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公报》

【精彩文摘】

如何理解大公报的百年传承？

说到大公报，学界总不忘提及，那是一张创刊于1902年，延续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报纸。

然而，这话错了，至少是不严谨的。

如果就“大公报”的报头而言，它确实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连招牌上那三个字都没有换。但如果讲大公报的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这些最应该属于传承的重要内容，那么，创刊早期、鼎盛及转折时期和今天的大公报，除了同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出“传承”问题。

众所周知，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英敛之、王郅隆年代（1902-1925）为创始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年代（1926-1949）为新记时期，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1949年迄今，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可以归一。

那么，人们现在讨论和研究的大公报是指哪个阶段的大公报呢？从绝大多数的相关论著看，都是指吴、胡、张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无论其言论、报道、经营、管理，包括常为论者提及、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13位著名大公报人，除了英敛之，都属这个时期。而新记大公报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在“大公报”这块招牌迄今113年的延续中只及五分之一，如此，怎能笼而统之地说什么“百年传承”呢？况且，更重要的是，它与此前、此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前述各项实质上的传承关系。

先看“新记”之前的大公报。

1902年，大公报创刊时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四年。其创办人英敛之，出身满族，祖上与清皇室曾有姻亲关系，他个人却又信奉天主教。作为一个思想、感情上新旧交织、“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目的，是宣传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就开创了“敢言”传统的话，那就是反后（慈禧）拥帝（光绪），目的还是维护满清王朝。然而，历史的发展与英敛之的主观愿望相反，大公报创办9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英敛之幻想破灭，心灰意冷，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亦不能排除其“前朝孤臣孽子”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倾向。延至1916年，英敛之卖出了他所持股票，大公报转手于王郅隆。

王郅隆何许人？一个靠投机钻营、攀附于安福系的财阀。他收买大公报，目的是为安福系宣传、造势，并且有明显的亲日色彩。安福系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他们排斥异己，推行“武力统一”，企图在中国建立皖系独裁统治，并一度操控北洋政府和国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首领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系，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王郅隆便名列其中。后由日本人保护逃亡并死在日本。王记大公报存续9年，为军阀割据、“亲善”日本鼓吹，是大公报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也就被某些刻意强调大公报“百年传承”、“一贯敢言”的人有意无意地隐讳不提或一带而过了。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且有白纸黑字在，无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如果讲“百年传承”，这段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呢？

揭示英敛之、王郅隆年代大公报的背景，是为了说明，“新记”与他们除了买卖那块“招牌”，并没有传承意义上的关系。（如果说有，也就是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胡政之，曾任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历时三年，以失败去职。但这恐怕算不得“传承”）而“新记”的命名，也正是为了有别于此前的英记、王记。

既然我们讨论、研究的大公报主要是它的新记时期，并且其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都是独特的，不仅英记、王记没有，1949年以后也已不复存在，那么，有什么必要笼而统之地讲什么“百年传承”呢？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可能混淆和误判历史。牵强附会讲“百年传承”，不是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