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

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就是不再把联合国看成只是一个讲堂，而是全面参加它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两个突破：一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二是参加维和。在这两个问题上突破了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二是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我们过去对维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维和是大国操纵小国的工具，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我们主张不参加，而且是拒交维和费用。联合国的费用是分两块，正常的会费是成员国必须交的，欠费超过两年你就没有表决权。联合国维和的费用是另外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五大国比例要高一点。我们一直拒交最后累计达到5000万美元，然后1990年起我们开始突破，这个钱当然不再交，和联合国达成妥协方案，我们从此参加维和，这笔钱你们抹掉。联合国当然希望我们参加维和，所以就抹掉这笔钱。

我们至今派遣过军事观察员、警察、工程兵、成建制的非战斗部队，唯一没有派遣就是成建制的战斗部队。累计已经参加了17项维和行为，人数达到7293个人，在联合国里面排第13位。所以到现在为止，联合国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个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

第三个阶段就是90年代，90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主要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常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国主导联合国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态度改变了。所以参加五常磋商是我们在联合国角色里面的又一个突破。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已经发展到全面参与、积极应对这样的程度。可以说联合国讨论的所有问题，开展的所有活动，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足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参与还处在应对的阶段，虽然是积极应对、灵活应对但毕竟还是应对，还不是主动利用联合国。

举一个例子来说，联合国大会每年有170多个议题，其中有一个议题是中国提出的吗？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每月审议二三十起地区的冲突，有哪个冲突的决议是中国提出的吗？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中国多边外交不积极？不是。因为每个议题、每个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主要当事国。中国不是任何一个问题的主要当事国。这应该说是一种相当舒服的、超然的处境。但是以后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吗？我说往前看十几二十年，这种情况会变，因为以前我们是一个在海外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但是随着我们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我们走出去的方针，我们已经从一个在海外没有实际利益的国家，变成一个在海外有实际利益的国家。我们就需要通过外交来保护我们在海外投资经商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做的时候手段是多样的，但是联合国不失为是一项好的工具。什么呢？因为合法性。两次伊拉克战争表现出了，通过联合国搞，合法性就不太容易受到质疑。撇开联合国，合法性就容易受到质疑。将来我们就需要考虑，什么情况下需要联合国来包装我们一些行为。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面临一些挑战和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一是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二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三是已经介入的现实和不干涉内政的理念的矛盾。

先讲第一个：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最突出表现在苏丹问题上，因为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我们受到舆论上不少批评和谴责，批评我们为了石油利益不对苏丹政权施加压力，对其进行制裁。这里就面临我们怎么样妥善处理的问题，既不能因为外交形象而损失实际利益，但也不能因为实际利益而损害外交形象。到现在为止苏丹问题处理得基本还可以，可能借苏丹问题反华的浪潮会小一点。但是这类矛盾不会消失，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人家老说，中国去投资的地方，老是这样一些地方，不是内部有冲突，就是有人权问题、腐败问题，或者是军政权，为什么中国老去这些地方？我回答是，首先我们不是老去这些地方；其次，我们别无选择，一些稳定地方、好的地方早被西方国家占领，我们进不去了，我们作为后来者只有这些地方。

第二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有冲突有动乱就不进去，因为没有眼前利益就没有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以为进去就安心了，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你进去了，是跟当权派达成协议，他批你这块地，批给你这块油田，但是一旦其政权变了，你得到的东西保险吗？所以要考虑到我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只有实现了稳定，实现了民族和解，我们在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长远利益的保障。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是不干涉内政。现在我们已经插足到这样一些地区，进入一些国家，我们认为还是不干涉内政。但是当地反政府力量并不认为你不干涉内政，他认为你已经站在当权派一边，你和当权派已经达成协议，产生的经济利益，到不了反政府武装的手里，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反政府武装绑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已经受到了考验。我想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有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些国家能不能实现民族和谐、取得政治稳定已经不只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与我们利益有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推动这些国家实现民族和谐，取得长远的政治稳定，使我们外交不干涉内政的理念有新的发展。联合国确实为此提供了最好、最合法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