交，是国内的建设和国际关系的总和的反映，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全体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为营造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而共同奋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