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公报》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人称大公报“三巨头”，又称“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人，张季鸾的笔”，很形象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大公报发展中分别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多数研究大公报的论述，也都把他们的合作视为大公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笼统地讲，这样说并不错，特别是在创办初期，没有“三巨头”的通力合作，大公报绝无可能名声鹊起。

1931年5月22日，新记公司接手第五年，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称其“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也发来题为《后生可畏》的贺词说，大公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吴、胡、张合作的肯定。

但是，如果深入细致地考察，从大公报的发展脉络看，吴、胡、张的合作大可研究。具体而言，在办报的目的与追求上，“三巨头”可谓志同而道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大公报后来的发展。

接手大公报，创办新记公司，吴、胡、张三人为什么一拍即合？——都想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是“知日派”，并且对日本的报业都有过考察，（大公报的组织机构、分配形式等大都取法于日本报馆的模式）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此之谓“志同”。但办好报纸为什么？三人的想法却不尽相同。——“（三巨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可以归纳为：吴好官，胡好利，张好名，单独一个人都不能成事，不得不联合起来而成鼎足之势。……三巨头勾心斗角，互相制约，是没有疑问的。”（见《民国的报业巨头》，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记早期加入大公报的老记者曹世瑛先生这话虽然对“老东家”有些不讲情面，但事实证明却也不无道理。此之谓“道不合”。

吴鼎昌作为当时的华北财阀领袖，极欲进入官场，因此需要政治资本。他曾说：“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由此可见他的办报初衷。后来他果然去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验证了他的“预见”。不过，他也因此成为1948年中共点名的重要战犯之一。

胡政之做过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失败了并不甘心，希望收拾旧河山，做一番大事业。他对办好报纸比吴、张看得更全面，更深远，付出的也更多。胡政之一手栽培、曾为新记大公报骨干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说：“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这应该是徐的切身感受，也是中肯的看法。正是在胡政之手上，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他个人的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他也因此成为大公报各种“罪名”的重要承担者。

张季鸾是职业报人，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因“文人论政”而得名，他专注于写文章，热衷于交朋友，在报馆里很少过问编报以外的事务。1938年，大公报创办汉口版，周恩来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1958年，新记大公报虽然已经“名声狼藉”，毛泽东还对主管新闻出版的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张季鸾英年早逝，又逢抗战中期，其时，大公报的声誉如日中天，张季鸾作为总编辑，受到各界高度赞誉。“三巨头”中，张季鸾算是“骂名”最少，得其所哉的一位。

追求不同，又要合作，因此才有了曹世瑛先生所说的“勾心斗角，相互制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对众所周知的“三巨头协定”做过一番与众不同的分析：“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制约了吴急于去政府做官；但“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又保证了吴的独资经营，胡、张最初只能算是劳方，拿的是劳力股；而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搞的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胡有用人行政之权，张有言论决定之权……如此等等。笔者以为，曹世瑛先生的这个分析，值得大公报研究者关注。

在新记大公报23年的历史上，吴鼎昌最早“淡出”。1935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依照当初的约定，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1937年转任贵州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1948年又被任为总统府秘书长。不过，吴鼎昌做了官，也依然是大公报的大股东，直到1948年末，才正式公开登报辞去大公报董事一职。1950年，吴鼎昌病逝于香港。

张季鸾是第二个“告别”大公报的。作为总编辑，他一心一意办报，不仅用他的笔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文章，实践了“文人论政”的理想，而且打造了一张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大公报的迅速成名、崛起，张季鸾功不可没。不过，“三巨头”之间，张季鸾与胡政之潜在着矛盾，例如，1936年，张提议开设上海版，吴、胡不赞成，张极不满，一度曾准备辞职他就，直到吴、胡同意了开设沪馆才回心转意；抗战爆发，武汉失守以后，张到重庆，胡去香港，各自分管重庆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和桂林大公报，直到张去世，两人合作不多。张、胡的矛盾，还成为大公报内部某些纠葛的渊源。如众所周知，王芸生与徐铸成都曾是大公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分别为张、胡所培养、拔擢，却很难在一起共事。张季鸾1941年病逝，年仅54岁。天若假年，大公报可能又是一种局面。

胡政之与新记大公报几乎同始终，如果加上王记时期，他在大公报服务了27年。较之吴、张，胡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颇谙经营之道。新记开张之初，胡政之已经办有国闻通讯社，新记早期的基干力量就来自国闻社，徐铸成、李子宽、金诚夫等更成为后来大公报的高层。大公报人事问题实行经理负责制，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新记大公报的最后7年，在吴鼎昌去职，张季鸾病逝的情况下，胡政之总揽大权，大公报能够有四馆并存，发行20万份的局面，胡政之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胡政之，也就没有人们后来称道的大公报。1949年4月，胡政之病逝于上海。有人说，胡政之之死，也是新记大公报之死。其实，胡政之病重之时，天津大公报已经停刊，改组为进步日报。（惟不知他是否知道，作何感想？）如果他再多活一个月，还会看到上海大公报“新生”。新记大公报走入历史，是一种必然，非胡政之所能左右。

大公报“三巨头”中，比起最先故去的张季鸾之备极哀荣，胡政之的离世是颇为凄凉的。不过，若与以寓公身份蜇居、一年以后病逝于香港的吴鼎昌相比，胡政之也算并未声沉影绝，至少香港大公报为之出了纪念特刊。而大公报这个纪念其创始人的特刊，也成了“新记公司”寿终正寝的标记。

值得一提的是，张、胡虽然在办报理念上有矛盾，但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向来最不容易合作，而‘文人相轻’，尤为‘自古已然’。吴张两位先生同我都是各有个性，都可说是文人。当结合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水乳，但是我们合作多年，精诚友爱，出乎通常交谊。所以然者，各人都能尊重个性，也就能够发挥个性。”这里，出于文人惯有的客套和对逝者的尊重，胡政之不免过誉了与张季鸾的关系，但说彼此“尊重个性”，却也道出了他们能够持久合作的真谛。

“三驾马车”聚于大公报的旗帜之下，都曾为之做出过贡献，又走向不同的结局，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也是研究大公报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