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公报》

大公报国共报道的基本脉络

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在国际，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历时四个月，回来发表《苏俄视察记》，向读者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国内，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名义赴西北采访，发表系列通讯，其中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名动一时；1936年，范长江又独闯延安，在胡政之的支持下，公开报道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几乎与此同时，大公报记者徐盈、子冈在江西的采访、报道，亦涉及有关中共、苏区的话题，子冈采写的通讯《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中，甚至有一节标题就是“儿子当红军去了”。由于内容新鲜、独特，颇受读者欢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盈又奔波于山西战场，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在八路军五台总部》等长篇通讯，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可以说，大公报对于有关共产党的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

抗战八年，大公报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同时在重庆出版，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与大公报人多有往来，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大公报对中共的态度和报道，可想而知。即使偶有龃龉，也会彼此沟通、谅解，消除误会。如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错误地批评了八路军，周恩来当晚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王芸生，予以澄清。大公报不仅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并且由张季鸾抱病执笔，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诚地交换了抗日救国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大公报不遗余力地详细报道，较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浓墨重彩得多。1946-1947年国共和谈及军调期间，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国共美三方的动态，周恩来、叶剑英、林彪、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频频在大公报上“亮相”、“发言”。即使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以后，大公报仍持续报道国共谈判进程，公开发表共产党的主张，直至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大公报失去有关新闻来源，对中共的报道才日渐稀疏。

公允地说，比较其他国统区报纸，大公报对当时还在野的共产党是“帮忙”多于批评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流传甚广的毛泽东所说“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指大公报没有追随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那句话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主张、政策、动态，正是通过大公报这个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传播出去的，（抗战期间，陪都重庆有60万人口，大公报发行10万份，超过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其他各报发行量的总和）使得广大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了共产党，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比较中认识了共产党。

（笔者注：关于大公报抗拒国民党要求报纸“对共党、共军一律称‘匪’”的指令，有人夸大为“大公报从来不用‘匪’字”。这个说法并非事实。查阅当年的大公报，“匪”字同样出现在版面上。实际情况是，大公报记者写稿子不用“匪”字，编辑照发，不做改动。而大公报使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稿子时，编辑同样不做改动而照发，因此出现了“并存”的样式。这个区别虽然微小，却恰恰是大公报“尊重客观事实”的体现——包括稿件的写法这个事实。改动了中央社稿子中的“匪”字，也就不是国民党的表述了。）

至于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大公报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积极鼓吹“国家中心论”，对这个当时领导全国抗战、中共也承认并将红军改编纳入其国军系列的合法政权，确实是极力维护的，有关国民党的宣传也多，但同时保持着批评的立场，甚至与之发生矛盾、冲突。

国共内战爆发以后，大公报从反对分裂、反对内战的立场出发，以“中立”的姿态，对国共双方都曾有过批评。如果说，内战初期，大公报基于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书生气十足，对在野的共产党批评较多是事实，（指责大公报“骂”共产党的那几篇社评，都发表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那么，内战后期，面对当局贪腐、无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现实，大公报对执政的国民党越来越失望，批评也更多，不仅“小骂”，而且“大骂”，以致招来国民党的“反骂”，直至公开迫害，也同样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