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史沫特莱的到来（摘选自第六篇“形式与结果” 第一章“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搬迁到延安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现在可以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舒适了。这个新的“红色”首都一点也不像保安。后者仅是个尘土飞扬的荒凉的小村庄，大多数房屋破败不堪。而在延安这个地方，生活充满了活力。“农民和小贩们在露天市场上出售肉类、鸡蛋、蔬菜和其他食品，”奥托·布劳恩回忆说，“小商店和饭馆，乃至一些非常正规的企业都还在正常营业。总之，延安处处透出一股安宁和正常的生活气息。这种画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

延安这座古城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20年，“天下”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在距中原100公里的北方修建万里长城，此举使这个城市的地位变得格外重要起来。那时的延安叫延州，在秦始皇以前一直是一个荒凉的小镇，而长城的修建使得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地位逐渐下降，但始终不失为在中国本部和游牧民族生活的荒凉干燥的鄂尔多斯草原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延安地处一个狭长的山谷中，位于宽阔的延河南岸，河水不深且水中沙石很多。小城的四周都是黄土峁。巨大的、起着堡垒作用的城墙几乎把整个城市都围了起来。城墙上，一个个被女墙围起来的方形塔楼直刺蓝天。四个城门——一个北门、一个南门及一大一小两个东门——就在塔楼之下。城市的西边和西南边没有城门。在这两个方向，堡垒似的城墙沿着山脊蜿蜒伸展，保护着这座城市免受任何不速之客的侵袭。

从整体上看，这座城市是由狭窄而繁忙的街道、覆有弧形瓦顶的住房组成的多个呈长条状的街区，以及属于当地精英人物的奢华的花园式建筑和私人住宅所构成的。不过后两类建筑已被他们的主人抛弃了。环绕着这座城市的众多山峰中的一个山顶上矗立着一座优美的九层宝塔。此塔高耸入云，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延安（字面意思是“长期的平安”）看来有希望给毛和他的同志们以期待已久的休养生息。与国民党之间的和平正逐渐成为现实。

3000多人居住在这座小城里，但还是有足够多的空房子，因此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能找到舒适的住所。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和其他中央委员及其妻子大都住在位于城西的凤凰山脚下。这一带原是本地富商和地主们聚居的一个高档社区，原来的房东们在听说共产党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后，自然都已在第一时间逃之夭夭。毛夫妇住进了一所富商的房子。洛甫、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分别住进了附近的房子。这些房子采光充足、宽敞且十分干净。从房间里远眺，呈波浪状延伸的一个个黄土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清晰可见。在毛的兼做客厅和卧室的那间房子里，挨着一个窗户，摆了一张很大的木制的床；在另一扇窗户下面，还有一个传统的、用壁炉里的烟加热的炕。除此之外，全部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个书架及一个特大的木制澡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装文件的柜子，只好用几个空油桶来临时凑合。这些油桶是毛刚刚搬进这个屋子的时候他的卫兵们弄来的。这些油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毛就这样给他的中国家具添加了一点美国风格。

在城的北边，离城不远处，沿着延河两岸，在黄土质的群山的陡峭的山坡上有许多窑洞。一排排窑洞绵延十几里，远远望去就像是燕子筑的窝，又像是蝙蝠洞。大多数红军官兵就住在这些窑洞里。另外，也有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宁愿住在窑洞里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而不愿享用“封建贵族”的奢侈住宅。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毛泽东及其同僚对他的不满，他的感受是越来越强烈了。

一位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45岁的美国女记者于1月底或2月初来到延安。她是个持左派观点、举止颇有男子气、鼓吹女性参政、极端蔑视资产阶级道德、天真地崇拜斯大林的人。她也住在窑洞里。她不是任何一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在此次来到陕北以前，她与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实际上，30年代初的时候，她曾扮演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的非正式代表的角色，偶尔也在共产国际特务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传递过前者给后者的金钱和指示。凭借着苏联军情特务理查德·佐尔格的一手安排，那时化名安娜的她也卷入了在上海的苏联间谍小组的活动。佐尔格当时的化名是约翰逊。1930年，史沫特莱成为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有那么几个月，这位被她称为“迷人的赫拉克勒斯”——她在给一位女友的一封信里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的男人的非凡的魅力令她癫狂不已。来到延安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有礼貌地拒绝了。虽然她接受了中国朋友们对此的解释，但这一婉拒对她而言依然是一个打击。她的中国友人认为，作为一位有才华的记者，她最好还是保留党外人士的正式身份，那将能够使她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史沫特莱隔壁的那个窑洞里住着她的译员、迷人的话剧女演员吴光伟，后者也是不久前才来延安的。史沫特莱叫她莉莉，这个名字对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26岁的莉莉面如满月，举手投足犹如百合花一样优美。她与史沫特莱之间的差异和她与所有其他居住在延安这个营地的“营员”的差异一样大。在延安的所有妇女中，她是唯一使用化妆品的人；她的化妆品数量还不少，都是她自己从西安带来的。她的又长又黑还烫卷了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散落在双肩，煞是好看。她对自己的皮肤和指甲的护理也堪称无微不至。使自己形象出众的欲望驱使她有意违反大家都恪守的规矩。其意料之中的结果是，许多男人，包括那些已婚男人，都开始注意到她的存在。

毛也做不到对她的诱惑无动于衷。但从表面看来，他与莉莉的关系还是非常单纯的。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在有空的时候拜访这位迷人的女演员和她的邻居，几个人一起聊天，喝咖啡，吃苏打饼干，打牌，有时还喝点米酒。苏打饼干是史沫特莱带来的，她患有胃溃疡，因此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种食品。虽然他确有几次留下来和她们一起吃饭，但他的举止还是得体的，没有试图与“吴同志”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看起来他只是欣赏这位正在为革命斗争做出引人瞩目的贡献的女演员的艺术才华。吴莉莉当时正在延安的舞台上主演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在剧中饰演尼洛夫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城里开始出现流言。女人们（其中多数是已婚的）对这些流言尤其感到不安。作为活跃的党员，她们与其丈夫们一起经历过一系列艰苦的考验：内战、长征、国民党的封锁、饥饿、轰炸及与自己的孩子的生离死别。所有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自认为是革命的道德主义者，在她们的字典里没有“魅力”和“女性特质”这类词。花花绿绿的衣服、化妆品和时髦的发型只能招致她们的蔑视，与不熟悉的男人的无拘无束的社交在她们眼里几近通奸。她们的生活作风具有严格的游击队式的清教徒风格。她们与包括自己丈夫在内的男人们的关系是战斗中的同志关系。她们穿得和男人一样，剪着短发，做起事来非常谨慎但也非常独立。她们也不想在任何方面输给男人。说她们不像女人，恐怕并非夸张。

有鉴于此，吴莉莉对自己女性特质的张扬触怒了她们，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接着传来的，竟然是她与毛“私通”的消息！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给延安的妇女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与莉莉交往。终其一生，史沫特莱从未使用过化妆品，她的衣着也和男人差不多，她从不装腔作势，她还一往情深地爱着共产党。但是，她的言行有点过分粗鲁、过分自信，也过分独立了。她信奉“自由的、革命的”爱情，拒斥婚姻，称其为奴役妇女的枷锁。她在会上发言时直言不讳，在窑洞里与男同志谈话动辄几个小时，还宣传生育控制技术。朱德的妻子、坚定而又充满活力的康克清尤其讨厌她。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开始为康的丈夫写传记，且对她的丈夫一见钟情。史沫特莱也不想掩饰她对朱德的感情，称后者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她以写书为借口，花了显然是太多的时间与朱德待在一起。

康克清和贺子珍是反对史沫特莱和莉莉的，不久后延安所有的革命妇女都加入了反对的阵营。可是，史沫特莱和莉莉显然对此浑然不觉。她俩继续与朱德和毛泽东会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他们。此时，延安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丁玲，此人也是一个观念彻底开放的女人；另一位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佩格”或“佩吉”。这个笔名为尼姆·威尔丝的美国女记者于4月底来到延安。她像好莱坞女影星一样迷人，但与那几位女人不同的是，她行事相当低调。不过，她还是经常出席史沫特莱举办的社交聚会，因为她看不出她们有什么不好。

显然，这些女人是在玩火。她们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毛常去看她们，给她们朗读自己新作的诗词（这时的他又开始写诗了），与史沫特莱谈论浪漫的爱情。把他们引向爱情话题的人通常都是莉莉。不久，她和史沫特莱一起产生了办一所交谊舞学校的念头。她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和几张狐步舞唱片，在一座被废弃的教堂——该教堂的传教士们已经逃走了——里组织了一场音乐晚会。这种公开的“放荡行为”使中共领袖的妻子们深感震惊，引以为奇耻大辱，因而一致采取了视而不见这种引人注目的态度，但她们的丈夫大都欣然参加。朱德、周恩来和贺龙尤其活跃，认真学习美国式的舞步。就连苦行僧式的彭德怀也出现在了这场不寻常的晚会上，虽然他只是站在一旁观看。

7月至9月，这些女人陆续离开了延安。不久之后，贺子珍也离开了。她就这样离开了丈夫和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女儿，去了西安，借口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治伤。她体内的子母弹弹片确实令她不舒服，但取出这些弹片绝非她离开的主要原因。可也没有人说得清真实的原因。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伤处的疼痛恶化了她的健康，也使得她对毛的无伤大雅的娱乐活动做出了病态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内外形势迅速地变化着。

毛泽东写给孩子的信（摘选自第六篇“形式与结果”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

可怜的子珍！到这个时候她才被迫品尝到了苦酒的滋味。当获悉自己的丈夫已另有新欢的时候，她惊呆了。毛给她寄了一封信，把离婚的决定正式告知了她。两年之后，毛又把他们的女儿送到莫斯科与她做伴。至此，他们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当然，与分别已达三年半的女儿重逢令她十分高兴。但这是一种苦涩的欢乐。最初，她和娇娇住在隶属于共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一所疗养院里，疗养院位于莫斯科附近的莫尼诺村，这里也是子珍接受长期治疗的地方。这时的她对于政治学习和工作都已厌倦，什么也不想做。因此，她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小学阶段考试成绩只是一个C。在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秋，她和她的女儿转移到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子珍在儿童院做起了保育员的工作，娇娇在那里读书。在这个儿童之家里，毛的女儿被称为塔尼娅·超超（音译）。毛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也住在那里。他俩是在1936年秋天抵达莫斯科的。从上海到莫斯科的行程花了他俩几乎六个月的时间，中途经过了香港、马赛和巴黎。顺便说一句，他们从巴黎到莫斯科的行程是由当时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康生安排的。1936年11月，这两位“英雄”终于到达了“社会主义的彼岸”，接着分别以谢尔盖·永福和尼古拉·永寿的名字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登记入学。1938年春，他们结识了子珍。自那以后，他们与她总的说来相处得很好，他们甚至开始称她为“妈妈”。再后来，他们也获悉了他们的父亲再次结婚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这些传言是否属实，但他们至少设法做到了不去问贺妈妈这方面的事情。“为使她心灵上的创伤减轻些，我们想方设法使她高兴，”岸英和岸青后来回忆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有时说国内，有时谈国外。但谁也闭口不提我们总想到的一个人：我们的爸爸——毛泽东。”

他们的父亲给他俩和他们的妹妹娇娇寄来了一封信：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封信是这位做父亲的自1927年8月31日清晨离开他的儿子们之后给他们写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在一年半以前的1939年8月26日寄出的，只有短短的几行字。那封信是周恩来带到莫斯科的，周那次赴苏是为了治伤，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养女。

很难把这封信说成一封充满温情的信。虽然江青在五个月前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信中却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这次新的婚姻。1940年8月3日，李讷降生在延安的一家医院里。讷的意思是“谨慎”。同大女儿娇娇一样，毛给李讷选了“李”字做姓，这个姓来自他的化名“李得胜”。他给她取的名字则同样源自孔子的那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生活在继续，毛眼前的天地越来越开阔。到李讷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支配了中共，他的军队业已在日本人的后方控制了多个游击区域。