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

【基本信息】

作者：陈健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中国前驻日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数十年外交工作的经历见闻，披露了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展现了他精彩的外交生涯，为公众进一步了解外交官和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书中，读者既可了解许多外交事件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也可增进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与感悟。在清新流畅的文笔背后，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他“温和而坚定”的个人风格。

【作者简介】

陈健，我国著名外交官，从事外交工作四十多年。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健不仅是一名外交官，还是一位锐意改革者，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曾大刀阔斧改革，成效卓著，被安南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联合国各项改革中最富有成果的改革”。其“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编辑推荐】

该书真实记录了一名高级外交官数十年的外交生涯，回顾了许多著名外交事件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的出版对于增进社会各界对我国外交工作的认识与了解，对于宣传我国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该书的出版可以使公众更好地理解我国当前采取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

该书以一名常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的视角切入，文风清新流畅，引人入胜，可说为公众补了一节诙谐有益的外交课。

【目录】

上  外交理念篇

第一章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

第二章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

第三章  韬光养晦精神万岁

第四章  一超尚存，独霸难行

第五章  大步走向“挨骂”的时代

第六章  互谅互让是和谐的基础

第七章  永远不当老大

第八章  机遇和挑战

下  外交艺术篇

第九章  给外交的施展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十章  外交身段要刚柔相济，柔不是软

第十一章  国家核心利益要坚决捍卫，但不要扩大

第十二章  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

第十三章  关于军备透明与自信

第十四章  影响可以，干涉不行

第十五章  为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共同努力

第十六章  大刀阔斧改革积极施展才能

第十七章  联合国外交的新课题

第十八章  准确把握自己 不争老大地位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

联合国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用。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中国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内政的对外延伸，是中国整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它是随着联合国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回顾起来我想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只看作是一个讲堂，一个宣讲中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的舞台。由于我们当时奉行的是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修”、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样总的外交路线，所以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是独树一帜，唱这个调子的就是中国一家。

所以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的讲话受到各方的重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是1974年4月10号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对中国在联合国作用的定位应该说，管了我们中国联合国外交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中国是第三世界一员，以这样的身份在联合国活动，发挥作用。

从联合国的反应来看，首先我们采取这样一个姿态，深受广大第三世界的欢迎。他们觉得我们讲了他们想讲不敢讲的话，壮了他们的胆。

我们唱这样一些高调有没有得罪美国等西方国家呢？没有。这从联合国的做法里面看出来，联合国大会里面有一个做法，凡是你讲话以后，你批评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有权进行答辩。我们每次讲话必批评两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从来不答辩。后来才知道，美国认为我们中国讲话是放空炮。为什么说是空炮呢？第一它知道主要不是针对它，第二它知道我们讲革命但不输出革命，不搞对外扩张，不威胁它的实际利益。那个时候威胁它实际利益的是苏联的扩张。

美国讲究实用主义，面子不在乎，你骂就骂吧，无所谓。真正在意的是苏联，在中国恢复代表权之前，联合国里面没有人批评苏联，因为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中国进去以后苏联就天天挨批，所以它就天天答辩。当时我们对联合国很多问题的讨论，因为刚刚参加联合国很多问题跟我们利益没有关系，我们基本上没有全面参与，对很多问题是超脱的。碰到投票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发明一个说法叫做不参加投票，人明明在场而不参加投票。开始我们第一次用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很奇怪，明明在场参加讨论怎么还说不参加呢？为什么我们用这个词？联合国原来投票有三个方式：赞成、反对、弃权。联合国电子板上显示出来也是这三个。所以不参加投票必须要举手发言。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弃权就是放弃权利，我们是主权国家，为什么要放弃权利呢？权利是不能放弃的，放弃了权利回国也不好交代，我们只是不参加投票，超脱而已。所以我们发明这个说法，不参加投票。后来别的国家发现这个做法不错，也有人效仿我们，这就成为联合国表决方式里面的第四种方式：不参加投票。

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开始奉行全面开放的外交政策。全面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开放了，所以全面开放就是对西方开放。从原来的反霸统一战线转变为全面开放，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次大调整。适应我们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也适应联合国里面从70年代的对抗和斗争转变为80年代的对话和谈判。我们在联合国里面的角色也发生转变。从原来和77国集团一起战斗的斗士变成南北之间扮演桥梁作用的角色。当时联合国里面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全球谈判，谈判的双方，一方是77个集团，另一方是欧盟和美国。我们中国代表团在谈判当中的主要角色是积极寻找谈判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然后把这个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用适当文字表达出来，提出所谓的折中案文，争取双方接受，从而推动谈判的进程。

这首先是我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因为全球谈判达成协议，无论从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还是从发展中国家取得金融贸易的更多发言权来说，对我们中国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取决于我们当时比较好的地位，我们跟谈判双方都能说上话。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77国集团利益基本一致，而且有了70年代长达10年的共同斗争的经历，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奉行全面开放的方针，与西方国家也开拓了良好关系。所以利用了这种跟双方都能说上话的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虽然全球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双方的好评。

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就是不再把联合国看成只是一个讲堂，而是全面参加它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两个突破：一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二是参加维和。在这两个问题上突破了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二是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我们过去对维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维和是大国操纵小国的工具，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我们主张不参加，而且是拒交维和费用。联合国的费用是分两块，正常的会费是成员国必须交的，欠费超过两年你就没有表决权。联合国维和的费用是另外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五大国比例要高一点。我们一直拒交最后累计达到5000万美元，然后1990年起我们开始突破，这个钱当然不再交，和联合国达成妥协方案，我们从此参加维和，这笔钱你们抹掉。联合国当然希望我们参加维和，所以就抹掉这笔钱。

我们至今派遣过军事观察员、警察、工程兵、成建制的非战斗部队，唯一没有派遣就是成建制的战斗部队。累计已经参加了17项维和行为，人数达到7293个人，在联合国里面排第13位。所以到现在为止，联合国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个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

第三个阶段就是90年代，90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主要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常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国主导联合国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态度改变了。所以参加五常磋商是我们在联合国角色里面的又一个突破。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已经发展到全面参与、积极应对这样的程度。可以说联合国讨论的所有问题，开展的所有活动，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足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参与还处在应对的阶段，虽然是积极应对、灵活应对但毕竟还是应对，还不是主动利用联合国。

举一个例子来说，联合国大会每年有170多个议题，其中有一个议题是中国提出的吗？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每月审议二三十起地区的冲突，有哪个冲突的决议是中国提出的吗？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中国多边外交不积极？不是。因为每个议题、每个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主要当事国。中国不是任何一个问题的主要当事国。这应该说是一种相当舒服的、超然的处境。但是以后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吗？我说往前看十几二十年，这种情况会变，因为以前我们是一个在海外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但是随着我们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我们走出去的方针，我们已经从一个在海外没有实际利益的国家，变成一个在海外有实际利益的国家。我们就需要通过外交来保护我们在海外投资经商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做的时候手段是多样的，但是联合国不失为是一项好的工具。什么呢？因为合法性。两次伊拉克战争表现出了，通过联合国搞，合法性就不太容易受到质疑。撇开联合国，合法性就容易受到质疑。将来我们就需要考虑，什么情况下需要联合国来包装我们一些行为。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面临一些挑战和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一是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二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三是已经介入的现实和不干涉内政的理念的矛盾。

先讲第一个：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最突出表现在苏丹问题上，因为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我们受到舆论上不少批评和谴责，批评我们为了石油利益不对苏丹政权施加压力，对其进行制裁。这里就面临我们怎么样妥善处理的问题，既不能因为外交形象而损失实际利益，但也不能因为实际利益而损害外交形象。到现在为止苏丹问题处理得基本还可以，可能借苏丹问题反华的浪潮会小一点。但是这类矛盾不会消失，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人家老说，中国去投资的地方，老是这样一些地方，不是内部有冲突，就是有人权问题、腐败问题，或者是军政权，为什么中国老去这些地方？我回答是，首先我们不是老去这些地方；其次，我们别无选择，一些稳定地方、好的地方早被西方国家占领，我们进不去了，我们作为后来者只有这些地方。

第二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有冲突有动乱就不进去，因为没有眼前利益就没有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以为进去就安心了，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你进去了，是跟当权派达成协议，他批你这块地，批给你这块油田，但是一旦其政权变了，你得到的东西保险吗？所以要考虑到我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只有实现了稳定，实现了民族和解，我们在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长远利益的保障。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是不干涉内政。现在我们已经插足到这样一些地区，进入一些国家，我们认为还是不干涉内政。但是当地反政府力量并不认为你不干涉内政，他认为你已经站在当权派一边，你和当权派已经达成协议，产生的经济利益，到不了反政府武装的手里，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反政府武装绑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已经受到了考验。我想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有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些国家能不能实现民族和谐、取得政治稳定已经不只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与我们利益有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推动这些国家实现民族和谐，取得长远的政治稳定，使我们外交不干涉内政的理念有新的发展。联合国确实为此提供了最好、最合法的平台。

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个部分我想讲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国际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崛起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今天我只讲一讲国际的。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说过，我们中国的和平发展，机遇空前，挑战空前。这个机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对当今世界的论断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像一些事实所证明的一样，多极化、全球化在加速发展，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大大拉近了中国和世界距离，使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从世界的发展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中国的发展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选择了在现行国际体制内发展这样正确的方针。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体制，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不合理性，但还是可以利用的，我们不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参与这个国际体系，从中求得我们的发展，并且逐步改造这个国际体系。这样的政策方针使得我们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在一个相对和平、少受阻遏的环境中，取得了发展。这样的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反，三十年以来，我们和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我们参与了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现有国际规则的改造，这为我们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从这一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几件大的特殊的例子，比如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在两件关系到我们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尊重了我们的利益：一个是台湾问题，即2008年5月份台湾所谓的“领导人选举”。陈水扁是要搞入联（参加联合国）公投绑大选，借此挑起台湾民众的情绪，支持他们民进党继续执政，但是美国政府从国务卿到白宫发言人再到小布什总统，多次发话，表示反对陈水扁实行的这一套。最后马英九高票当选，挫败了陈水扁的企图。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政府采取的立场对台海形势以及台海两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掀起了一阵反华浪潮，要抵制我们的奥运会。其中一个重要的矛头是指向小布什，因为小布什曾说过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他要带着全家人来参加，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西方世界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小布什改变他的初衷。但小布什始终坚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布什很喜欢中国么？他在APEC会议上说出了原因，他说我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是表明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他已经体会到这是一次向全体中国人表态的机会，对以后中美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美国政府在这两件事上都尊重了中国的根本利益，而我们也用行动表示，我们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的地位，我们没有实力也没有这个政治意愿——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了。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到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个词汇，“互相尊重对方的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在和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从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经济合作走向真正的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标志着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个全新局面。当然，这一年当中也有许多逆流问题，比如奥运火炬的传递，在中西方媒体和网民中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浪潮。但是正像胡锦涛同志发表的讲话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不可能出现几个西方国家联手起来遏制中国的局面，有一些反华人士有这个企图，但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前提之下，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联手遏制中国的情况出现，这就是中国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当中所谓机遇最基础性的东西。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改革开放，和平崛起，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为什么挑战空前呢？据我观察，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警惕，使得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当中对中国竞争意识、防范意识明显上升。刚才我说到美国的一面，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到美国的另外一面，即对中国防范的一面，这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还是台湾问题，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不无担忧。小布什离任之前，批准了对台湾六十亿美元的军售，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历史上最高的，这表明了美国牵制海峡两岸发展的步伐。另外大家也看到了，美国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放弃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原则，在印度还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放了它一马，跟它发展了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这明显是在中国周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印度到日本到澳大利亚。意思是什么呢？是美国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发展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是这样解读这句话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现在还不担心，中国还没有资格和实力来挑战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能保证中国在强大之后来挑战美国的地位，所以美国在中国周围修这么一道“防火墙”，一旦中国强大了之后，如果哪一天有这个意图来挑战美国的话，这个“防火墙”就发挥作用了，能遏制你的战略进取。美国这么一个“两面下注”的政策，已经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从中美关系来说这不是新的因素。倒是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在欧洲的负面反应。在过去的一年里，从中国的大国关系来看，起伏最大的是中欧关系，有人形容为“过山车”。过山车往上走的时候很短，往下冲的时候很长很厉害，在过去一年中，中欧关系几次跌进谷底。这是欧洲国家从媒体到政府到民众，不能冷静地对待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结果，从它们的学者、政府、执政党发表的一些言论中，我看到它们是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的。它们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中欧之间的三对矛盾凸现出来了：

一是经济上的竞争，二是势力范围的竞争，三是发展模式的竞争。我全引用它们的材料。先说经济上的竞争，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一些被超越的国家，从国民感情到舆论再到领导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以说它们适应得不是很好。这一年当中，欧洲对华舆论的迅速恶化就是一个直接反映。所以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在2008年北京召开的一次中欧峰会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可能被欧洲看作是一个威胁。”第二是它们认为的所谓势力范围上的竞争。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2006年中国召开了一次很成功的中非论坛峰会，那次会议非洲43个国家首脑出席，签署了大量的合作协议，中非双方的领导人都非常满意，但没想到西欧一片哗然，认为中国要开始进入它们的势力范围了。站在它们的立场上来看，如果说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的话，非洲就是欧洲的后院，是它们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它不能接受中国大举进入非洲的事实。德国的执政党在它的亚洲方面的报告中说：“崛起的中国在能源非洲和外贸领域渐渐成为欧洲的对手。”上周我和学生座谈，其中有一位非洲的留学生，他告诉我他现在到中国没法经过巴黎，只能到法兰克福转机。不知道这是个别例子还是普遍现象。说明法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第三是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成功，客观上来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这是欧洲不能接受的，一个德国执政党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的成功向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次序，削弱了西方制度的吸引力，构成了中国对欧洲政治经济的全面挑战”。所以欧洲舆论和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摇摆，不是偶然的，是它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所作的错误判断。过去在欧洲的整体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可以借鉴的力量。冷战时期它们借助中国平衡牵制苏联。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时候，西欧曾经一度借中国牵制美国，增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局面，就是德国、法国和中国、俄罗斯四国联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四国联手主导了安理会，使得安理会没有对美国授权对伊开战。德国和法国背离了自己的盟友美国，和中俄联手，是西欧国家战略定位贯彻实施中最突出的绝无仅有的例子。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欧洲改变了对中国关系的战略定位，把中国从一个可以借助的发展中国家改为强劲的经济对手。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印度这里看得到，在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得到，在俄罗斯也有一定反映，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和我们一些主要的邻国，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这也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一些主要的大媒体现在聚焦中国，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从他们的角度立场出发加以解读。这造成了我们内政和外交的界限的模糊，我们任何一项国内的行动他们都要判断这会对国际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更不要说我们的外交行动。二是挑刺的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我还举奥运会的例子。北京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华的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但在大量报道北京奥运会成功的同时，他们有三种说法，比较有特色地体现了西方媒体对华的视角和我们在改善舆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在他们报道许多好的消息的同时，最后一句话是“中国把自己的最好一面拿出来给世界看。”这句话不能说有错，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化指导下必然的行动。我们再穷，家里如果有客人来，我们也要拿出最好的一面来，这是对客人的尊重。但说这句话的时候，潜台词是说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中国的全部。第二种说法，说中国的奥运会期间，平淡无事。在我们看来，这次我们办了一届平安的奥运会，没有发生重大的干扰性事件，但这又成了西方媒体挑刺的一个地方。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坏消息才是好消息”。对其加以报道才能体现媒体的独立性，才能成为媒体的卖点，但这次奥运会期间，没有他们喜欢的消息，所以他们说我们这届奥运会办得平淡无味。第三种说法是带结论性的，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只有在像中国这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才能取得。这也是我们说的一句话的贬义性的说法。胡锦涛同志在总结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西方媒体从坏的方面解读，由于你是集权的，所以才能办成。西方媒体这样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第一，不可能改变，他们是以标榜媒体独立，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为其生命线的；第二，跟我们的文化不同；第三，跟我们价值观不同。上面引到的三种说法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媒体这样根本的趋向难以改变，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舆论。这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又一个挑战，即国际舆论的挑战。

我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综合起来看，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国际关系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的关系，中外领导人之间频繁往来，各种会晤广泛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展开。但另一方面，竞争和防范的意识也在上升。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两者的关系？国际舆论也是这样，一方面国际舆论高度重视中国，聚焦中国甚至拿放大镜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偏见、误导，我们如何认识、如何对待？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今后中国外交的使命。

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从国家关系来看，就是现在世界上普遍出现的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和行动，我们怎么看待应对。刚才讲的美国的例子最明显的，它们也公开讲它们的对华政策是两面下注：一方面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和中国的广泛合作，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修筑“防火墙”。其他国家虽然没有说，但实际做法都大同小异，都是两面下注的办法。站在它们的角度理解，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它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它们要利用，挑战它们要防范。这种现象为什么会普遍出现，“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我想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历史规律，我们说我们是和平崛起，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人家认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崛起没有对国际关系造成震动甚至挑起世界大战的先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环境当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的环境当中崛起，不会带来战争，也不应该带来战争。我们将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人家心里想：希望如此，但可能吗？第二个因素，因为中国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和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岛屿之争，和日本的海洋划界和钓鱼岛之争等等，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我们奉行邓小平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人家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强大了是否还会执行这样政策。”第三是制度问题，中国奉行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说我们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世界上各种制度的合理之处，我们已经表现得够好的了。但是我们的成功本身客观上打破了西方模式普世性的神话。总之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都要把中国因素放在里面。

最近有位新加坡学者讲过这样一段话：“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值得骄傲的，但同时这种新的局面也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那我们怎么对待？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是区分防范和遏制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防范是防御性的，遏制是进攻性的，防火墙的设立，如果我们这边没有火，那它就形同虚设。所以首先第一条是不要惊慌，第二条是保持警惕，防范和遏制之间的界限不是牢不可破的，从防范走向遏制只是一步之遥，要保持警惕。第三条，我们这里没有火，我们不会主动放火，但有时事态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火情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军人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一旦出现了非我因素引起的火情，我们要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冲破这个防火墙，维护国家的利益。第四条，我们要主动争取改变这种两面下注的格局，两面下注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毛主席说过，两面总有一面是主要的，到底是防范为主还是合作为主呢？这要依靠我们的外交工作，争取一些主要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印度对中国的合作一面成为主导的一面，防范的一面成为次要的一面。这是我们外交的新的世纪，六十年后的今天面临的新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各国对中国这种两面下注的趋向，扩大合作，遏制防范。这方面最近出现了好的苗头。奥巴马上台后，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思潮，主张美国对华奉行一种超越两面下注的战略。日本政坛也发生了变化，新上台的民主党更重视亚洲、更重视中国。所以如果美国和日本对华政策能发生积极变化，就能带动欧洲，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合作共赢局面。

最后讲一讲国际舆论环境。刚才讲到西方媒体是以挑刺、标榜独立性来作为他们的本钱的。客观地说，西方媒体也是迎合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思维定式。由于西方社会多年来平稳的发展，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西方的制度是最好的，而中国这种集中制国家就容易带来问题，所以凡是中国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报道，一种报道说闹事的人不对，另一种是批评政府的话，西方社会一种自然的倾向就是会相信批评政府的报道。这种思维定式和媒体的推波助澜，造成了整个舆论环境对华不利。那么怎么打破这样的格局呢？我认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示：我们的社会越开放，国际的舆论环境对我们会越有利。从三件事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来，一是汶川地震，二是西藏事件，三是新疆的“七五”事件。关于汶川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允许西方媒体进去报道，接受国际上的援助，新疆事件也是这样，我们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西藏发生事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外开放西藏，大家就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全部是反面的，用的都是达赖集团的话。对新疆的报道就两种声音都有了。这说明我们越是开放越是自信，越能改变国际舆论环境。另外就是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因为西方对政府有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府。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当中，影响西方媒体的是两股力量，一是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他们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二是我们网民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西方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认为对中国过分严厉会得罪中国人民，会得罪他们想影响的、加以演变的中国人民。所以后来促使他们重视中国在新疆和西藏问题立场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表态，不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而是我们的人民，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和国外表达的意见，使西方受到了震动，知道中国人民和政府是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不可侮。所以想要改变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该更加开放，并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更好的发挥。

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呢？可以用好多严肃的语言来概括，但我想用一位境外人士调侃的话来概括，他用调侃的方式说：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挨打的阶段，一个是挨饿的阶段，一个是挨骂的阶段。清朝中后期开始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处在挨打的阶段，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处在挨饿的阶段，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挨骂的阶段。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有资格被骂？这六十年当中被骂得最多的国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现在我们中国有资格进入被骂的行列了。可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取得伟大成就这个桂冠上的一个不合适的点缀。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一些西方媒体和西方人士的不恰当的批评。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从而为我国现代化事业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六十年之后的外交指明了一条道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所谓外交并不是过去狭义上的外事部门的外交了，是全民的外交，是国内的建设和国际关系的总和的反映，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全体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为营造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而共同奋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