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 高世琦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高世琦，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历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处长、局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秘书长。曾多次主持或参加有关重要文件文稿起草工作和有关重要会议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简介
由高世琦同志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一书，于2013年3月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展历程的社科综合图书。全书分为140个专题，对我党干部教育工作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活动和重要政策文件，以时间为线索，进行了专题记述；对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特点和经验，选择适当的时间节点切入，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全书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见解深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权威性和资料性。
本书是系统学习党的干部教育史、深入领会干部教育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图书，也是一部研究干部教育工作的教科书、工具书，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做好党史党建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29 反对干部学校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延安干部教育如火如荼发展的关键时期，1941年底，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文件在指出延安干部学校存在的基本缺陷的同时，明确了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定位、归属部门，并对教员、学员、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学风建设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教育上的革命》的社论，指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这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新革命”。
延安时期，党中央为了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先后创办了许多培养干部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初，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抗大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一面积极扩大抗日军政大学，一面又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接收广大知识青年，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训练。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等。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华北地区的抗日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研究部和专修部的一部分学员除外）、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组成1700人的队伍，开赴敌后办学。不久，为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和延安大学等。至此，陕甘宁边区已拥有约30所干部学校，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多种专门学校和专业，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培养干部的学校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延安干部学校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由于抗战开始后各方面急需人才，决定了干部学校教育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各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制度和新课程。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三是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贯彻教、学、用一致的原则，注重学生在实践中的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纷纷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并更新学制，重新规定各班级的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要求学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正规化”过程中发生了教育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致使少数干部只会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不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只是空洞地望文生义，机械地学习革命理论和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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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主要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在学校的目标定位上，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在领导和管理上，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还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学风方面，强调用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研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即鄙视那些纵论古今中外，而对周围环境却一无所知的“夸夸其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必须废止注入的独断的填鸭式，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课堂上不仅应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解答。应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与印证讲课内容，使学生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加强对所学知识的信心和致用能力，等等。除此以外，对教员质量的提高、教材的供应办法、教学设备的改善、学校组织机构的改革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总之，《决定》的基本精神强调，延安干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革命干部，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当时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干部学校的师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从而使广大师生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哪些才是与实践不可分离的理论，哪些才是空而无用的条文。鲁艺在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为了加深对《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的进一步理解，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和创作是否有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他学校在整顿学风中，也都根据文件精神来审查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加深了对《决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本校改革措施，并立即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党中央对边区直属的干部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顿和调整，从实际出发合并了一些学校。如1943年4月和1944年5月，两次对延安大学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调整与整顿，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先后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约百万干部，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
附：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学校（部分）一览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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