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之花》

而本书重要的第一章，我则献给了欧洲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革命者：以康乃馨为象征的克拉拉·蔡特金；以苹果花为象征的茅德·冈；以玫瑰花为象征的罗莎·卢森堡。她们亦是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佼佼者。

年少之时，常在各种场合读到这样的语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彻底解放自己。那时没有一点理论涵养，立刻就将这一理念幻化成壮观图景：浩浩荡荡的工农兵战士，手拿冲锋枪，冲向亚非拉。当然这些战士中是少不了女兵的，短发，或梳短小辫，高撸袖口，肩挎钢枪，胳膊和男人一样粗，表情如《红灯记》中的苦大仇深的李铁梅。几十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阅历，使我有了切身体会，原来这解放的秩序对女性而言要做重大调整：原来女性只有先解放自己的意识，才有可能去解放全人类。

这是必须要梳理的一环，因为，没有这样的追根寻源，我们无法接通本土的地气，无法叙述我们土本上开放的革命之花。毕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而言，她们是点燃星火的异国女神。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句出于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之口的关于革命与女性的格言，究竟出自何时何处何种境况之下，尽管多方寻探，此刻的我，依然不得而知。请问罗莎·卢森堡在天之灵：为什么大街上只有一个革命者之时，那个人必定就是女性呢！因为女性是具有母性的人类吗！因为女革命者保护革命，尤如保护自己的儿女，这里除了理想，情感，甚至还有本能吗！因为在女性的天性中，包含着天然的革命性吗！因为具备了柔韧的忠诚，因此便有了情爱般的追随——女革命者是会将革命做了她的爱人来毕生忠诚、为她而牺牲的吗！

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女人是直接追随男人的，而近现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如我以下写到的那一群——有时候，您真的难以判断，她们是因为想要通过主义来追随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是因为她们想要通过男人来追随她们所爱的主义；还是因为她们想要通过主义来爱自己解放自己；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自欧洲的红玫瑰罗莎·卢森堡诞生整整四年之后，遥远的东方，一朵旷世之菊傲然开放——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横空出世，一群杰出的女性簇拥着她，如星拱新月，是黎明到来的黑夜前开放的鲜花。而陈修良在不算太遥远的未来将与秋瑾会合。秋瑾与陈修良之间的直接关系，是用生命建立起来的——以1907年7月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的牺牲为节点——同月，芳魂归天的那年，陈修良诞生——浙东宁波城，一个十九岁的少妇生下一对女双胞胎，其中有一位，便是后来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卓越的女共产党人、鄞州城大名鼎鼎的沙氏家族一员——沙文汉夫人陈修良（1907-1998）。

在中国革命史上，陈修良当得上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

将近一个世纪，她与她家族的革命经历，尤如一串珍珠中的链条，串起了浙江众多女性革命者的珍珠，构成了一条革命纵贯线，横生牵挂，托起多少革命之花，络绎不绝地开放在历史的革命大树之上，形成本书鲜花盛开的大格局。

33位革命女性中，最后一位，是以梅为象征的女地下工作潜伏者朱枫，她也是陈修良少年时代的闺蜜。这几年谍战戏的盛行，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女地下工作者的隐秘生平，越来越被后世的人们关注，而经过文学、文艺、电影、电视的人们加工的本来真实的人生，反而因经过演绎之后显得虚构化了。很多人以为这些人事，只发生在那小小的屏幕当中，诸不知生活永远大于我们对生活的认识，真实的故事远远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这部书中出现的女性中最后一位主义的献身者朱枫，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传奇女性。

1949年10月1日，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登上了天安门检阅台，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登高一呼。而11月，沙文汉和陈修良这对革命夫妻，终于在南京玄武湖旁正式会师。有谁会想到，就在万众高呼，礼花升空的狂欢里，有一位越中女儿，陈修良当年的闺中密友，肩负信仰给她的使命，秘密潜行，别夫抛子，踏海万里，又一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呢！以陈修良为纵线的“主义之花”，终于串列到最后一朵鲜花了，牡丹在这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峭凌时节，将与怎么样的同类含泪含笑相逢呢？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正是隆冬季节，朱枫烈士得以在此季节英魂一缕归故园，潜伏者终于归来，恰如枝头寒梅，傲雪怒放。我遍数万千花朵，亦只有梅花，才能比拟朱枫，也只有梅花，堪与牡丹相匹。朱枫一生，当得起国色天香的如梅人生。

又是一年花朝节，西子湖畔，玉兰花开过了，茶花开过了，紫藤花开过了，桃花开过了，月季花开过了，而杜鹃花此刻正在孤山脚下的秋瑾墓前盛放。至此，全书33位浙江革命女儿的历历往事，全部叙述完毕。而伴随着我的季节，也从起笔时的上一个春天，来到了下一个春天了。

案前点上了一盏普洱茶，茶是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寄来的，赠者为当年珍留下李敏烈士一缕青丝的王甸老人。

清明前夕，我曾捧着这罐珍贵的普洱茶，带上我平时珍藏的两只龙泉青瓷盏，由曾经专访过王甸老人的四明山小老乡黄溪鸿陪同，专程来到了宁波鄞州章水镇镇樟村中心李敏等烈士当年的就义之处、李敏烈士的新修墓前。鄞州区委宣传部长王海娟女士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这座从1951年开始建造的鄞州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几经整修扩建，纪念塔黑色底座，白色塔身，象征着光明冲破黑暗。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塔身高44.12米，是纪念烈士们隆重入土的1944年12月。

我们一行人为李敏烈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清明茶祭，用的正是来自王甸老人的那罐普洱茶。也许，我们算是李敏烈士新修墓地最早的一批奠祭者了。大批的祭者将在第二天到达，届时，这里将举办一个隆重的清明纪念革命先烈的活动。

当我将两杯茶冲泡好，端放在烈士墓前时，我心里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的，这对当年的红色恋人，已经人天永隔近一个花甲了，如今，愿他们的心灵能够在一起，共品一杯和平之茶吧。

在烈士墓前拨通了王甸老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王老的女儿，她说父亲因为哮喘病，正在楼上休息，恐怕不能够接电话了，我们自然表示理解，正待请她转告我们这里的祭奠一事之时，王老竟然听到，主动接过了电话。当我们告诉他，此刻我们正在李敏烈士的陵墓前，用他赠送的茶叶祭奠先烈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啊……”

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些年来，每年清明之前，他们都会收到来自云南的王甸老人寄来的花圈款项，由于年老体弱，他无法再从那遥远的西南边陲赶来祭奠，只能委托陵园代为扫墓。陵园方面无比感动之余，也再三请王甸老不必再寄买花圈的钱，他们会帮助他了却年年清明的心事。王老却说这是万万不行的。我闻之亦为王老的深情感慨。中国人的传统，若进殿烧香，再穷，那支香钱还是得由发愿者自付的。在这方面，我们革命者的传统也和我们民族的传统完全一致。

告别烈士墓，将那两杯青瓷盛泡的普洱茶留在了墓前。渐行渐远，回头看，烈士墓嵌进了众多烈士碑墓之中，那两盏芳茶，竟然就成了青青的小小的一点。此时，我想起了我母亲和我的姨妈。六十年前，母亲身着月白旗袍，穿过百里坟场，投奔革命之际，我姨妈因为已有孩子无法共去，则扯下被单做成衬衣，支持家人投奔革命，又摘下金耳环献给农会，投身土改。当她们垂垂老矣之时，我常常无法想象她们年轻时的激情——或许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激情如果不经历感同身受，又怎是想象得来的呢。

行文至此，踱步南窗，墙下一支幽兰报讯：万紫千红的春天，已然迎来了万物茂盛的初夏！

2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