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 高世琦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高世琦，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历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处长、局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秘书长。曾多次主持或参加有关重要文件文稿起草工作和有关重要会议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简介
由高世琦同志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一书，于2013年3月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展历程的社科综合图书。全书分为140个专题，对我党干部教育工作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活动和重要政策文件，以时间为线索，进行了专题记述；对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特点和经验，选择适当的时间节点切入，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全书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见解深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权威性和资料性。
本书是系统学习党的干部教育史、深入领会干部教育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图书，也是一部研究干部教育工作的教科书、工具书，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做好党史党建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17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是为我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主要学校，是运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从1935年11月党校恢复起，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曾为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培训两期学员后，由于红军东征暂停办学。1936年6月，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任家坪一带。10月，又迁定边县，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在一所职业学校里办学。此时校长为董必武，冯雪峰任教务主任，后由成仿吾接替任教务主任。学员来自红军部队各级领导和苏区地方工作骨干，按学员成分编为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并且设立少数民族班。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后，2月10日，中央党校随之进驻延安，校址设在东郊桥儿沟的天主教堂。校部住在教堂内，学员则住在桥儿沟两边的农村。
初到延安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仍然是董必武，教务处长成仿吾，总务处长张子良，总支书记廖志高，行政处长王大甫，自卫大队长陈庆先。学员班次不再按以前的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设置，而改为按照数字顺序编班。全校共编为七个班：一、二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每班有30—40人；三班是从根据地外面来的知识分子，有40人左右；四班主要是陕北根据地的地、县级（个别的也有区级）干部，人数最多，共有76人；五、六班是老干部、高级干部，如赖传珠、陈伯钧、罗炳辉、郭化若、朱良才、焦若愚等都在这两个班，这两个班还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也有刚从敌人监狱里出来的老干部；七班由原少数民族班以及新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组成。全校共有学员三四百人。
1937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8月，王学文接替成仿吾任教务处长。教务处增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军事等四个研究室，并相应充实了各研究室的教员。陈伯达、柯庆施、赖传珠、罗炳辉等先后担任过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军事等研究室的主任或负责人，邓力群、王任重、王鹤寿等担任过教员，还有陈伯钧、郭化若、焦若愚等学员曾兼任军事技术课教员。这时学员的班次，由以前的七个班已编至第十八班，学员1000多人，每期学员学习期限延长为半年左右。
董必武、李维汉担任校长时，中央党校主体班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等课程。政治经济学课，有的教员按照沈志远写的本子讲，有的教员按狄超白的本子讲，不论用的是哪个本子，每个教员都有自己的创新。中国问题课，基本上是讲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西安事变。党的建设课，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如何做群众工作。有一段时间，主体班开设过列宁主义概论和哲学课，除校内教员外，主要请校外的杨松、艾思奇、张琴秋、李培之等人主讲。这期间，中共中央曾指定凯丰（何克全）为列宁主义概论课指导员，张国焘为政治经济学课指导员，他们都来校讲过课。除主体班次外，还设有文化班，如少数民族班和工人班，他们主要是学习文化，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和政治常识。教员除了本校教员外，还曾外请徐特立、廖承志来校讲过自然和地理课。
1938年3月，康生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1939年初，中央党校由桥儿沟天主教堂迁至延安城北小沟坪。在这里，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更加完善，班次也逐步增多了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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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干部教育工作的力作——《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简评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和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邓发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同时成立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五人组成的党校管理委员会。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原管理委员会取消）。邓发任校长并主持校务工作，彭真任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工作，林彪主持军事教育工作。学校内设机构及负责人也相应作出调整，秘书长黄火青，教育主任张秀山，校务部长胡松，总务处长武能光。
1943年，全党普遍整风结束后，3月20日，为了让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邓发调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之后，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央党校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后将中央研究院、西北局党校以及军事学院高级班等相关的干部教育资源整合，设立为六个部：一部以原中央党校为基础，学员为地委、旅以上领导干部（多为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部以原中国女子大学为基础，学员为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三部以中央研究院为基础，学员以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主；四部以军事学院为基础，学员多为工农老干部；五、六部以西北局党校为主，五部以陕甘宁边区县级干部为主，六部是敌后和国统区来的县、区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校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一阵地。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体现党校精神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至194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学习和时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曾到中央党校参加有关活动或给学员作报告。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中央党校大部分学员陆续奔赴各个解放区，遂将一、二、三、四、六部合并为一个部，五部则从中央党校分出恢复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1946年底，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彭真调任东北局书记，中央党校机关由兼任教育长的安子文带领赴华北解放区。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中央党校停止办学，随党中央转移撤离延安。
中央党校作为培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学校，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指导，坚持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学习理论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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