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公报》

【基本信息】

作者：张刃

责任编辑：马长虹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作者简介】

张刃，笔名“一刀”，是著名社论写手，也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张高峰之子。张高峰曾因成功报道1942年的河南大灾事件而名动天下，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即以此事件为蓝本。本书名为说报，实为写史。中国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国共二十八年的政争、战争，作为独立媒体的报业巨子《大公报》都是据实报道的。通过作者对《大公报》的解读，你可以看到一段完全不同的国共历史。当天的报纸是新闻，昨天的报纸是历史。

【目录】

一，走入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是“百年传承”吗

此大公报非彼大公报

“三驾马车”跑的不是一条道

大公报“投靠国民党”辨析

“四不”缘何变“两不”

“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质疑

“大公人”怎样看大公报

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大公报

二，大公报记者笔下的国共两党

“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

 大公报国共报道的基本脉络

“小骂大帮忙”的由来

当事者怎么说

考证不可以偏概全

《豫灾实录》与大公报停刊事件

大公报停刊的背后

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

大公报怎样报道毛泽东

重庆谈判“插曲”

大公报记录的国民党接收

从预见到“警告”

国民党“劫收”实录

“读者投书”里的民意

军事调处与大公报

大公报北平办事处

《延安的春天》

北平《解放报》事件

与中共代表交朋友

共产党人“亮相”大公报

军事调处一年间

军调部曲终人散时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命运

“可耻的长春之战”

“我们要活命”

大公报《哭四平》“大捷”

惨不忍睹的“大捷”

为内战为百姓而“哭”

大公报揭露的东北败象

惹恼南京的“东北在变”

“严寒”中的东北

 日渐“干枯”说东北

“跌进糟房”的东北学生

国民党对大公报“翻脸”了

“三查王芸生”与“和平无望”

 重庆大公报被控“十大罪状”

三，大公报的采编运作特色

从大公报新闻专电说起

什么是“新闻专电”

从一组专电看职业报人

“魏德迈到沈阳”背后的故事

“来函照登”的含义

琳琅满目的新闻版面设置

“花边新闻”与大块文章

精妙标题“画龙点睛”

署名、轮岗及其他

自由、独立的记者、编辑

从“合则聘约”到“信马由缰”

四馆并存“自行其是”

大公报人的职业精神与追求

大公报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异同

说说“中间偏左”立场

“新闻检查”与大公报抗检

“飞机洋狗”那段公案

国民党钳制舆论的记录

“新闻抗检”巧妙周旋

四，转折年代大公报旧闻新解

汉奸们的嘴脸与下场

群奸百态丑恶毕现

川岛芳子的另一面

“汉奸审汉奸”难逃一死

警觉日本东山再起

胜利之初的日俘日侨

日本人“乐观”中国内战

“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

1948：反美扶日运动

大公报“反苏”的是是非非

《雅尔塔协议》与反苏爱国大游行 

苏军在东北干了些什么？

“红军票”的来龙去脉

大连接收缘何一波三折

大公报上看“国大”

“制宪国大”种种

“总统选举”之外

天津大公报停刊前的那些日子

战云笼罩文化城

风雨飘摇十四天

解放之日停刊之时

五，从“新记”到“官媒”的转变

大公报“自己骂自己”

伤筋动骨的“新生”

从“向党交心”看大公报“反右”

被“清理”的“旧人员”

结语：何必“棒杀”与“捧杀”

后记

【精彩文摘】

如何理解大公报的百年传承？

说到大公报，学界总不忘提及，那是一张创刊于1902年，延续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报纸。

然而，这话错了，至少是不严谨的。

如果就“大公报”的报头而言，它确实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连招牌上那三个字都没有换。但如果讲大公报的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这些最应该属于传承的重要内容，那么，创刊早期、鼎盛及转折时期和今天的大公报，除了同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出“传承”问题。

众所周知，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英敛之、王郅隆年代（1902-1925）为创始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年代（1926-1949）为新记时期，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1949年迄今，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可以归一。

那么，人们现在讨论和研究的大公报是指哪个阶段的大公报呢？从绝大多数的相关论著看，都是指吴、胡、张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无论其言论、报道、经营、管理，包括常为论者提及、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13位著名大公报人，除了英敛之，都属这个时期。而新记大公报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在“大公报”这块招牌迄今113年的延续中只及五分之一，如此，怎能笼而统之地说什么“百年传承”呢？况且，更重要的是，它与此前、此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前述各项实质上的传承关系。

先看“新记”之前的大公报。

1902年，大公报创刊时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四年。其创办人英敛之，出身满族，祖上与清皇室曾有姻亲关系，他个人却又信奉天主教。作为一个思想、感情上新旧交织、“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目的，是宣传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就开创了“敢言”传统的话，那就是反后（慈禧）拥帝（光绪），目的还是维护满清王朝。然而，历史的发展与英敛之的主观愿望相反，大公报创办9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英敛之幻想破灭，心灰意冷，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亦不能排除其“前朝孤臣孽子”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倾向。延至1916年，英敛之卖出了他所持股票，大公报转手于王郅隆。

王郅隆何许人？一个靠投机钻营、攀附于安福系的财阀。他收买大公报，目的是为安福系宣传、造势，并且有明显的亲日色彩。安福系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他们排斥异己，推行“武力统一”，企图在中国建立皖系独裁统治，并一度操控北洋政府和国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首领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系，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王郅隆便名列其中。后由日本人保护逃亡并死在日本。王记大公报存续9年，为军阀割据、“亲善”日本鼓吹，是大公报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也就被某些刻意强调大公报“百年传承”、“一贯敢言”的人有意无意地隐讳不提或一带而过了。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且有白纸黑字在，无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如果讲“百年传承”，这段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呢？

揭示英敛之、王郅隆年代大公报的背景，是为了说明，“新记”与他们除了买卖那块“招牌”，并没有传承意义上的关系。（如果说有，也就是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胡政之，曾任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历时三年，以失败去职。但这恐怕算不得“传承”）而“新记”的命名，也正是为了有别于此前的英记、王记。

既然我们讨论、研究的大公报主要是它的新记时期，并且其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都是独特的，不仅英记、王记没有，1949年以后也已不复存在，那么，有什么必要笼而统之地讲什么“百年传承”呢？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可能混淆和误判历史。牵强附会讲“百年传承”，不是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人称大公报“三巨头”，又称“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人，张季鸾的笔”，很形象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大公报发展中分别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多数研究大公报的论述，也都把他们的合作视为大公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笼统地讲，这样说并不错，特别是在创办初期，没有“三巨头”的通力合作，大公报绝无可能名声鹊起。

1931年5月22日，新记公司接手第五年，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称其“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也发来题为《后生可畏》的贺词说，大公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吴、胡、张合作的肯定。

但是，如果深入细致地考察，从大公报的发展脉络看，吴、胡、张的合作大可研究。具体而言，在办报的目的与追求上，“三巨头”可谓志同而道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大公报后来的发展。

接手大公报，创办新记公司，吴、胡、张三人为什么一拍即合？——都想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是“知日派”，并且对日本的报业都有过考察，（大公报的组织机构、分配形式等大都取法于日本报馆的模式）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此之谓“志同”。但办好报纸为什么？三人的想法却不尽相同。——“（三巨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可以归纳为：吴好官，胡好利，张好名，单独一个人都不能成事，不得不联合起来而成鼎足之势。……三巨头勾心斗角，互相制约，是没有疑问的。”（见《民国的报业巨头》，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记早期加入大公报的老记者曹世瑛先生这话虽然对“老东家”有些不讲情面，但事实证明却也不无道理。此之谓“道不合”。

吴鼎昌作为当时的华北财阀领袖，极欲进入官场，因此需要政治资本。他曾说：“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由此可见他的办报初衷。后来他果然去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验证了他的“预见”。不过，他也因此成为1948年中共点名的重要战犯之一。

胡政之做过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失败了并不甘心，希望收拾旧河山，做一番大事业。他对办好报纸比吴、张看得更全面，更深远，付出的也更多。胡政之一手栽培、曾为新记大公报骨干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说：“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这应该是徐的切身感受，也是中肯的看法。正是在胡政之手上，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他个人的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他也因此成为大公报各种“罪名”的重要承担者。

张季鸾是职业报人，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因“文人论政”而得名，他专注于写文章，热衷于交朋友，在报馆里很少过问编报以外的事务。1938年，大公报创办汉口版，周恩来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1958年，新记大公报虽然已经“名声狼藉”，毛泽东还对主管新闻出版的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张季鸾英年早逝，又逢抗战中期，其时，大公报的声誉如日中天，张季鸾作为总编辑，受到各界高度赞誉。“三巨头”中，张季鸾算是“骂名”最少，得其所哉的一位。

追求不同，又要合作，因此才有了曹世瑛先生所说的“勾心斗角，相互制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对众所周知的“三巨头协定”做过一番与众不同的分析：“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制约了吴急于去政府做官；但“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又保证了吴的独资经营，胡、张最初只能算是劳方，拿的是劳力股；而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搞的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胡有用人行政之权，张有言论决定之权……如此等等。笔者以为，曹世瑛先生的这个分析，值得大公报研究者关注。

在新记大公报23年的历史上，吴鼎昌最早“淡出”。1935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依照当初的约定，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1937年转任贵州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1948年又被任为总统府秘书长。不过，吴鼎昌做了官，也依然是大公报的大股东，直到1948年末，才正式公开登报辞去大公报董事一职。1950年，吴鼎昌病逝于香港。

张季鸾是第二个“告别”大公报的。作为总编辑，他一心一意办报，不仅用他的笔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文章，实践了“文人论政”的理想，而且打造了一张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大公报的迅速成名、崛起，张季鸾功不可没。不过，“三巨头”之间，张季鸾与胡政之潜在着矛盾，例如，1936年，张提议开设上海版，吴、胡不赞成，张极不满，一度曾准备辞职他就，直到吴、胡同意了开设沪馆才回心转意；抗战爆发，武汉失守以后，张到重庆，胡去香港，各自分管重庆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和桂林大公报，直到张去世，两人合作不多。张、胡的矛盾，还成为大公报内部某些纠葛的渊源。如众所周知，王芸生与徐铸成都曾是大公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分别为张、胡所培养、拔擢，却很难在一起共事。张季鸾1941年病逝，年仅54岁。天若假年，大公报可能又是一种局面。

胡政之与新记大公报几乎同始终，如果加上王记时期，他在大公报服务了27年。较之吴、张，胡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颇谙经营之道。新记开张之初，胡政之已经办有国闻通讯社，新记早期的基干力量就来自国闻社，徐铸成、李子宽、金诚夫等更成为后来大公报的高层。大公报人事问题实行经理负责制，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新记大公报的最后7年，在吴鼎昌去职，张季鸾病逝的情况下，胡政之总揽大权，大公报能够有四馆并存，发行20万份的局面，胡政之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胡政之，也就没有人们后来称道的大公报。1949年4月，胡政之病逝于上海。有人说，胡政之之死，也是新记大公报之死。其实，胡政之病重之时，天津大公报已经停刊，改组为进步日报。（惟不知他是否知道，作何感想？）如果他再多活一个月，还会看到上海大公报“新生”。新记大公报走入历史，是一种必然，非胡政之所能左右。

大公报“三巨头”中，比起最先故去的张季鸾之备极哀荣，胡政之的离世是颇为凄凉的。不过，若与以寓公身份蜇居、一年以后病逝于香港的吴鼎昌相比，胡政之也算并未声沉影绝，至少香港大公报为之出了纪念特刊。而大公报这个纪念其创始人的特刊，也成了“新记公司”寿终正寝的标记。

值得一提的是，张、胡虽然在办报理念上有矛盾，但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向来最不容易合作，而‘文人相轻’，尤为‘自古已然’。吴张两位先生同我都是各有个性，都可说是文人。当结合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水乳，但是我们合作多年，精诚友爱，出乎通常交谊。所以然者，各人都能尊重个性，也就能够发挥个性。”这里，出于文人惯有的客套和对逝者的尊重，胡政之不免过誉了与张季鸾的关系，但说彼此“尊重个性”，却也道出了他们能够持久合作的真谛。

“三驾马车”聚于大公报的旗帜之下，都曾为之做出过贡献，又走向不同的结局，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也是研究大公报绕不开的话题。

大公报国共报道的基本脉络

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在国际，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历时四个月，回来发表《苏俄视察记》，向读者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国内，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名义赴西北采访，发表系列通讯，其中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名动一时；1936年，范长江又独闯延安，在胡政之的支持下，公开报道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几乎与此同时，大公报记者徐盈、子冈在江西的采访、报道，亦涉及有关中共、苏区的话题，子冈采写的通讯《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中，甚至有一节标题就是“儿子当红军去了”。由于内容新鲜、独特，颇受读者欢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盈又奔波于山西战场，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在八路军五台总部》等长篇通讯，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可以说，大公报对于有关共产党的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

抗战八年，大公报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同时在重庆出版，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与大公报人多有往来，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大公报对中共的态度和报道，可想而知。即使偶有龃龉，也会彼此沟通、谅解，消除误会。如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错误地批评了八路军，周恩来当晚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王芸生，予以澄清。大公报不仅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并且由张季鸾抱病执笔，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诚地交换了抗日救国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大公报不遗余力地详细报道，较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浓墨重彩得多。1946-1947年国共和谈及军调期间，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国共美三方的动态，周恩来、叶剑英、林彪、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频频在大公报上“亮相”、“发言”。即使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以后，大公报仍持续报道国共谈判进程，公开发表共产党的主张，直至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大公报失去有关新闻来源，对中共的报道才日渐稀疏。

公允地说，比较其他国统区报纸，大公报对当时还在野的共产党是“帮忙”多于批评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流传甚广的毛泽东所说“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指大公报没有追随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那句话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主张、政策、动态，正是通过大公报这个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传播出去的，（抗战期间，陪都重庆有60万人口，大公报发行10万份，超过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其他各报发行量的总和）使得广大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了共产党，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比较中认识了共产党。

（笔者注：关于大公报抗拒国民党要求报纸“对共党、共军一律称‘匪’”的指令，有人夸大为“大公报从来不用‘匪’字”。这个说法并非事实。查阅当年的大公报，“匪”字同样出现在版面上。实际情况是，大公报记者写稿子不用“匪”字，编辑照发，不做改动。而大公报使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稿子时，编辑同样不做改动而照发，因此出现了“并存”的样式。这个区别虽然微小，却恰恰是大公报“尊重客观事实”的体现——包括稿件的写法这个事实。改动了中央社稿子中的“匪”字，也就不是国民党的表述了。）

至于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大公报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积极鼓吹“国家中心论”，对这个当时领导全国抗战、中共也承认并将红军改编纳入其国军系列的合法政权，确实是极力维护的，有关国民党的宣传也多，但同时保持着批评的立场，甚至与之发生矛盾、冲突。

国共内战爆发以后，大公报从反对分裂、反对内战的立场出发，以“中立”的姿态，对国共双方都曾有过批评。如果说，内战初期，大公报基于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书生气十足，对在野的共产党批评较多是事实，（指责大公报“骂”共产党的那几篇社评，都发表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那么，内战后期，面对当局贪腐、无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现实，大公报对执政的国民党越来越失望，批评也更多，不仅“小骂”，而且“大骂”，以致招来国民党的“反骂”，直至公开迫害，也同样是事实。

军调、和谈、大公报

大公报对国共两党报道最为密集也相对“平衡”的阶段，是在军调与和谈期间。如果从当时执政与在野的角度看，对中共的报道则更引人注目。

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和谈继续。军事调处执行部，就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借助美国政府，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以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为主要任务的工作机构，1946年1月设立于北平，简称军调部。同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军调步履维艰，延至1947年初，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2月，军调部解散，前后存续400余天。

军调期间，大公报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国共两党的活动做了大量报道。

1946年初，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到任后，即紧锣密鼓“调停”国共军事冲突。1月7日，成立了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10日，张群、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分别向各自的军队发出停战令；11日，大公报特意刻制“停战令下！”四个特大号字，做了消息标题，并发表社评为停战欢欣。13日，“三人小组”下设的军调部三方委员抵达北平。大公报报道称：

军调部三方代表（美国罗宾逊、政府郑介民、中共叶剑英）率部分工作人员飞抵北平，分住北京饭店三层楼内。军调部职员均佩圆形徽章，标有中英文图案字，两端麦穗，上方有三环相连，做团结之象征。罗宾逊对政治协商会议及执行部前途均深表乐观，但同时认为“任务至艰巨”。郑介民连称“不算旧账”，相信一定能够全部停战。他说，“九年未能成功的谈判，再谈我们一定老了。”叶剑英自称“土包子”，从未来过北平，只听说北平可爱。他说，“团结是世界历史的喜事。我来时，政治协商会议才开了三天，但代表们十分公正坦白，空气祥和。总之，盼对和平建国有一个各党派、无党派所共同承认的纲领，然后再谈政府的组成。”叶并表示，同意应先停止宣传战，希望新闻界朋友帮忙促成团结。

北平军调部设立的同时，中共主办的解放报（三日刊）和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也公开出现在北平。这些机构的存在及活动，愈发使北平成为当时北方军事、政治敏感、中外各界瞩目的城市。

为了及时报道北方局势的发展变化，大公报调派得力记者，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初期有徐盈、子冈夫妇，军调开始后，张高峰、戈衍棣等先后加入，由徐盈任主任。他们的采访报道，自然把军调动向作为重点内容，尽其所能把国共双方的主张、态度和行动报告读者。

由于种种因缘，这几位大公报记者在内战中的公开报道和幕后活动，都明显表现出反对内战的倾向。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对时局的认识起着决定作用，而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徐盈、子冈夫妇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张高峰虽无党派身份，但与徐盈、子冈是多年同事、好友，与一些共产党人也是相识相知的朋友，甚至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的外围活动，向他们通报国民党的有关情况。

明了这几位大公报记者的政治身份、背景，有助于理解他们的报道倾向。不过，与中共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影响他们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与操守，他们的报道不仅恪守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尽可能全面反映各方动向、意见，而且往往通过某些现场细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

1946年1月18日，大公报发表子冈通讯《三委员在北平》：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委员到北平四天了，人们对他们的注意与热望,不下于蒋主席之来北平。二百万北平市民之能读报的也就只占十分之一，但一般的都具有很浓厚的新闻常识。……北平的报章像是时局的温度计，又像炎夏时节枝头的知了，（报童）他们喊着，把人民的心给跟着掀起。

北平这笼城，在三委员未来时正在作粮价物价的涨价竞赛，涨得人们晕了头。市政当局一个劲儿喊平抑、惩罚，但是捉几个奸商有什么用呢。平粜与救济面粉如石沉大海，连一丝涟漪也引不起来。三委员之来给市政当局解了围，在叶剑英参谋长初到北京饭店接见很多新闻记者的时候，一位官方报纸的记者坦白地对他说：“您再不来不得了啦，北平二百万人民盼了您多久了。”叶笑着，于是谈着城市乡村的呼吸相联的问题。叶氏谈到“中国内部冲突本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现在弄得由美国朋友参加帮忙，我们一方面感激，一方面惭愧。”……现在很多中共干部和技术人员已自张垣出来，我问：“有女的吗？”执行部的政治顾问徐冰笑说：“我们的女的到这大城市来得先受一番训练，真是土包子啊！”

北京饭店目前虽非执行部专用，但警卫仍如同战服团包用时一样，美国宪兵在每层楼上守卫，这对于政府代表是司空见惯，对于中共代表却有点那个。美国代表罗宾逊在三楼，政府代表在二楼，共党代表在一楼。……互相联络商洽至为便利，而且非常巧合地,郑介民与叶剑英是广东同乡，他们外貌除了后者多一撮黑须外，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都是方圆脸，结结实实的。

郑介民委员是留日学生，他的对手却是留俄学生。郑氏下机后便说要坐火车回去，他也许有把握才说这句大话，“半个月以后津浦通车”的消息已经不仅给予他一个人以喜悦。据说张垣到北平之间，也只有五十里路的铁轨尚未修好。

三个委员有时候一起在北京饭店里吃黄油面包，有时一齐出席宴会，十八日午后招待记者们。为了慎重，问题是事先提出的，而且预发出入证，因为办公人员尚未到齐，三位委员尚未正常地到协和医院去办公。（笔者注：军调部办公设在协和医院）想不到P.M.C.今天为了中国兄弟的协和也来效力。

政府负责新闻发布的是中宣部大将季泽晋，他向记者声明，与中宣部全无关系了，完全算执行部的人。他的中共对手是龚澎女士，他们在重庆便已很熟，所以工作颇为便利。龚澎抵平以后每夜忙到三点才睡。新华日报颇想在北平出版，据说筹备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政治协商会议真的带给全国以和平以及言论自由。

李宗仁氏也说，中国内争如同一个家庭里兄弟的失和，不劳驾邻居的劝解也可以和好的，这和叶剑英说法刚好如一，那么在邻居上来帮忙以后，想来和好更是指日可待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