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之花》

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

【基本信息】

作者：王旭烽

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6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前序，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为尾声，以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夫人、曾经担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及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陈修良革命经历为纵贯线，以辛亥革命、倒袁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次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等历史阶段为单元，串以一系列浙江籍或主要在浙江从事革命工作的女共产党人的红色传奇，形成本书结构。

在30万字左右的篇幅中，秋瑾、徐自华、陈修良母女、胡焦琴、朱凡、王会悟、张琴秋、金维映、杨之华、李敏、朱枫……女性革命者如同鲜花次第开放，谱写出革命之路上绚烂的篇章。革命的残酷与跌宕，革命女性的爱与恨、信仰与理想都得到了真实而详尽的再现。在她们的身上，“最激烈的真与最温柔的美合二为一”。书中将每位女性配以一种气质接近的花朵，在插图中一并体现，这些革命女性或有着菊花的绝傲，或有着梅花的凛然，或有着牡丹的绚烂，或者有珊瑚花的雅致……

【作者简介】

王旭烽，教授、著名女作家，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茶文化学科带头人。祖籍江苏徐州，出生于浙江平湖，幼时在富春江两岸迁徙辗转，少年时随父母入杭，从此与西湖做伴，品佳茗，历山川，风雨人生，荡涤情怀。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沉醉于文学。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数十年文学及学术生涯，杜鹃声里，烟雨楼中，精雕细琢，遂成文字一千万。十年磨一剑，写就“茶人三部曲”，前两卷《南方有嘉木》及《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三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艺类图书奖，并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此外，获得各类文学奖项数十种。对茶文化及浙江、杭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有多部小说、随笔问世。戏剧作品有越剧剧本《藏书之家》、昆剧剧本《红楼梦》等。

【作者自序】

且随我遍访湖山芳魂
——写在《主义之花》出版之际

家在西子湖上，惯于湖畔徜徉，遍访湖山芳魂。西泠桥北是“妾乘油璧车、郎骑青骢马”的苏小小，西泠桥南是“呜呼鉴湖女侠”的秋瑾。独立桥中，环顾两侧，此一对吴越女儿，如湖上双璧，滋我身心，也弧成我书写她们各自不同世界的扇形视野。

正在撰写着的这部名叫《主义之花》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眺望着秋瑾墓的方向书写成的。如果说与上一部著作《家国书》有什么渊源的话，应该是前部书以浙东四大家族群像为主角，构成百年家国意象；而此书则以近现代浙江革命女儿为星辰，企图遥布成深远迷人的星空。两部书就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姊妹篇，延续着多年来我一直思考书写着的一个主题——信仰与人。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走读浙江的机会，正是在那次经历中，我走访接触到了一些非凡的浙江女性经历，她们成为我撰写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行》中的女主角。她们中一些人的性格、生活细节、感情经历，后来散落在我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中，演绎为小说的内容。

十八年后，因为重走我母亲家族所栖息的浙东山水，在萌生撰写纪实文学《家国书》之际，那些跌宕起伏的女子的传奇经历，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对她们的叙述不够充分，尤如画中速写，聊聊数笔，虽亦传其神，毕竟少其血肉，难度风采。因此，在《家国书》所能涉及的范围内，对她们封尘的人生历程又做了一番重新的梳理与思索。

因了《家国书》的出版，自以为长达近二十年的这一主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不曾想到，那内在的呼应竟然会如此绵长不绝，以至今天，我将我两浙革命女儿的如花生命构成了本书的全部内涵。

浙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思想酝酿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时，浙人比例居多。浙江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地，而在这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中，浙江的女性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两浙女儿给人的印象为温柔婉约，娴静有佳，但在吴山越水之间还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她们的主义与信仰交织成青春、爱情与鲜血，她们彷佛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气质，构成了绚烂狂热夺目的花样群像。

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革命女子，几乎都是与男儿有着非凡情感经历的女子。我也把我的叙述重点，放在她们内在的情感经历之中。

为主义而革命的女性，或许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已然构成一个文化悖论；如果你是一位女革命者，那么你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具备了完善特质的女儿呢？你的内里便定然是男性的，你仿佛就是图有女子外表的男子。试想，有谁不以为革命是雄性的！

我现在想要探究的却是这样一个“主义而又女性”的命题：她们固然是“主义”的，但她们更是“鲜花”，是主义的内质与鲜花的形器，是最激烈的真与最温柔的美的合二为一。诚如一位诗人所吟颂的那样：

她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她的爱就像花儿一样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因此，全书33位女性被叙述者，都对应象征了一种花世界中的鲜花，如秋瑾为菊，如陈修良为牡丹。

虽然，这是一部以革命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但没有男性的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构不成女性的。因此本书中的男性亦是作为主角登场的，我们甚至可以从这部书的书名中看到男性的身影。

仿随但丁《神曲》中的“永恒的女性引导我向前”，我以一位永恒的革命男性的形象来开启“主义之花”的神圣花园之门。“主义之花”本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烈士给家人绝命信中的一句遗言，这位烈士为浙江上虞人氏，名叫叶天底（1898-1928），他是我们在本书中亮相的第一位主义男。以这样一位男儿的遗言“主义之花”作为本书书名，是要企图说明主义乃是超越性别的所在。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儿如花的品相之外，亦还因为革命那富有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之禀赋。在充满血腥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竟然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阴柔的美感。

而本书重要的第一章，我则献给了欧洲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革命者：以康乃馨为象征的克拉拉·蔡特金；以苹果花为象征的茅德·冈；以玫瑰花为象征的罗莎·卢森堡。她们亦是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佼佼者。

年少之时，常在各种场合读到这样的语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彻底解放自己。那时没有一点理论涵养，立刻就将这一理念幻化成壮观图景：浩浩荡荡的工农兵战士，手拿冲锋枪，冲向亚非拉。当然这些战士中是少不了女兵的，短发，或梳短小辫，高撸袖口，肩挎钢枪，胳膊和男人一样粗，表情如《红灯记》中的苦大仇深的李铁梅。几十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阅历，使我有了切身体会，原来这解放的秩序对女性而言要做重大调整：原来女性只有先解放自己的意识，才有可能去解放全人类。

这是必须要梳理的一环，因为，没有这样的追根寻源，我们无法接通本土的地气，无法叙述我们土本上开放的革命之花。毕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而言，她们是点燃星火的异国女神。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句出于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之口的关于革命与女性的格言，究竟出自何时何处何种境况之下，尽管多方寻探，此刻的我，依然不得而知。请问罗莎·卢森堡在天之灵：为什么大街上只有一个革命者之时，那个人必定就是女性呢！因为女性是具有母性的人类吗！因为女革命者保护革命，尤如保护自己的儿女，这里除了理想，情感，甚至还有本能吗！因为在女性的天性中，包含着天然的革命性吗！因为具备了柔韧的忠诚，因此便有了情爱般的追随——女革命者是会将革命做了她的爱人来毕生忠诚、为她而牺牲的吗！

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女人是直接追随男人的，而近现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如我以下写到的那一群——有时候，您真的难以判断，她们是因为想要通过主义来追随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是因为她们想要通过男人来追随她们所爱的主义；还是因为她们想要通过主义来爱自己解放自己；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自欧洲的红玫瑰罗莎·卢森堡诞生整整四年之后，遥远的东方，一朵旷世之菊傲然开放——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横空出世，一群杰出的女性簇拥着她，如星拱新月，是黎明到来的黑夜前开放的鲜花。而陈修良在不算太遥远的未来将与秋瑾会合。秋瑾与陈修良之间的直接关系，是用生命建立起来的——以1907年7月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的牺牲为节点——同月，芳魂归天的那年，陈修良诞生——浙东宁波城，一个十九岁的少妇生下一对女双胞胎，其中有一位，便是后来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卓越的女共产党人、鄞州城大名鼎鼎的沙氏家族一员——沙文汉夫人陈修良（1907-1998）。

在中国革命史上，陈修良当得上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

将近一个世纪，她与她家族的革命经历，尤如一串珍珠中的链条，串起了浙江众多女性革命者的珍珠，构成了一条革命纵贯线，横生牵挂，托起多少革命之花，络绎不绝地开放在历史的革命大树之上，形成本书鲜花盛开的大格局。

33位革命女性中，最后一位，是以梅为象征的女地下工作潜伏者朱枫，她也是陈修良少年时代的闺蜜。这几年谍战戏的盛行，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女地下工作者的隐秘生平，越来越被后世的人们关注，而经过文学、文艺、电影、电视的人们加工的本来真实的人生，反而因经过演绎之后显得虚构化了。很多人以为这些人事，只发生在那小小的屏幕当中，诸不知生活永远大于我们对生活的认识，真实的故事远远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这部书中出现的女性中最后一位主义的献身者朱枫，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传奇女性。

1949年10月1日，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登上了天安门检阅台，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登高一呼。而11月，沙文汉和陈修良这对革命夫妻，终于在南京玄武湖旁正式会师。有谁会想到，就在万众高呼，礼花升空的狂欢里，有一位越中女儿，陈修良当年的闺中密友，肩负信仰给她的使命，秘密潜行，别夫抛子，踏海万里，又一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呢！以陈修良为纵线的“主义之花”，终于串列到最后一朵鲜花了，牡丹在这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峭凌时节，将与怎么样的同类含泪含笑相逢呢？

2010年12月9日12点45分，正是隆冬季节，朱枫烈士得以在此季节英魂一缕归故园，潜伏者终于归来，恰如枝头寒梅，傲雪怒放。我遍数万千花朵，亦只有梅花，才能比拟朱枫，也只有梅花，堪与牡丹相匹。朱枫一生，当得起国色天香的如梅人生。

又是一年花朝节，西子湖畔，玉兰花开过了，茶花开过了，紫藤花开过了，桃花开过了，月季花开过了，而杜鹃花此刻正在孤山脚下的秋瑾墓前盛放。至此，全书33位浙江革命女儿的历历往事，全部叙述完毕。而伴随着我的季节，也从起笔时的上一个春天，来到了下一个春天了。

案前点上了一盏普洱茶，茶是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寄来的，赠者为当年珍留下李敏烈士一缕青丝的王甸老人。

清明前夕，我曾捧着这罐珍贵的普洱茶，带上我平时珍藏的两只龙泉青瓷盏，由曾经专访过王甸老人的四明山小老乡黄溪鸿陪同，专程来到了宁波鄞州章水镇镇樟村中心李敏等烈士当年的就义之处、李敏烈士的新修墓前。鄞州区委宣传部长王海娟女士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这座从1951年开始建造的鄞州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几经整修扩建，纪念塔黑色底座，白色塔身，象征着光明冲破黑暗。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塔身高44.12米，是纪念烈士们隆重入土的1944年12月。

我们一行人为李敏烈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清明茶祭，用的正是来自王甸老人的那罐普洱茶。也许，我们算是李敏烈士新修墓地最早的一批奠祭者了。大批的祭者将在第二天到达，届时，这里将举办一个隆重的清明纪念革命先烈的活动。

当我将两杯茶冲泡好，端放在烈士墓前时，我心里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的，这对当年的红色恋人，已经人天永隔近一个花甲了，如今，愿他们的心灵能够在一起，共品一杯和平之茶吧。

在烈士墓前拨通了王甸老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王老的女儿，她说父亲因为哮喘病，正在楼上休息，恐怕不能够接电话了，我们自然表示理解，正待请她转告我们这里的祭奠一事之时，王老竟然听到，主动接过了电话。当我们告诉他，此刻我们正在李敏烈士的陵墓前，用他赠送的茶叶祭奠先烈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啊……”

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些年来，每年清明之前，他们都会收到来自云南的王甸老人寄来的花圈款项，由于年老体弱，他无法再从那遥远的西南边陲赶来祭奠，只能委托陵园代为扫墓。陵园方面无比感动之余，也再三请王甸老不必再寄买花圈的钱，他们会帮助他了却年年清明的心事。王老却说这是万万不行的。我闻之亦为王老的深情感慨。中国人的传统，若进殿烧香，再穷，那支香钱还是得由发愿者自付的。在这方面，我们革命者的传统也和我们民族的传统完全一致。

告别烈士墓，将那两杯青瓷盛泡的普洱茶留在了墓前。渐行渐远，回头看，烈士墓嵌进了众多烈士碑墓之中，那两盏芳茶，竟然就成了青青的小小的一点。此时，我想起了我母亲和我的姨妈。六十年前，母亲身着月白旗袍，穿过百里坟场，投奔革命之际，我姨妈因为已有孩子无法共去，则扯下被单做成衬衣，支持家人投奔革命，又摘下金耳环献给农会，投身土改。当她们垂垂老矣之时，我常常无法想象她们年轻时的激情——或许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激情如果不经历感同身受，又怎是想象得来的呢。

行文至此，踱步南窗，墙下一支幽兰报讯：万紫千红的春天，已然迎来了万物茂盛的初夏！

2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